故宫博物院藏品《甲申十同年图》：

曾鉴参与一场历史上最牛的“同年会”

文 / 王琼华

我特别喜欢《甲申十同年图》，是在我喜欢上了画人物时。之所以喜欢得有点“特别”，是因为这幅名画中还有一个汝城老乡。

那是偶然的一天，我看到了故宫博物院藏品《甲申十同年图》。我有一习惯，喜欢上的画作，都会去了解一下它的创作背景，画作迅速生动起来。原来，这幅画是明朝时一次“同年会”的“合影”。

这些人是谁呢？

在了解他们的身份时，我惊呆了：这张画出来的“合影”中，竟然有一个叫曾鉴的官员，还是一位汝城籍进士。

（一）

我为什么说历史上堪称最厉害的一次“同年会”呢？

先来看看画中十个人物的身份：

官任太子太保、刑部尚书的闵珪，工部右侍郎张达，工部尚书曾鉴，礼部右侍郎掌国子祭酒谢铎，吏部左侍郎焦芳，兵部尚书刘大夏，都察院左都御史戴珊，户部右侍郎陈清，南京户部尚书王轼，以及户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李东阳。

在明朝官制中，文官最高职位为“七卿”，即六部尚书、都察院都御史，内阁大学士成为事实上的宰相。可见，出席这场聚会的大学士、都御史、尚书、侍郎，都是当时最高权力机构的成员。那场面真是应了一则顺口溜：群英荟萃聚华堂，好友相聚喜洋洋；笑语欢歌映红颜，共赏良辰乐未央。

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大腕云集的“同年会”呢？

当然，我们需要了解“同年”情结。

“同年”一词，本是唐宋科举制度下同榜者的彼此称谓。明清时，乡试、会试同时考中的举人、进士都可称同年，他们称主考官为座师。与“同年”相类似的现象，在汉末察举中就已萌生了，“同岁”即是因同年贡举而形成的私人关系，“同岁”间存在着特殊的亲密关系。在科举时代，士人中举后进入官场，原来的宗党乡里的关系就远远不够用，为个人权利计，就必须在官场中编织新的关系网。利用“同岁”或“同年”而相交接即是方式之一。官场衍生出的“同岁”“同年”纽带，较之乡里亲缘纽带能为个人提供更大的帮助。在几十年的仕途生涯中，同年的关系是很微妙的，往往同声相和，同气相求，相互援引，结为纽带。正如顾炎武《日知录》“同年”条所谓：“其云同岁，盖即今之同年也。私恩结而公义衰，非一世之故矣。”所谓“同年”之情，其实就是自古有之的“圈子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有趣的现象，其影响力可想而知。天顺八年（1464年），进士共有247人，包括《甲申十同年图》中这十位人物，散布在全国各地。四十年后再聚首，当年的甲申进士已成为朝廷重臣。

在那个没有影像记录的年代，聚会之后，只能用画作“合影”。

也算超奢华的一种留念方式。

《甲申十同年图》就是一副中国明朝弘治年间的十位朝廷重臣的群像。

（二）

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

三月二十五日。

天朗气清，惠风和畅。

闵珪府第达尊堂内，正在举行一场聚会，众人燕饮唱和，热闹无比。赴会的都是当朝重臣，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都是天顺八年（1464年）同榜进士。

原来，闵珪头几天看到王轼来朝，非常欢喜，当即就说自己做东，好让“同年”们也趁这机会聚一聚。

接到闵珪的邀帖，曾鉴欣喜十分。看看日子，便夜以继日把手头上的活赶完了。他得去见见王轼，还有其他“同年”。在朝中，曾鉴在交朋结友这事上算是一个低调人物，却从不缺席“同年会”。有一副傲骨的曾鉴，其实也是烟火气熏成的。普通而不普通，俗人而不俗气，就之如云，望之如月，知世故而不世故，这就是曾鉴。是呵，傲骨不在市井，却在人心。但曾鉴没料到，这场事前并没有计划的“同年会”，其档次竟被安排得超乎想象，非常温馨。

原来，祁闵珪是一个重感情的人物，又是“同年”中的老大哥，便把这场难得的聚会筹备得十分完美，除了吃吃喝喝的细节做好了，还专门邀请了大名鼎鼎的画师现场画像留念。它当然比如今用相机拍几张照片更有意义，更见艺术价值。在现场，曾鉴没发现焦芳，便跟李东阳打听。原来，吏部左侍郎焦芳因赴湖南公干。这次出席聚会的“同年”，其实是有九人。曾鉴品茶时看到一张椅子没人坐，不由一吁：“有点遗憾！”祁闵珪当然不想有什么缺憾。李东阳《甲申十同年图诗序》中称，“十人者皆画工面对手貌，概得其形骸意态，”原来未能出席的焦芳，也是“预留其旧图者而绘之，仅得其半而已。”可见，仪式感满满的。

