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礼乐文化的美育逻辑及其实施路径（节选）

文/李巧伟

中华礼乐文化中蕴含的美育逻辑

中华礼乐文化不仅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内在的逻辑关联，且明确了美育原则，阐述了美育心理机制，揭示了礼乐教化的美育机制，确立了礼乐治国的美育制度。中国最早提倡美育的思想家是孔子，孔子美育思想的核心是“礼乐”，主张通过提倡礼乐来陶冶人的情操，实施教化，改善不良社会风气，从而实现其政治理想——仁政。《论语·泰伯》记载：“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3]“成于乐”是孔子重要的美育观点，“乐”之所以是个人修身的最后阶段，在于“乐所以成性”。“乐”能改变人的性情，感发人的心灵，造就一个完全的人。《论语·宪问》记载：“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3]“文之以礼乐”，即便有勇、有才，但不懂礼乐，不能称为完人。孔子及后世的“礼乐”思想对美育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明确了美善统一的美育原则

孔子所说之“文”是包含了美的，没有“文”即没有美。孔子又对“质”作了明确的说明。他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3]又说“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3]，由此可见，孔子所说的“质”指的是人内在固有的和坚定的伦理品质。孔子认为“质胜文则野”，“君子”只有“质”还不行，还必须以“文”的形式教养，也就是说缺少包含审美在内的文化教养，人将是粗野的。在孔子看来，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在于有教养。

“礼乐”是文的表现形式，“成于乐”主要是强调乐对人伦理上的作用，强调心与理的交融统一，“成”指的是人格上的圆满、成熟和完成，主要和伦理道德相关。孔子将审美作为个人伦理道德完善的最高志向。《先进》篇记载孔子问弟子之志，独倾心于曾点之志：“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3]审美境界是修身、治国的最高理想，在审美当中人获得了精神的极大自由，在欣赏美的过程中陶冶性情，臻于至善。

美善统一原则是儒家礼乐思想的精髓。《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聘于齐国，通过观“周乐”论治国之道：“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4]通篇用了“美哉”，强调了“乐”在歌功颂德的同时给人带来的审美体验。

孔子将“礼乐”视为实施美育的重要手段。《论语·八佾》记载孔子之言：“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3]孔子认为乐曲的结构可分为不同的部分，每一部分各有不同的美。开始是众响忽发，给人以盛大感觉的前奏，接着是声音纯一和谐、节奏鲜明、音色清亮的展开部分，最后是声音相寻相续，不绝如缕的尾声部分。不仅“乐”同美有关，“礼”也同美有关。“礼”要求进退俯仰的表现形式有一种合宜的、能给人以庄严肃穆美感的动作姿态，如《论语·乡党》记载：“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3]正因如此，孔子认为成人需要“文之以礼乐”，礼乐是“君子”完成修养的必备条件。

孔子以尽善尽美作为评论礼乐的最高标准，《论语·八佾》记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3]孔子之所以对《韶》乐和《武》乐作出两种不同的评价，是因为《韶》乐表现了尧、舜以圣德受禅而尽善；《武》乐则表现了武王以征伐取天下而未尽善。

（二）阐明了美善相乐的美育属性

孔子将“文之以礼乐”作为成人的标识，荀子将“礼乐”视为“文理之隆盛”。荀子认为“礼乐”的根本在于满足人的欲望。他认为人生下来就有欲望，一味追求没有限度，就会发生争夺，争夺就会产生混乱。先王因此制定礼仪区分等级名分，调节人们的欲望。“礼乐”既能满足人的欲望，又能做到尊卑有序、长幼有别。且礼乐能够“化性起伪”“美俗美政”，《荀子·礼论》说：“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6]人之性，天生有欲，礼乐正是合乎人情、人性，适应人类社会而产生。与孟子“性善”论不同，荀子认为人的自然本性是“恶”，人的社会性是“伪”。按照自然之性，人之好乐如“耳目之欲”与“食色性也”一样。对人性加以教养和规范，就是“伪”，“伪”是人为和后天的文化。作为社会的人是“性”和“伪”的结合，即自然与人的结合。

