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曾经问我：“祖国这么多城市，你最喜欢哪里？”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他：“杭州。”

　　就是今年初，杭州有朋友邀请我去做客，无奈我因为脚痛的原因，辜负了朋友的美意，也辜负了自己对杭州的留恋和喜爱之情。我特地因为此事写了一首诗给他，也是写给我恋着的杭州。

　　诗写：

　　花思小雨月思晴，无奈春朝脚疾迎。

　　有负山间薪着绿，但酬帘外草含情。

　　诗期好景空吟去，鸟对残枝怨语生。

　　记得西湖茶醉客，欲行犹恐此难成。

　　记得那一次，2011年，我去杭州，好像是特地为了诗，为了写诗，也为了寻诗。

　　我曾经想，在中国，有没有一座城市是为诗而生的？当我在杭州西子湖畔徘徊和凝思的时候，我发现了，充满诗意的杭州。

　　一

　　杭州是一首悲壮之歌。

　　在中国，大多著名的古老城市几乎都做过都城，像北京、西安、南京、洛阳等，当然，杭州也曾经有幸做过南宋的都城，那时候的名字叫“临安”。“临安”，这个名字透出来的感觉，似乎有一股淡淡的忧伤。就好像我们一提起南宋，总觉得有一种说不清、语不透、意难会、理更乱的愁？这一种愁真是李清照的词中所漏出来的么？也许，临安的故事必须用诗人的某种感性去聆听。

　　南宋的中心移到了江南的水乡，昔日繁华的汴河两岸，灯火早已哽咽着风雨。手握公器的朝廷匆匆跑到钱塘江岸，枕着明月似的梦，伴着穿梭的乌篷船，在急促的喘息中，暗伤于心。举目北顾，遥望故都，南宋人总有忘不掉的情怀。“临安”，如果要从字面上去理解的话，难道不是求得片刻的安宁和歇息么？这种暂时的安排，是更待北上、收复失地的壮志筹划？还是苟且一时、暂保安稳的权宜之计？我想答案总是模棱两可的。从北边跑来的辛弃疾，从南边北上的岳飞，最后的结局又是什么呢？南宋朝廷，似乎总要在历史上给人一种怜惜的感觉，好像一个捂着胸口哭喊疼痛的母亲，当她的孩子，如岳飞、辛弃疾这样的精英，为了恢复昔日而奋勇的时候，这位母亲的心境又陷入两难。她想回到汴河的岸边，在那座叫“东京”的都城，继续支撑着大宋江山的繁荣，可又害怕北方浩浩荡荡的马蹄，打破这暂时的宁静，她蜷缩在这座叫“临安”的都城里。这位母亲，她到底在想什么呢？

　　岳飞在《满江红》中这样答复：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岳飞是南宋四大抗金名将之首。当他率领岳家军快马加鞭地踏上征战之途，却注定他的千里万里只为一个悲剧的结局。他虽四次出征北伐抗金，却不知他所在的那个朝廷，窝囊、懦弱、腐朽。他的那个朝廷，书卷气、铜臭味、脂粉味太浓了！纵观宋朝，虽说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但却阳刚不足，粉墨太重。自赵匡胤开国以来，就重文轻武、重内轻外、武力积弱，时常遭受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入侵。靖康之难后，宋朝定都临安，实属迫不得已了。这时候的宋高宗，多么需要片刻的安宁，不愿打仗，更不愿千辛万苦称帝后的江山再次受到各种威胁。皇帝和朝廷有正如“临安”地名一样的心态，求得“临安”之心的宋高宗，想起当年太祖赵匡胤龙袍加身的历史，他内心不得不万千焦虑，也不得不提防此时正在北地大张旗鼓的岳飞。然而，宋高宗内心又何尝不想自己是稳坐东京的天子，他盼望有一天，北边和和气气了，恭恭敬敬地请他回家当皇帝。

　　试想，即使岳飞继续征战、收复失地，他最后的悲剧恐怕同样无可避免。岳飞的壮大，势必要引来那些端坐朝堂的文官猜疑，势必会引起临安宫廷的那位皇帝的惊慌和不安。既然英雄是时代造就的，时代的短板也将成为英雄的无奈，英雄的悲剧自然也因为他所处时代的局限。岳飞的血泪，一面要洒向为国立功的豪壮诗篇，一面要洒在苟且偷安的庙堂悲歌，也应该洒去君臣伦理的作茧自缚。

