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自传》与高尔基“自传三部曲”关系蠡测

文/向吉发

《从文自传》一经出版，就广获读者好评，被称作“可读的好书”（淑之148）。当前，学者们结合历史文献、沈从文的都市经验、情感需求等，较多讨论了《从文自传》的写作时间、版本流变、真实性、传主形象以及与《朝花夕拾》《古韵》等作品的异同和对汪曾祺、侯孝贤等后来人的影响问题。前人作品对《从文自传》的影响，少有学者关注。实际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自传是作者叙述自己的生平经历，如果接受了前人作品的影响，就意味着自传逾越了历史、个体的界域，进入情感、关系领域；也意味着自传不单是身份叙事，也是思想、情感叙事。将《从文自传》与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对读，可以发现两者在传主形象、文本语言、艺术标准等方面的一致性超出了偶合的可能性，显出某种实质性的联系。沈从文不会外语，进一步论说这种联系，有必要引入“自传三部曲”的译介史和沈从文的阅读概况。

一、高尔基“自传三部曲”与《从文自传》对读

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指《我的童年》《在人间》（又译《在世界上》）《我的大学》，三部作品构成一个叙事整体，艺术性地呈现了高尔基二十岁之前的生活经历。《从文自传》记叙的也是“二十”岁之前沈从文的成长经历。著作伊始，《我的童年》与《从文自传》就呈现叙事一致，即都从亲人的死亡进入童年叙事，其中高尔基叙述的是父亲的死，沈从文叙述的是祖母的死。两部作品所塑造的儿童形象也高度一致，尤其是顽劣方面。《我的童年》强调阿辽沙喜欢打架和赌博，关于打架，母亲惩罚他越重，下一次他便打得越凶，关于赌博，书中写到他经常拿买圣餐的钱下注。阿辽沙也不喜欢上学，差点因恶作剧被学校开除。尽管顽劣，高尔基又强调阿辽沙很聪明，在三年级的实验中拿了奖状。《从文自传》中的“我”也喜欢打架、赌博和逃学，且很机警，打架常常占上风，赌博能一眼看出骰子的七十二种变化。沈从文也写到，“我”虽然顽劣，但并不愚钝，认字背书比同伴们都快。

高尔基将阿辽沙的童年转折点设定在母亲去世，之后阿辽沙离开外祖父家，“走进世界里去了”。沈从文将“我”的童年转折点也设定为亲人（二姐）去世，之后“我”进入“更广泛的学校”。比较两部作品的相关叙述，句式口吻高度相似。

《我的童年》与《从文自传》关于“童年转折点”的文本语言比较

“走进世界”后，阿辽沙真切地感受到底层人的愚昧和邪恶，比如鞋店的伙计、轮船上的乘客，他们倾轧同伴，以恶为乐，同时也遇见很多善良、勇敢的人，如厨师史姆利、工人阿尔达隆。他们不算纯粹的善人，反是有着各种“问题”，但他们同情弱者，追求真理，展现了人性的良善。《在人间》特别写到鞑靼人和哥萨克士兵坦诚、质朴，富有力量，高尔基赞美到：“健壮而孤独的人群，以各个人的力量一致地沿街流散着，这力量引起人对他发生友爱的感觉，与潜入他们里边，好像河流之流进森林里去似的欲望。”（171-172）《从文自传》中的“我”辗转于沅江流域，也看见许多愚蠢的人和残酷的事，比如士兵打断犯人的螺丝骨和杀人，“我们除了看杀人，似乎也是什么没有可作的。”（85）这些愚蠢的人和事给予“我”真切的人生教育，“使我对于城市中人在狭窄庸懦的生活里产生的作人善恶观念，不能引起多少兴味。”（82-83）同时“我”也遇见很多“结实”的人，比如曾姓朋友、刘云亭等。与史姆利类似，这些人也不是完人，如刘云亭杀过两百多个人，有过十七位压寨夫人，但与高尔基一样，沈从文以人性为准则，称赞刘云亭是“一个大王，一个真真实实的男子”（139）。