荀子认为音乐，就是快乐，是人的感情必不可少的，人不能没有音乐，人快乐就一定通过声音流露出来，人的性情变化都表现在音乐中。“礼乐”是人本性的文理，所以“礼乐”能治人心。荀子强调了“礼乐”的审美属性，“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以磬管。故其清明象天，其广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于四时。”^[6]通过效仿天地之德的礼乐引导教化，促使人的性情由恶转善，“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6]美善相乐是对孔子美育思想的继承与发挥，从审美心理和审美感应等方面对礼乐的美育作用进行阐述，论证了礼乐美育功效的心理机制问题。

《礼记·经解》最早提出“乐教”，与“诗教”“礼教”等并立为儒家六经之教。《礼记·乐记》从审美心理的角度，阐述了“礼乐”教化发生的心理机制问题，“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广乐以成其教”^[7]，君子要节制情感，调和心志的最好方法是实施乐教，乐教得以推广，人心就能归向仁义之道。因为“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7]。“致乐以治心”的最高境界是使“易直子谅之心”油然而生，即情感与道德完美地融合统一。“安”“久”“天”“神”，则是形容审美与道德融合统一的和谐状态。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气]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7]乐与德相通，德是人性的发端，而乐是德的外在表现，是人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效仿天地大德之乐，饱含美好的感情，情真意切，以情动人，能直接打动人心，返回人性之端。《乐记》从审美心理的角度，阐明了美善统一、美善相乐的德性教化机理。

（三）揭示了礼乐教化的美育机制

《乐记》不仅指出了音乐是情感的表现，还通过区分声、音、乐明确了情感的表现怎样才能成为音乐。《乐记》区分了声、音、乐，“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7]但“声”要有文饰才能成“音”，也就是说用声音表现“情感”，必须使之具有美的形式，情感要表现在美的形式中才能成为艺术，只有通过具有美的形式的“音”才能体现与政治伦理相关的情感，这是《乐记》对艺术表现情感的一个本质性规定。

《乐记》将五音与五伦相对应，称“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怗懘之音矣。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官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7]宫音是君，商音是臣，角音是民，徵音是事，羽音是物。如果五种声音都发生了混乱，互相排斥，国家灭亡也就在眼前了。宫、商、角、徵、羽与君、臣、民、事、物相对应，化身为纲常伦理道德的一部分。因此，五音和谐成为政治清明的表现形式。音乐不仅能反映政治，还能让人从中体会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不同乐器发出的声音能引发人民对有德之人的追思与怀念，从而起到肃清社会风尚的作用。《乐记》进一步写道：“君子听磬声，则思死封疆之臣。丝声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竹声滥，滥以立会，会以聚众。君于听竽笙箫管之声，则思畜聚之臣……君子之听音，非听其铿锵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7]竹管乐可以发出多种声音，多种声音可以表示聚合，聚合则能使众人集聚，君子听到竽、笙、箫、管的声音，会想起能集聚民众的下臣。君子听音乐，不只是听音乐的铿锵之声，获得审美体验，更重要的是从中生发联想和共鸣，从而胸怀天下、肩负使命、志存高远、砥砺前行，由此阐发了礼乐与实施道德教化的内在关联。

《吕氏春秋》则从审美愉悦的角度强调乐教。天下太平，万物安宁之时，自然的发声才是音乐的源起之时，那么效仿天下太平的音乐是“大乐”，先王命人效仿天地四时，日月星辰运作。音乐以“道”为本，还要有度量，即音乐赖以产生的数量关系，以黄钟律管长度为基础，提出了“音律”说。制作五音十二律成为“适音”，“适音”源于自然，是人为制作的过程，与人的心理、社会伦理相符，成为政治秩序的反映。