　　此时，我们会记起那个秦桧。他就是直接迫害岳飞的朝堂之臣。秦桧起初是个教书之人，尚懂得孔孟大义，后中进士入朝做官，官至御史中丞。曾在和金朝谈判时坚持己见，表现出一番忠臣骨气，拒不在屈辱条约上签字。金兵南下时，随着徽宗、钦宗被金人掳走。后来，秦桧看到时局变化，而赵构又在临安建立南宋朝廷，他左思右想，从长计议，开始和金朝达成媾和之议，愿意做金朝入侵南宋的内应，便回到了临安。秦桧给高宗皇帝提出了“议和”的主张，他苦心讲解，泪劝皇帝，只有议和，才可保全大宋剩下的江山。高宗认为秦桧是忠主之臣，应下其主张，还更加委以重任，以至于秦桧窃居相位、专权擅国。当金兵撕毁合约，再度南下的时候，高宗皇帝惊慌失措。此时，岳飞虽领命北上抗金，但是胆小又昏庸的高宗仍然徘徊在战、和两个主张之中。

　　当岳飞势如破竹，收复大片失地的时候，此刻，我们再来看看宋朝的版图，岳飞所收复的失地竟然即将要大于南宋实际统治下的核心疆土了，且民心所向，士气正旺。在中国古代，历朝几乎都以占据中原之邦作为号令天下之主，南宋都城所在的临安，如果放到那时候去理解，也许还是边缘之地，即便那时候权力重心南移。秦桧惊慌了，恐岳飞大败金兵，威胁自己，便给高宗皇帝上书，阐述岳飞有碍于将来同金兵议和，一旦金兵大军开下，江山势必不保，若是岳飞拥兵自重、威胁朝廷，朝廷便是亦不可和金兵议和，亦不可安内自保，那才是真正的险局。高宗皇帝深居宫中，细细盘算，他不得不害怕了，开始犹豫为难、忧心忡忡起来。岳飞的英雄梦开始走向破裂，一个不可思议的历史结果要来临了。从临安发出的十二道用金字牌递发的班师诏，竟然在一天之内达到岳飞的手中。岳飞手捧这些金牌，他仰天长叹。

　　如今，站立英雄墓前，凝神而思，我不相信他手下就没有人劝过他。那些兵家意气之言，虽不合乎君臣伦理，但也是情真意切。军队中有声音劝他继续领兵北上，光复大宋江山，为靖康之难雪耻。岳飞迟疑了，他想起自己所要忠心的皇帝还是正坐在临安皇宫龙椅上的那位宋高宗，如果他抗旨不遵，那么他领兵所为何来？为了江山社稷，为了大宋百姓，为了朝廷大局，那么朝廷又是谁的？是天下百姓的，更为重要的是当朝帝王的。

　　岳飞也有恨啊！他不得不在心里愤怒皇帝竟是如此荒唐、如此昏庸、如此胆怯，可是作为臣下，议论君王是非纵然不可，他只好忍泪无语，痛在胸中，愤惋而泣，“十年之功，废于一旦。”岳飞仰天长叹之后，还是断然收拾了自己心中的愤怒，理性地安排起撤军之后的事宜来。此时的岳家军，虽说战绩尤佳，但是随着友军几乎全部奉召撤离，他们自己也是孤军难支，即便再战，也是枉然，可能还会全军覆没，如果留得青山在，假以他日，还可以卷土重来。岳飞再三思之，还是奉召回朝吧！他下了班师回朝的军令。

　　老百姓听闻岳将军要离开了，竟然自发而来，跪在岳飞的马前，哭诉道：“我等戴香盆、运粮草以迎官军，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辈无噍类矣。”男儿有泪不轻弹，何况是岳飞。看到那些曾经和岳家军生死相交的百姓，是他们的支持，才使得自己这支军队所向无敌，岳飞流下了热泪，心中之痛更加重了，万般无奈，他只好拿出那十二道朝廷诏书。百姓在那一刻突然明白了，放佛历史停住了脚步和喧闹，在那里稍作歇息，他们把心中的忧愤对准了远在江南之地的临安之都，对准了那个风雨飘摇、积贫积弱的朝廷。