《在人间》与《从文自传》的又一相似之处是刻画喜好自由的主人公形象。当学徒的阿辽沙喜欢闲逛，“在凄冷的星星下，与荒凉的城市街道之间的夜间的散步，对于我是非常之多的。”（105）《从文自传》中的“我”不论是上学时，还是入伍后，都喜欢“看”，去庙里看人做香、下棋、打拳，去街上看各类店铺，去河边看满载货物的船，总之“我永远不厌倦的是‘看’一切”（105）。

《在人间》与《从文自传》的另一相似之处是刻画主人公的读书人形象，细节处，两部作品都塑造了引路人角色，都强调主人公喜欢狄更斯的作品和勾画主人公的精神成长史。阿辽沙在“善良”号轮船上遇见了对他产生重大影响的厨师史姆利，他提醒阿辽沙要多读书，“你要念书啊，书本里包含着一切所须要的。念书不是空事情！”（129）在他的督促下，阿辽沙读了《虔诚的石头》等，并养成了读书的习惯。之后，阿辽沙陆续读了巴尔扎克、雨果、狄更斯等人的作品，其中他很喜欢狄更斯。阿辽沙从书中获得很多知识，又被“形而上学”等古怪的字词困缚和对眼前的生活生出不满，“读书愈多，越难忍受我当时所目睹的那些人所过的空虚无味的生活。”（472）他因此经常承受着现实生活与书本世界抵牾所产生的撕裂感。《从文自传》中的“我”的读书生活与阿辽沙近乎一样。秘书文颐真相当于“我”的“史姆利”，通过他，“我”知道了氢气球和有了读书意识，之后“我”以读书人想象自己，“我以为我是读书人，我不应当被别人厌”（101）。与阿辽沙的偏好一样，“我”也喜欢狄更斯，因为“他不如别的书说道理，他只记下一些现象。”（105）读书也让“我”产生了某种难以名状的情愫，“我”期待别人帮“我”疏解，但周边没有这种人，渐渐地，“我”与老同事疏远了。《在人间》写到阿辽沙与学生讨论的场景。因为知道的比学生们多，阿辽沙在心中窃喜，同时又有些羡慕和自卑，因为“他们是学生呀！”（385）类似的场景也出现在《从文自传》中，玩伴邀请“我”去宿舍时，因为嫉妒和自卑，“我”有些难受，于是暗示自己正在为国家做事，之后又向上海读工团匿名捐款，以图自我疗慰。

《在人间》与《从文自传》关于主人公离开家乡、去往外地求学的叙述也高度一致。阿辽沙迷茫之际，在街上遇见了舅父亚各夫，他提醒阿辽沙“命运不是快乐的障碍！”（485）于是阿辽沙醒悟自己应该做一些事，之后便决定去喀山读大学。《从文自传》描写沈从文在保靖时，也特别提到姨父聂仁德和工人赵龟武对他的影响，姨父聂仁德给他讲“宋元哲学”“进化论”，工人赵龟武给他看《新潮》《改造》等新报刊，沈从文由是更加向往外面的世界，于是去往北京，学习他不明白的问题。不限于情节，两部作品的描写语言也高度相仿。

《在人间》与《从文自传》关于“求学前”的叙述比较

“自传三部曲”之《我的大学》描写了阿辽沙在喀山“求学”的经历，与沈从文初到北京时的境遇类似。首先两人到了喀山/北京才发现上大学不过是空想，其次两人在喀山/北京的生活非常窘困，再次两人都没有放弃读书，最后因生活所迫而走上创作的道路。