不“适”之乐会影响人的审美，导致人心不平，人心不平则国家动荡，“太钜则志荡，以荡听钜则耳不容，不容则横塞，横塞则振；太小则志嫌，以嫌听小则耳不充，不充则不詹，不詹则窕”^[8]，大乐则“君臣、父子、长少之所欢欣而说也。欢欣生于平，平生于道”。^[8]“大乐”治国在于潜移默化的化育功能，《吕氏春秋·音初》篇言：“凡音乐通乎政而移风平俗者也，俗定而音乐化之矣。”^[8]“故先王必托于音乐以论其教”^[8]，从审美心理的角度揭示了礼乐治国的依据。

（四）确立了礼乐治国的美育制度

中华礼乐文化不仅凸显礼乐的情感属性，还强调了“礼乐”以审美形式而形成的制度建设，核心是以国家意志推进的文化礼仪。《淮南子·本经训》:“故钟鼓管箫，干戚羽旄，所以饰喜也；衰绖苴杖，哭踊有节，所以饰哀也。兵革羽旄，金鼓斧钺，所以饰怒也。必有其质，乃为之文。”^[9]礼是为体现真实感情而制定的仪式。《春秋繁露·玉杯》提出：“志为质，物为文，文着于质，质不居文，文安施质；质文两备，然后其礼成。”^[10]情感和仪式兼备才能称为礼。仪式包括音乐、舞蹈、服饰、祭器等，构成了中华民族共享的礼乐制度。礼乐制度成为维系情感的纽带，发挥了教化的功效。《春秋繁露·度制》记载：“凡衣裳之生也，为盖形暖身也。然而染五采、饰文章者，非以为益肌肤血气之情也，将以贵贵尊贤，而明别上下之伦，使教亟行，使化易成，为治为之也。”^[10]衣服染上色彩和花纹，是用来区分等级，使得教化得以推广。董仲舒认为治理国家必须制定一系列的制度，废弃制度会导致人伦大乱而浪费社会财富。

礼乐教化保国安宁之道，在于制作礼乐的法则源于人心，“乐者，盈于内而动发于外者也，应其治时，制礼作乐以成之。成者，本末质文皆以具矣。是故作乐者，必反天下之所始，乐于己以为本。”^[10]制作音乐要追溯使人快乐的根源，为人民快乐而歌，心里诚悦受到感化，形成风俗，教化便得以普及，“先王显德以示民，民乐而歌之以为诗，说而化之以为俗。故不令而自行，不禁而自止，从上之意，不待使之，若自然矣。”^[10]董仲舒从审美心理的角度提出了制礼作乐的原则——依据人心所好。不同的时期，使人快乐的事情不同，因此制礼作乐必须因时而变，“设官府爵禄，利五味，盛五色，调五色，以诱其耳目；自令清浊昭然殊体，荣辱踔然相驳，以感动其心。”^[10]根据百姓的喜好，调节五色、五音，才能让百姓从内心认同，从而发挥礼乐教化功能。进而，将礼乐与巩固国家统治并置，提出“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10]。《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对以不同方式称王的朝代祭祀的地点、祭器的形状、衣服的样式、舞蹈的队列等都做了详细的规定，从审美形式的角度确立了美育的制度保障（见表1）。

表1 《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表

称王的方式效仿天道或者地道，祭祀仪式中的祭器、服饰、鸾车、用乐、舞蹈均不同，四种法度遵循历史而产生，从前代帝王继承发展而来，就像春、夏、秋、冬四季轮回，周而复始，天道永恒，象征着人道永恒。四种法度的施行，是上天把祥瑞授予新王，新王即受天命而称王，将永葆续命。祭祀仪式是新王效仿上天制定的制度，仪式中的服饰不是为了满足遮盖形体、温暖身躯所需，而是用来尊重贤者，分别上下等级次序，推广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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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春秋繁露[M].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23:27，290，21，333，203，223，193-194，194，445，610，614，286.

（本文节选自李巧伟《中华礼乐文化的美育逻辑及其实施路径》）

李巧伟，长沙学院音乐学院院长，教授（三级），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硕士生导师。中国音乐学院声乐表演博士（男中音）。湖南省“芙蓉计划”文化领军人才，湖南省121创新人才工程人选，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手”。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湖南省音乐家协会主席团委员，长沙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