这幅十同年图卷，绢本设色，纵48.5厘米，横257厘米。画面人物分为三组，皆身着官服，正襟危坐，人物的排列坐次不以官位高低，而是按年纪大小安排的。因此，年纪最长的闵理居于中间，李东阳年纪最小，居卷最后。这个安排算是中规中矩。

画面共分三组，自右端卷首起依次为王轼、焦芳、谢铎、曾鉴、闵珪、张达、戴珊、陈清、刘大夏、李东阳。十人皆身着官服而坐，表情、姿势又各有不同，栩栩如生。

第一曹（三人）：

王轼：时年六十五岁，高颧多髯，髯发半白，袖手而略向右侧坐；

焦芳：时年六十九岁，胡须不多，鬓发斑白，左手握带，右手扶椅，端肩正坐；

谢铎：时年六十九岁，微须多鬓，白发细长，左手扶膝，右手持一书册，略向左侧坐。

第二曹（四人）：

曾鉴：时年七十岁，胡须稀稀，面色发红，左手握带，右手扶膝，略向右侧坐；

闵珪：时年七十四岁，虎头方面，大目高鼻，须髯长而微白，左手握带，右手持牙牌，稍偏左正坐；

张达：时年七十二岁，须发皆白，面容老皱，双手握带，稍偏右正坐；

戴珊：时年六十七岁，面色发红，不见长须，袖手端肩，正襟危坐。

第三曹（三人）：

陈清：时年六十六岁，红面略长，双眉浓黑，须发斑白，略向右侧坐；

刘大夏：时年六十八岁，脸面略方而长，须发皆白，左手握带，右手按膝正坐；

李东阳：时年五十七岁，脸面略长且消瘦，胡髭数根，左手扶膝，右手持书卷，略向左侧坐。

画面背景以梧桐、苍松、修竹、芭蕉及洞石衬托，象征人物的高洁情操和高雅情致，其间还穿插小童七名以及几案、书册、酒具等。画面简练有序，未作过多渲染，这让朝廷高官之显赫地位得到突出，体现了画作的宗旨。读画时，我发现，谢铎手持一书册，这般“设计”，忽然让整个画面多了几分文气。

卷后，有李东阳所书《甲申十同年图诗序》，钤白文“宾之”、朱文“大学士章”印各一方，并有十位官员的唱和诗。诗皆为七律，各人或一首、或两首，惟李东阳作三首，共计十八首，皆为本人亲书。卷尾还有聚会次年谢铎所作之《书十同年图后》，嘉靖十八年（1539年）刘栋书于之《书庄懿公同年燕会卷后》、隆庆三年（1569年）王世贞题跋、明亡后闵珪玄孙闵声所书之《甲申十同年图卷后跋》、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闵氏裔甥沈三曾所作之图考、沈涵之七言长诗以及民国二十年（1931年）谭泽闿之题跋。

此图当时共画了十本，每家各留一本。故宫藏品属闵家所留，在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为法式善收藏，也是十本中仅存的孤本。

甲申十同年聚会与《十同年图》，即是对雅集和雅集图的继承和发扬。

“雅集”源于唐朝“香山九老”的聚会。唐武宗时，诗人白居易晚年在故里香山（今河南洛阳龙门山以东）与胡杲、吉旼、卢真、张浑、郑据、刘真、狄兼谟、庐贞八位耆老燕集，有仰慕者绘成《九老图》，成为千古美谈，后人多有效仿。宋仁宗时，重臣杜衍致仕后在睢阳闲居，与王涣、毕世长、冯平、朱贯四位故官优游宴饮，当地人作有《睢阳五老图》，亦闻名海内。此类雅集活动深受文人士大夫追慕，而且成为常见的绘画题材。时至明朝，官员们的雅集，与前代雅集参与者多为致仕官员或山野名士有了一些变化，除追慕前贤之外，更愿意直观地彰显自身地位和赞美“盛世明君”的目的。

正如李东阳在《图序》中所言：“唐九老之在香山，宋五老之在睢阳，歌诗燕会皆出于休退之后。今吾十人者皆有国事吏责，故其诗于和平优裕之间，犹有思职勤事之意。”