总结来说，高尔基“自传三部曲”与《从文自传》在内容上都塑造了一个不爱上学但很聪慧的顽童形象，都突出主人公爱好自由、崇尚力量的价值取向，都勾画了主人公的精神成长史，且强调他们喜欢狄更斯的作品，都从人性的角度理解有“问题”的人；在结构上都从“死亡”（父亲/祖母）开始叙事，又都将“死亡”（母亲/二姐）设定为主人公的命运转折点，还安排类似的引路人角色（史姆利/文颐真、舅父亚各夫/姨父聂仁德、工人赵龟武），再是一些议论、抒情的句式及其所蕴含的作者情感也有高度相似。这些相似一定程度上超出偶合的可能性，显出实质性的影响关系。退而言之，也可以认为这些相似来自高尔基与沈从文生平经历的相似，所以还有必要由实入虚，进入作者的主观维度进行考辨。

二、《从文自传》的艺术准则与“自传三部曲”的“人生”思想

记忆具有不可靠性，加上作者自我修饰的心理，自传不可避免地具有主观性，那些不愿被作者提起的事会被省略，符合作者心理期待和身份预设的事则被详尽叙述。《从文自传》显示的是经沈从文筛选、重组后的经历，参照互文性文本和文史资料，可以看到原生态的、被省略的部分，映现在取舍之间的便是沈从文的主观世界。

其一，《从文自传》以虚构、夸张的手法夸大了“我”的顽劣习性。《从文自传》写到“我”是一个游泳高手、爱斗蟋蟀、赌术高明，且爱讲野话和逃学。王嘉荣指出，“凤凰人爱讲粗野话，不少孩子也学会了，但沈从文不讲，沈从文不去赌博，爱斗蟋蟀的是他的弟弟沈荃。少年沈从文也不是游泳里手，他只能在凤凰北门城外跳岩边的浅水里玩。”（97）沈龙珠也说，“父亲其实不会游泳，我从未见父亲下过水。”（转引自明跃玲66）与《从文自传》存在互文关系的《记陆弢》显示，“我”是一只不懂水性的“旱鸭子”。所以《从文自传》写到的游泳、斗蟋蟀、赌博等是沈从文为自己编织的“美丽的谎言”。

其二，《从文自传》夸大了“我”所见及的杀人数目。《辛亥革命》写到“革命”失败后，官府从城边抬回四百一十颗人头，之后每天杀一百人，持续一个月，河滩上总留着四五百具来不及掩埋的尸体。《凤凰县志》记载，“袭击县城受挫，牺牲170多人。”（9）这里的“170多人”与《辛亥革命》中的杀人数目存在悬殊。《清乡所见》写到我们队伍在榆树湾杀了一千余人。对此，《芷江县志》《怀化县志》均无记载。梁建昆编著的《湘西护法总司令：张学济》只说张学济部正法盗匪20余人，民心得以迅速安定^①。这里的“20余人”与《清乡所见》的“一千余人”相差甚远。关于杀人的叙述，《从文自传》内部也有矛盾。《一个大王》写到“我”从刘云亭那里学习杀人等古怪课程，据《辛亥革命》《清乡所见》描写，“我”对杀人之事早已司空见惯，与此时再从刘云亭处学习存在逻辑上的抵牾。综上来看，《从文自传》有关杀人的叙述有失实之疑。

其三，《从文自传》弱化了“我”自重自爱的一面。晚年沈从文提及，他的小学老师田名喻曾教导他“自轻必然自贱，自尊才能自贵”，他牢记在心，发奋读书^②。《题〈寄庑图〉后》也有提到，我们一群小顽童受田个石（即田名喻）的影响，由拼命逃学转向一心向学。《从文自传》隐去田名喻不太可能因为记忆，因为在1933年10月，沈从文还托他转函，所以隐去是刻意为之，弱化“我”自重自爱的一面。对此，也可从《从文自传》内部获得线索。《姓文的秘书》描写“我”看见《辞源》后爱不释手，然后走上读书的道路。如果“我”是个只知道讲野话的小兵，何以会被《辞源》吸引，何以走上读书的道路。所以，沈从文的形象更如《堂兄》所描写的那样，别人赌博时，他发奋练字，从一开始就与其他小兵有所区别。