　　岳飞回到了临安，大概已到了深秋时节。临安，这个文人墨客常来的地方，诗词不绝，文化繁盛，然而，岳飞却是满腹愁肠，哪有心情去眷记那些粉墨文章。他骑着马，走在大街上，显然不似当年出征时的壮志和豪迈，他的眼里看到的是城中的虚荣和繁华，假如有一天，金国的军队践踏了这里的盛景，血将会流出一条怎样的红色大江？恐怕钱塘江还容纳不下吧？岳飞的心楸成了一团麻花。回到临安不久，岳飞父子就被秦桧等人以谋反罪名逮捕，秦桧等人开始对他们进行审讯，苦苦思索，竟然找不到谋反的罪证，只好安下一个“莫须有”的名号予以定罪。那一年的除夕，当临安城的老百姓欢庆春节到来的时刻，临安，它注定要在一个特殊的传统节日，为一个英雄写下悲壮之歌。满城都是飘洒的雪花，就好像千万万个诗人一摒往日江南靡靡之诗风，在用白色的沉默写下无数句抗议和愤怒。

　　岳飞起初被埋葬在钱塘门外九曲丛祠的一旁，一具寂寞的尸骨，在那个地方沉冤了21年，萧瑟的风、凄厉的雨、无情的霜都曾经在那矮坟墓光顾，那儿成了临安一隅的凄凉。当宋孝宗开始坐上临安皇宫里的那把龙椅，他大概也开始躁动不安了吧！眼看着山河破碎，就像扯碎的棉絮一般，他决心北伐抗金，翻阅本朝的历史，他自然想起了岳飞，摸着帝王的良心，他不免深深叹息：“卿家纪律、用兵之法，张、韩远不及。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其冤。”孝宗下诏为岳飞平反，谥武穆，并改葬在临安西湖的栖霞岭。

　　想一想，“临安”有太多的解释了，对于一个命运飘零的朝廷，或许是权宜之计，或许是深处所想，或许也是无计可施。

　　岳飞是战为“临安”，死也“临安”；悲剧“临安”，悲壮也“临安”。

　　二

　　杭州也是一首怀古之吟。

　　岳飞被埋在西子湖畔，也给杭州增添了让后人缅怀的地方。陆游似乎要在岳飞的故事里寻找一种感同身受，同样是宋朝的臣子，同样存在或多或少的无奈，他只好借岳飞的悲剧来寄托心底之情，写下了那首《书愤》：

　　山河自古有乖分，京洛腥膻实未闻。

　　剧盗曾从宗父命，遗民犹望岳家军。

　　上天悔祸终平虏，公道何人肯散群？

　　白首自知疏报国，尚凭精意祝炉熏。

　　当然，西湖给人的诗意除了凝重，更有情趣。历史的悲壮虽然像一把雕刻的尖刀，刻着血、刻着教训，但是当人们的靴子在这个美丽的湖畔徘徊和行走的时候，最动人的还是它故事里的柔情和感动。

　　西湖如果是一首诗的话，意象肯定是多元化的。多元的意象所折射出来的印象，总让我们感觉西湖是熟悉的朋友，就好像梦里经常相见，只是要身临其境，做一番应梦之游罢了。中国那么多的湖，西湖不是最大的，也不是最古老的，但是西湖却好像是最有名的。为什么？难道只是凭那一湖的汪汪之水么？我的答案是文人墨客在不断地成就西湖，是诗情画意在不断地成就西湖。西湖，她盛满的不是一湖之水，而是一湖之诗。念着前人无数的诗篇，来西湖而游，真有一种“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滋味。

　　未到西湖的时候，总是为她魂牵梦绕，真是到了，要呼出来见面的时候，却有点紧张兮兮了。也许见一面，哪怕是听一曲轻纱之间的琵琶，哪怕是看月色朦胧之中的山水缠绵，总了却一桩心愿。然西湖也难免让我有一种小小的失望。西湖再多情，她就是一个湖，即使像苏东坡说：“若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但西湖毕竟不是西子，梦里的西湖也是众多诗客笔下的西湖。而我安慰自己，莫怪西湖太多情、太多才，名气太盛、影响太大，只怨我初次相遇西湖，尚不懂西湖。到西湖的时候，如果你不是来听的、感受的、思考的，仅仅是来看的，那你也许要怪罪那些文人墨客的笔下太虚化了。连余秋雨也说：“西湖给人以疏离感，还有别一原因。它成名过早，遗迹过密，名位过重，山水亭舍与历史的牵连过多，结果，成了一个象征性物象非常稠厚的所在。”普通游人只是在西湖走一圈，有一种疏离感，那便再正常不过了。这也正是西湖散发出来的味道，西湖是需要用手去摸的，摸出来历史，摸出来故事，摸出来文化，才会摸出来感觉。