由此可见，明朝士大夫阶层，当时盛行雅集宴饮，诗文唱和，这其实是一种时代标志，所诞生的画作就是一种时代的写实。

我在考证这画作历史与文化背景时发现，明孝宗在位期间，朝廷中有不少正直之士，可见当时的官场有一个清明环境。武宗之后，明朝由盛转衰，君臣其乐融融的情景再不复见。在我眼中，这画里十位大臣失去“个性”，所显露的皆于威严持重、儒雅从容的情态，于诗文中所体现的胸无芥蒂、忠君报国的情怀，俨然是孝宗朝修明政治的生动写真，也成为明朝繁盛时期的最终见证。 此次聚会之后，几乎在不长的时间段，画中十人相继谢世，而且明朝由盛转衰，一发不可收拾。面对这幅画，后人自然有不少触动，唏嘘万千，其中一感叹者给这幅画作跋称：“弘治之甲申，以得人成太平之隆；崇祯之甲申，以庸臣洒鼎湖之泣。人之云亡，邦国珍瘁。阅此图而益深今昔之感也。”当今的我们，观此图卷，是会追怀画中人投身仕途时的意气风发？还是明代极盛时期政治清明的图景？我想，盛筵易散，更是会让许多人无奈。

（三）

据汝城曾氏族谱记载，当年曾在县南门内建有一座尚书坊，以此纪念曾鉴。

明史对曾鉴也有记录：

曾鉴，字克明，其先桂阳人，以戍籍居京师。天顺八年进士。授刑部主事。通州民十余人坐为盗，狱已具，鉴辨其诬。已，果获真盗。成化末，历右通政，累迁工部左侍郎。弘治十三年进尚书。

孝宗在位久，海内乐业，内府供奉渐广，司设监请改造龙毯、素毯一百有奇。鉴等言：“毯虽一物，然征毛毳于山、陕，采绵纱诸料于河南，召工匠于苏、松，经累岁，劳费百端。祈赐停止。”不听。内府针工局乞收幼匠千人，鉴等言：“往年尚衣监收匠千人，而兵仗局效之，收至二千人。军器局、司设监又效之，各收千人。弊源一开，其流无已。”于是命减其半。太监李兴请办元夕烟火，有诏裁省，因鉴奏尽罢之。十六年，帝纳诸大臣言召还织造中官，中官邓瑢以请，帝又许之。鉴等极言，乃命减三之一。其冬，言诸省方用兵，且水旱多盗贼，乞罢诸营缮及明年烟火、龙虎山上清宫工作。帝皆报从。

正德元年，雷震南京报恩寺塔，守备中官傅容请修之。鉴言天心示儆，不宜重兴土木以劳民力，乃止。御马监太监陈贵奏迁马房，钦天监官倪谦覆视，请从之。给事中陶谐等劾贵假公营私，并劾谦阿附，不听。鉴执奏，谓马房皆由钦天监相视营造，其后任意增置者，宜令拆毁改正，葺以己资，庶牧养无妨而民不劳。报可。内织染局请开苏、杭诸府织造，上供锦绮为数二万四千有奇。鉴力请停罢，得减三分之半。太监许镛等各赍敕于浙江诸处抽运木植，亦以鉴言得寝。

孝宗末，阁部大臣皆极一时选，鉴亦持正。及与韩文等请诛宦官不胜，诸大臣留者率巽顺避祸，鉴独守故操。有诏赐皇亲夏儒第，帝嫌其隘，欲拓之。鉴力争，不从。明年春，中官黄准守备凤阳，从其请，赐旗牌。鉴等言大将出征及诸边守将，乃有旗牌，内地守备无故事，乃寝。其年闰正月致仕。旋卒。赠太子太保。

这段文字很简洁，却生动描述了曾鉴一生为官中的三个特点：这人谏阻奢靡，这人体恤民力，这人正直敢言。

是的，在朝庭中，曾鉴就是这么一个人物。

俗间日常中，曾鉴留给人们的却是另一种印象：温纯待人，喜怒不形，处事裕如，不事矫饰。有两传说，一是说回家下轿时，总要跟轿夫聊上几句，甚至有一天还把两砣银子递给一轿夫，说是贺礼。原来这轿夫第二天要嫁女，也不知道曾鉴从哪听到这事，并记住了明天这个日子。一是曾鉴闲逛时，见一乞儿拿树枝在地上写字，便好奇凑上去看了看，发现这字还写得极其工整，十分惊喜。当日，曾鉴牵起这乞儿的手，送他进了一家友人办的私塾。后来，这乞儿做了曾鉴儿子的书童。