存在如上失实、避实症候的《从文自传》所要呈现的不是历史事实，而是经沈从文纵横组合、艺术加工过的自传事实，“纵的一方，他把事实组成一个发展链，让读者看到自我的演进过程。横的一面，他把事实周围的动机和盘托出，使读者从意义中领悟到经验。”（赵白生26）《从文自传》开篇所说的“我真真实实所受的人生教育”，则是沈从文进行艺术加工的准则，契合“人生教育”的事被详细、夸张叙述，反之则被粗略叙述或被省略。《从文自传》失实、避实的症候由是而生。“人生教育”因此既是《从文自传》中“我”的身份属性，又是沈从文重构自我形象的艺术标准。

高尔基“自传三部曲”的艺术准则也是“人生”。“高尔基认为：观察和研究各种各样的人，从他们的个人经历、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直至内心生活中吸取创作素材，这是每个作家进行创作的必由之路，是作者必修的基础课。”（王远泽309）高尔基“自传三部曲”的审美价值之一便是运用多种艺术手法，勾画各种各样的人生，传主阿辽沙是其中之一，再有哥约夫舅舅、“马高尔”皇后等。通过勾画各种人生，高尔基试图揭示俄罗斯人身上的痼疾和沉疴，让人们知道“我们全都过着卑贱污秽的生活，就是生活在卑贱污秽里面”（高尔基，《在人间》476）。高尔基也意识到这种“俄罗斯式的愚昧”来自世代相传的观念和习惯，早已固结成俄罗斯民族的精神网结，根除绝非易事。比于那些浑浑噩噩的人，他认为那些有“问题”然而正直、有力量的人更有希望，所以他在“自传三部曲”中又描绘了史姆利、阿尔达隆等人的人生。

从“人生”角度理解“自传三部曲”又是1920年代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高尔基的方式之一。1926年9月25日，《沉钟》半月刊第4期发表《高尔该的自叙的三部作》一文，作者为有熊，即陈炜谟。文中有言：

“露西亚文学所留给高尔基的是一张大白纸，要他在这张纸上描绘出他目击的各式的人生，这一点也就是高尔基的自叙传和其余的露西亚或非露西亚的自叙传的分水界……我们读它可以知道各式的人生，可以增长能力去观察人生，可以鼓励勇气去接触一种丑恶的然而不是没救的人生，投入它的怀里给人践踏、侮谩、轻视，同时精神上高高地抬起头来掘发他们的丑恶，卑污，自私自利。”（陈炜谟，《高尔该的自叙三部曲》452）

陈炜谟是沈从文的好友，此时两人同在北京生活，交往密切，且陈炜谟“对我却十分殷勤体贴。”（沈从文，12：255）所以对于陈炜谟理解高尔基的方式，沈从文不会陌生，且很有可能受到影响。他后来致信汪曾祺说“如写作，照托尔斯泰或高尔基去理解人，不仅明白人有多种多样，要表现他也不太困难了”（沈从文，21：19），就显示出从“人”的角度理解高尔基，与陈炜谟遥相呼应。

再审视高尔基“自传三部曲”与《从文自传》的关系，应该说它们在“人生”的艺术准则上是一致的，结合陈炜谟理解高尔基的方式来看，这种一致似乎来自实质性的接受关系，其中的接受链为：沈从文接受了陈炜谟解读高尔基的方式，并将该方式转化为自己的观点，写作《从文自传》时，这种观点外显出来，进而使《从文自传》与高尔基“自传三部曲”呈现一致性。当然，这一接受链还需要沈从文的阅读史作为支撑。对此，有必要引入“自传三部曲”的译介史和沈从文的阅读情况。