　　我是来西湖做什么的？出游的第一天，我走了很久，过了曲院风荷、白堤、苏堤、断桥，眼睛里只是一些楼台、桥、船、园子、假山和花草树木。我都没有从脚下那条曾经满载文人墨客无数才情和词藻的路，找到它的沧桑韵味，涌上心头的只有累赘的视觉，掉入了如织的游人的队伍里。直到夜色深了，游人散尽的时候，我一个人在西湖畔安静地走着，我才渐渐发现这里的美妙，就好像零散的星子洒下来的诗意。我感觉得到，那些曾经大笔一挥写过西湖的诗人，他们今夜也来了，而且好像就住在附近，或者就和我住在一个酒店，趁着良夜，他们也出来溜达，不仅仅是因为无眠，更多的是因为耐不住寂静的情思。我脑海中翻着灵感，像钱塘江大潮一般，一些优美、清新和洒脱的词句从典故中、山水中、记忆中全跑了出来。西湖也懂我的心思，上空竟然戏剧似的为我点燃了一轮明月，我痴痴地抬头，望着明月，许久后，又低下头来，看着明月下西湖的模糊影子。我思量着，那一轮明月，此刻，它曾在唐朝照过、在宋朝照过、在明清和民国时期照过。

　　当然，那一轮明月，也正在照着一个古老的中国。有大漠孤烟的西北；有浑厚的黄土高坡；有人才辈出的蜀地；有浩瀚的洞庭；有多姿的云贵；也有我此刻所在的江南。江南好像给人的第一印象总是盛产才子佳人，而同他差不多纬度的蜀中，却总是不断在为历史输送英雄。于是，我对蜀中便是举头而望，对江南便是低头而思了。因为蜀中是山般的睿智，江南是水性的柔情。西湖本土的才子，最有名的莫过于贺知章、戴望舒了吧！而来这里创造诗意情境的才子却是不计其数，当中最为骄傲的要数白居易和苏东坡了，他们为这里修建的两条堤，至今仍然是文化胜景。当年，作为诗人的父母官，修堤的初衷是民生工程，而今，两条堤却成为西湖的文化名片。

　　白居易因为朝廷朋党对他的打击和施压，主动请求外放，来杭州为官。他为西湖修筑了闻名的白堤，也为西湖写下闻名的《钱塘湖春行》：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歌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阳里白沙堤。

　　白居易修完堤后，骑马游湖，心中是无比的快意和舒畅。完全不是《琵琶行》中的“江州司马青衫湿”的惆怅了。修完堤后，他或许更多的是诗人的情怀，政治上的情绪早就在湖中随着水波荡漾给冲淡了。

　　北宋大才子苏东坡，也来杭州做官了。他和白居易一样，是主动请调来杭州为官的。经历了很多坎坷的苏东坡，在官场几番沉浮，此时，他在朝中是左右不得容他，他只好选择主动请调外出做官，他又一次来到杭州这个诗情画意的地方。他也要在这里诗情画意一首，写下《饮湖上初晴后雨》：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两位与西湖结缘的大才子，他们在这里进行着历史对话，时光虽然隔着近三百年，然而，他们却似乎毫不陌生，相似的政治遭遇，相似的诗人情怀，相似的风景，相似的情绪，在西湖激起了无穷无尽的浪花，浪花化作诗篇，涌动着历史。西湖多有魅力啊！白居易来了，苏东坡也来了，来就来吧，还来得这样诗意，还来得这样传奇。直到今天，我们站在西湖怀旧，不仅仅是白蛇娘子和许仙的爱情缠绵，更重的是白苏的才情，他们才是西湖的骄傲。诗是什么？是流动在历史长河的文化浮萍，也是常驻在历史道路的古老驿站，更是镌刻在丹青史册的辉煌笔墨。