（四）

“追忆往时之少者、壮者，使猝然而逢之，若不相识也。其以地以姓论之，无一同者。以官则六部之与都察院，其署与职亦莫能以皆同，盖所谓不齐者如此。然摅志效力，各执其事，以赞扬政化，期弼天下于熙平之域，则未始不同。语有之，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今固不可以貌论也，又而爵齿族里之足云乎。孔子论成人以久，要不忘为次，而廉、智、勇、艺、文之礼乐者为至。兹九人者之才之行，汇征类聚，建功业于天下，固将以大有成。”

也就是说，孔子论述如何成就德才兼备的完人时已经强调：长期坚持修养是基本要求，始终保持初心是次要标准，而能够兼具廉洁、智慧、勇敢、才艺、文德，并以礼乐为行为准则的人，才算达到了最高境界。这九种品德与才能兼备的人，若能汇聚同类贤才，共同施展抱负，必能在天下建立功业，最终取得非凡成就。这段论述将个人修养与社会功业有机结合，展现了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追求。

这是李东阳在《甲申十同年图诗序》一段话，我读过很多遍，次次皆有感触。

他少年得志，却很谦逊。

在这序中感叹：“惟予蹇劣无似，方惧名实之不副，而是心也，不敢以相负也。”他觉得自己这个人笨拙无能，实在不成器，正担心自己的名声与实际才能不符。但心中的这份信念，他绝不敢辜负。

事实上，在画中这十人中数李东阳成就最大。李东阳“天资英迈，读书一目数十行下，辄成诵不忘。少入翰林，即负文学重名。”李东阳主持文坛数十年之人，其为诗文典雅工丽，为茶陵诗派的核心人物。同时，李东阳四岁时便能作大字而名动朝野，《献征录》中称：“四岁辄能运笔大书至一、二尺，中外称之神童。景皇帝召见，亲抱膝上，命给纸笔书，赐果钞送归。”历史上，恐怕也只有李东阳有过这般待遇。并且留下一个花絮，入殿过门限时，太监调侃：“神童脚短。”李东阳一听，当即高声应答：“天子门高！”可见李某这一神童名副其实。

李东阳与曾鉴的关系一直较为密切。抑或就是俩人一同在国子监求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弘治年间，李东阳入内阁。弘治十三年，曾鉴升任工部尚书。之间的目标和理念较为接近，事务上也能相互支持与协作。比如曾鉴请求核减内府司监的不合理请求时，李东阳作为内阁首辅，给予了呼应。不过，在刘瑾乱政时期，李东阳选择忍辱负重、委蛇避祸；曾鉴则与韩文等阁臣请诛宦官。后来，韩文等阁臣知难而退，唯见曾鉴持正如故。在这种背景下，曾鉴与李东阳的关系并没破裂。原来李东阳仍在暗中助力过曾鉴等大臣。曾鉴没因请诛宦官而吃太大的亏，应该有其缘故。曾鉴知道，自己与李东阳在应对刘瑾这事上，仅仅方式有所不同罢了。

呵，人世间最靠谱的友谊，也就是四个字：心有灵犀。

曾鉴去世后，李东阳特意写了一篇《工部尚书曾公讳鉴墓志铭》。这篇“墓志铭”近两千字，在类似铭文中算是洋洋洒洒，宏大叙事了。其中由衷赞道：

“卿有六署，公居其三。幼学壮行，老且益谙。工曹最繁，公所终始。世历累朝，岁几四纪。夙兴夜寐，心矢靡他。日累月积，岁计实多。尽瘁而生，得正而毙。亦有余恩，为身后地。凡器之类，锐必先折。公最其锋，有用无缺。凡物之生，早必先萎。公敛其华，有实之理。公不言功，皇则念之。公不责效，天则验之。孰传厥宗，家有介子。孰最厥名，国有太史。”

同时，李东阳撰写了《祭曾尚书文》，祭文中“人生聚会，可谓甚难，南北殊踪，壮老异观。惟今之悲，乃昔之欢”几语，道尽了人生的悲欢离合之情。

在李东阳的印象中，曹鉴性情温和宽厚，平易近人，从不矫揉造作。无论刮风下雨还是酷暑严寒，他都坚持按时上朝处理公务，若白天未能完成工作，便挑灯夜战直至深夜。他天性孝顺父母，与兄弟和睦友爱，共同生活直到白发苍苍也从未有过矛盾。对待家族中贫困急难的亲属，他总是倾力相助，而自己却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从不因俸禄高低或官职升降而改变操守。在吏部任职时，他主动教导年轻有为的后辈准备科举考试，甚至自掏腰包为他们提供读书所需的灯油费用。后来这些青年中有两人考中乡贡，一人高中进士，这些人都终身感念他的恩德。即便是府中最底层的仆役，也都由衷敬仰他，从未有人暗藏怨怼。能做到这般境界，实在是非常难能可贵啊。