三、“自传三部曲”的译介与沈从文的阅读

《从文自传》的写作时间有多种说法，沈从文的自述也前后不一，据吴世勇考辨，《从文自传》写于1932年7月^③。就此来说，沈从文写作《从文自传》前，有机会通过单行本读到“自传三部曲”之《我的童年》《我的大学》。1928年8月，洪灵菲以《沉郁》为题，在《我们》上发表《我的童年》第六章。1929年10月，佐木华在《现代小说》上刊发《我的童年》第一章。1930年11月，上海光华书局出版《我的童年》单行本，译者为姚蓬子。一个月后，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林曼青翻译的《我的童年》，前有蒋光慈作的序。1931年6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陈小航翻译的《我的童年》，时名为《幼年时代》，分上中下三册。同年9月，上海湖风书局出版了畏之、萼心翻译的《我的大学》，《北斗》创刊号刊发了相关书讯。这样的出版情状为沈从文阅读《我的童年》《我的大学》提供了可能性。

结合沈从文交游说，其一，《我的童年》出版时，沈从文与译者姚蓬子来往密切。两人相识于1928年冬施蛰存的婚礼上，胡也频被捕后，两人一同设法营救，丁玲“失踪”后，沈从文写作《记丁玲》等文章，姚蓬子编《丁玲选集》一书。关注好友的译作，于沈从文而言是情理之中的事，况且姚蓬子的译本出版后广受读者欢迎，近乎一年加印一版，到1932月10月加印至第3版，这一火爆现象也会引起沈从文的关注。其二，《我的大学》出版时，《北斗》刊发了相关书讯，同期还刊发了冰心、林徽因、徐志摩的诗和陈衡哲的小品。这些作品是沈从文替丁玲拉来的稿件，换言之就是沈从文约的稿，沈从文大体会留意这一期的《北斗》，相应地，他就会注意到《我的大学》的出版消息，进而关注这部作品。所以沈从文写作《从文自传》之前，对《我的童年》《我的大学》两部作品不会陌生。

“自传三部曲”之《在人间》的出版时间较其它两部要晚一些。1935年，《苏俄评论》刊登《在人间》第一节。1936年，《中学生》连载《人间》，前四节的译者为黄源，后六节的译者为封斗，同年9月，上海生活读书出版社出版了王季愚翻译的《在人间》单行本。所以通过公开出版的单行本，沈从文不太可能在《从文自传》写作之前读到《在人间》。实际情况不尽如此，沈从文有可能通过未出版的译稿读到这部作品。

早在1920年代中期，陈炜谟就关注到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并着手翻译。1927年5月14日，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到：

“我的高尔基今天再有一整天的功夫加以明天有一个早晨的工作，便可以译出245页，只剩200页了。现在计算，自暑假至开学，尚有80天的功夫，在这些日子里，我可以从容地把它译完，”（陈炜谟，《致杨晦》144）

7月3日，他在信中又说，“在九月半以前高尔基能译全”（陈炜谟，《致杨晦》147）。1927年8月出版的《炉边》末尾附有“沉钟丛刊”预告，显示《在世界上》正在“印刷中”（177）。《在世界上》即《在人间》。所以截至1927年8月，陈炜谟已经翻译完《在世界上》。可惜这部作品未见出版。

鉴于沈从文与陈炜谟的特殊关系，沈从文很有可能通过陈炜谟的译稿读到了《在世界上》，因为同时期沈从文的文学行为显示出了相关迹象。迹象一，同在1927年，沈从文将一些“‘路程记’式”的作品集结起来，取名为《到世界上》，准备出版。10月26、27日，《晨报副刊》发表沈从文写的《〈到世界上〉自序》。次年，沈从文在《现代评论》连载小说《旧梦》，以“到世界上之一”为副标题。从作品名看，沈从文的这两部作品似乎模仿了高尔基的《在世界上》。迹象二，沈从文的《〈到世界上〉自序》似乎提到了陈炜谟。“自序”开头提到朋友离开北京时嘱咐“我”莫生病，后又提到“朋友一去是两月”。陈炜谟恰是1927年8月28日离开北京去往天津，距“自序”的写作时间刚好两个月左右，朋友对“我”的嘱咐，也与《忆翔鹤》描述的陈炜谟对“我”“十分殷勤贴体”的口吻一致，所以沈从文在“自序”中提及的“朋友”很可能就是陈炜谟。如果是陈炜谟，想必沈从文不是无意提及，而是刻意为之，这种刻意很可能来自陈炜谟、《在世界上》《到世界上》三者间的关系，即沈从文的《到世界上》受启于陈炜谟翻译的《在世界上》，他在“自序”中提及陈炜谟便是一种“交代”。迹象三，《〈到世界上〉自序》中的“我”颇有陈炜谟所解读的高尔基的影子。如上述引文所示，陈炜谟认为高尔基所经历的人生是“丑恶的然而不是没救的人生”，“自传三部曲”的意义在于增长读者面对人生的勇气。《〈到世界上〉自序》中的“我”虽然穷困潦倒、孤苦寂寞，然不悲观绝望，反是有种视苦难为磨砺的坚韧和豁达，“在我们为生活所压迫整个痉挛似的寒噤中，我们眼睛清澈了，可以把人生就看得更其亲爱成一体。”（沈从文，16：299）进一步，沈从文还表现出俄罗斯式的人道主义，将“我”的人生设想为工具性的“血清”，一方面为后来者清除我们这个时代的毒素；另一方面鼓励朋友，希望他们从“我”的故事中获得“超过我是极不困难的自信”。之所以有这种人道主义精神，沈从文自白是因为一些书，“我想到我自己，以前能将世界与人生，作成诗的美丽那样认识，就不得不感谢一些书。”（沈从文，16：300）这些书应该包括高尔基的《在世界上》，因为“自序”中“我”的人生和意志弥散着高尔基风格。在这个意义上，沈从文不单以陈炜谟的译稿为媒介阅读了《在世界上》，还按照陈炜谟的观点理解高尔基。综合上述三种迹象，确乎可说沈从文在1927年通过陈炜谟的译稿读到了高尔基的《在人间》（《在世界上》）。

余论

至此，或可以认为《从文自传》受到了高尔基“自传三部曲”的影响。这种影响包括情感支持和价值支持两个维度，前者主要体现在沈从文的《到世界上》的选编行为上，后者主要体现在《从文自传》的写作中。因此，《从文自传》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以沈从文青少年经历为对象的自传，而是以沈从文青少年经历为素材，以高尔基“自传三部曲”为样本的拟自传体小说，其所塑造的身份形象与沈从文的历史形象相差甚远，或者说，它是在高尔基的“人生”思想的基础上所建构起来的诗性形象，重点不在于真实与否，而在于它的思想性。这一思想的核心是“人生”，且与高尔基的“人学”思想相连接。

本文之所以将这一影响关系保守地定为蠡测，是因为另一关键证据，即沈从文的相关自述暂缺。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沈从文自述受契诃夫、屠格涅夫的影响，但没有自述受高尔基的影响，然而沈从文在各类作品中提及高尔基三十余次，多于提及屠格涅夫的次数，又提示他对高尔基颇为关注。对于这一吊诡现象，比较合理的解释是沈从文事实上很关注高尔基，但又有些回避高尔基，回避的原因可能有二，一如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所示，后来诗人为了摆脱前驱诗人的影响，往往采用隐瞒、歪曲等手段削弱前驱诗人。沈从文为了显示自我独立性，故而回避高尔基。二与中国左翼作家有关，在左翼作家的话语中，高尔基是革命的代言人和革命者的精神领袖，沈从文不认同那些只讲政治的左翼作家，为了撇清与他们的关系，故而“疏远”高尔基。这种“疏远”或有些天真，却也有情理基础。如是既关注又回避的矛盾外显出来，就形成了上述吊诡现象。换另一个角度看，如果《从文自传》没有受到高尔基“自传三部曲”的影响，上文论及的相似性则提示，沈从文与高尔基这两位来自不同国度，有着不同文化传统、心理积淀和个体经验的作家进行了一场艺术、思想上的跨时空对话；同时也提示在影响关系之外，不同民族的作家在处理自我经验问题上及进行艺术审美时的超民族特性。应该说，沈从文与高尔基的关系是一个未完成的论题，还有进一步考察的空间和必要。