惺惺惜惺惺。

于是，曾鉴与李东阳做同事，让其跟汝城结了文化之缘。有了曾鉴悉心的“铺垫”，李东阳喜欢与不少汝城籍才子交往甚密，欣然跟汝城写了多篇文旅推文。我印象最深的有两题，一是《龟鹤轩记》，一是《桂枝岭文塔记》。

一日，李东阳与汝城籍进士朱守恕茶叙。喝的还是朱守恕带过来的汝城旱塘茶。朱守恕跟他讲述老家龟鹤石的奇异景象，说：“在县城南寿江里，矗立着两座奇石，形状酷似乌龟与仙鹤。龟石伸长脖颈朝向右侧，鹤石拖着长尾面朝东方。鹤石略高一些，昂首展翅的姿态栩栩如生，翅膀以上的部分都浮出水面，无论是龟甲的纹路还是羽毛的细节都纤毫毕现，仿佛经过能工巧匠精心雕琢而成。两座奇石宛如活物般在江中游弋，人们甚至可以提着衣摆登上石顶，上面能容纳十几人。若深入观察，会发现石腹中空直通江底，江水灌入石腹超过半满。很多人都说，这属湖南境内的一大奇观。”

回到家里，李东阳仍沉浸在“龟鹤石”的传说之中，便提笔写成《龟鹤轩记》。他非常有触动地称道：“我感叹天地之间的气息，万物虽各有类别属性，彼此本不相同，但在差异之中又存在相似之处。人类对此感到惊异，然而造化的精妙奥秘，终究无法完全参透。”他认为，石头本是天地间寻常之物，由泥土凝结、水沫积聚而成，原本并无知觉与灵性。但当它们呈现出奇异形态时，竟能幻化万千形态。龟与鹤本是天地灵物，而奇石竟能与之相似，这样的自然造化尤为神奇。如此看来，人们对此感到惊异又有什么奇怪的呢？他感叹，“物之寿者，莫如龟与鹤。石之寿，殆有过焉者也。江以寿名，地以灵著，其将有征乎。”是呵，江河以“寿”为名，地域因灵气著称，这其中或许蕴含着某种自然规律吧。

于是乎，汝城“龟鹤石”自古闻名于天下。

之前，进京参加会试的朱守恕也曾来拜访李东阳。李东阳愿意见这年轻人，他知道朱守恕即是同朝进士朱海的儿子。一番热聊后，朱守恕提了自己一个念头，请李东阳为自己家乡桂枝岭上的文塔撰写一篇记文，当然还做了形象生动的描述。李东阳答应了。但李东阳是一个大忙人，好些日子也未能动笔。不久，李东阳前往湖湘一带游历。他后来称，汝城明明就在南边几百里外，却因故未能成行，他为此颇感遗憾。李向东返回京城时，朱守恕已经考中进士，荣归故里。不久，与朱守恕同为进士的族兄、即朱英的儿子朱守孚也来拜访李东阳，茶叙时，说到朱守恕聊及文塔记文一事。李东阳当即欣然提笔，一气呵成。

在文中，他复述道：“吾徒生长乎此，出作入息，村行里至，不知山川之为胜也。”也就是在发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般感叹。他同时点赞，这座文塔占据奇绝地势，形制简朴却气象万千，既能让人排遣郁结、舒展心胸，又可作为游赏休憩之所，实为文人雅士不可或缺的去处。

李东阳知道，汝城历来多出科举入仕的才子，世人议论说这是当地山川灵气凝聚的结果。相传那座塔的形影宛如一支文笔，虽曾一度黯淡，如今又重现光彩。但他在文中指出，真正的关键在于当地贤德之人的传承。比如朱氏一族，本就是德行昭彰的名门之后。这个例子举得特别有力。李东阳将这些缘由一一记录下来，希望能潜移默化，让后人们知晓其中深意。啧，真算用心良苦也。

从此，《桂枝岭文塔记》成了一篇汝城人追捧的热文。

时至今日，面对《甲申十同年图》，我们不仅仅可以欣赏一幅极其珍贵的艺术作品。同时，从这幅图中发现，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汝城人完全有能力、也有品行地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

我想，这该是曾鉴最欣慰的地方。

王琼华，笔名王京。籍贯嘉禾，生于汝城。中国作协会员。湖南作协全委会委员。湖南美协会员。湖南电影评论协会副主席。湖南省寓言童话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湖南省文艺人才扶持“三百工程”入选作家。全国文代会代表。曾在郴州市文联工作。1980年开始文学创作，已公开出版《还我风骚》《官方女人》《咣当》等长篇小说和小说集29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