致谢【Acknowledgment】

本文为湖南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沈从文对俄苏文学的接受研究”（23YBQ014）阶段性成果，得到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办公室的经费支持，受益于《现代传记研究》编辑和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意见，作者谨致谢忱！

注释【Notes】

①参见梁建昆著《湘西护法总司令：张学济》（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第89页。

②参见滕浩著《记沈从文先生回乡探望母校所给予我的印象》（《湘西文史资料》第16辑），第169页。

③参见吴世勇著《沈从文年谱》（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5页。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陈炜谟：《高尔该的自叙三部曲》，《陈炜谟文集》，刘传辉编。成都：成都出版社，1993年。499-454。

[Chen, Weimo. “Gao Ercai's Self-Narrative Trilogy.” Collected Writings of Chen Weimu, ed. Liu Chuanhui. Chengdu: Chengdu Publishing House, 1993.499-454.]

——：《炉边》。上海：北新书局，1928年。

[---. Fireside. Shanghai: Beixin Bookstore, 1928.]

——：《致杨晦》，刘传辉编。136-165。

[---.  “To Yang Hui.” ed. Liu. 136-165.]

《凤凰县志》编委会编：《凤凰县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Phoenix County Records. Changsha: Hu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8.]

高尔基：《我的童年》，蓬子译。上海：上海杂志公司，1948年。

[Gorky. My Childhood. trans. Pengzi. Shanghai: Shanghai Magazine Company, 1948.]

——：《在人间》，王季愚译。上海：读书出版社，1947年。

[---. On Earth. trans. Wang Jiyu. Shanghai: Reading Press, 1947.]

明跃玲：《美丽的谎言——沈从文作品中游泳描写的解读》，《从文学刊》2006年第3辑，64-73。

[Ming, Yueling. “Beautiful Lies--Interpretation of Swimming Descriptions in Shen Congwen's Works”. CongWen Journal 3(2006): 64-73.]

沈从文：《从文自传》。上海：上海第一出版社，1934年。

[Shen Congwen. Autobiography of Congwen. Shanghai: Shanghai First Press, 1934.]

——《沈从文全集》(第1-3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The Complete Works of Shen Congwen. 1-32 vols. Taiyuan: Beiyue Literary Publishing House, 2002.]

淑之：《可读的书：〈萧伯纳传〉；〈邓肯女士自传〉；〈从文自传〉：其他》，《中学生杂志》1935年第54期,143-149。

[Shuzhi. “Books to Read: ‘Biography of George Bernard Shaw’; ‘Autobiography of Ms. Duncan’; ‘Autobiography of Congwen’: Others”. Magazine f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54(1935):143-149.]

王嘉荣：《〈从文自传〉新说》，《吉首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96-103。

[Wang, Jiarong. “New Sayings on ‘Autobiography of Congwen’”. Journal of Jishou University 1(1998): 96-103.]

王远泽：《高尔基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

[Wang, Yuanze. Studies on Gorky. Changsha: Hunan Education Press, 1988.]

吴世勇：《沈从文年谱》。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

[Wu, Shiyong. Shen Congwen's Chronicle. Tianjin: Tianj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6.]

赵白生：《传记文学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Zhao, Baisheng. Theory of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向吉发，1994年生，土家族，湘西人，湖南大学文学院助理教授，硕士毕业于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2023年8月至2025年7月在湖南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期间获评湖南大学“赫曦”博士后、副研究员，2025年7月入职湖南大学文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项，湖南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项、青年项目1项，博士后面上项目1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重点项目多项，在《中国比较文学》《民族文学研究》《中国文学研究》《现代中文学刊》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1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