　　到杭州西湖游上几日，也有白居易那样的洒脱，也有苏东坡那样的惬意。

　　三

　　来到杭州，也会在它的梦里看到爱情之诗。

　　杭州像是一个很容易产生爱情的城市。杭州的美景和文化有一股魔幻似的魅力，会让游人滋生情愫，当然这情愫不一定是对女人的爱恋。被誉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杭州，大概也是一首爱情之咏吧，除了千年等一回的凄婉，除了一方矮矮坟墓的悲叹，当然还有其他。

　　近代，杭州的一位诗人，戴望舒在那首名作《雨巷》中这样写：“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雨巷/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杭州才子在那样恐怖多变的社会环境下，仍然用爱情题材的诗歌来疏解心中的烦闷和不安。后人曾经评说诗里的姑娘不是实指，而是诗人心中的理想和追求，有一定的道理，但我总觉得又有点偏颇，这似乎是某些强制思想理念下的一种解读。诗人在志向暂时得不到舒展的情况下，最好的办法也许是转移暂时抑郁的心情，在诗人看来，爱情大概是最可以承接这种感情转移的载体吧！读《雨巷》，我宁可去相信诗人是在追求爱情，就好像我说杭州是很容易产生爱情的城市一样。

　　爱情有什么，古人总结了三种：“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自古多情空余恨，好梦由来最易醒”“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在爱情给世人编织的梦里，最值得永久去记忆的，除了那些经典的故事和传奇，或许还要加上诗人的咏叹。

　　诗人的咏叹，也会有不负历史责任的。当一拨拨游人来到杭州西湖，站在雷峰塔下、断桥上，听着关于白娘子和许仙的爱情故事，人们最为念想的是这对爱得死去活来的鸳鸯，而最为痛恶的当然要数那个关押白蛇娘子的法海了，他是破坏爱情的罪魁。鲁迅先生曾经撰文《论雷峰塔的倒掉》，借雷峰塔的倒掉，来赞扬那位白蛇娘子为争取爱情自由和幸福人生的抗争精神。鲁迅借题发挥，把那把匕首直指封建统治阶级，法海在他的笔下成了镇压普通老百姓的残酷代表，也成为封建礼教卫道之人的典型，雷峰塔倒掉了，鲁迅满怀欣喜，他以为白蛇娘子就要解放了。历史给文人的答案，总是局限在某种思维的空间里，这种空间受制于某一个时代，鲁迅如果活在今天，他对法海的历史考究一番，或许不会那样讨厌法海了，他会以另一种思维来对待他，也便是站在第三只眼睛看历史的角度吧！感性思维总是能够假设，在假设中，我们更容易借题发挥，进而可以得出我们所要表达的思想和观点出来。

　　我也在此假设一番，若是没有法海，白蛇娘子和许仙的爱情究竟有多美？究竟会是怎样的结局？我们今天又凭什么来感怀呢？鲁迅先生固然是借题发挥，如果单就一个爱情故事来看，法海的确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法海也是这段经典爱情的造物者之一。如今，我在西湖怀古，也要为法海的形象重新塑造了。试想，杭州人要感谢那位法海么？我的结论是“要”。法海到底是个什么人物？我漫步西子湖畔，登上雷峰塔，写下了：

　　半是烟云半是愁，雷峰塔上费凝眸。

　　若无法海多秋事，岂有妖娘入史流。

　　其实，我们需要对历史大度，而不是按照某种感性的思维去抓历史的小辫子，然后紧紧咬住它，毫不放松，甚至还要按照我们所处时代的价值观去牵强历史的某个环节。中国的文化有太重的压力，需要释放一部分无所谓的能量出来，尤其在对待那些本身处于价值判断有待回归本源的问题身上。溯本追源，这或许更是我们需要的态度。《白蛇传》的确是一段经典爱情故事，只可惜造孽了那位法海了，他成了罪大恶极的爱情杀手。更为意思的是，法海居然不是道士，还是一个在人们印象中应该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的和尚。道士一般在文艺作品里总是降妖除魔的，而和尚总是心怀不忍、心存慈悲的。我不得不钦佩那位最初来杜撰《白蛇传》的文人墨客了，或许这个诡异的杜撰者就是一个爱情的失落人！他要拿这个《白蛇传》表达什么呢？我无从得知，至少今天，我站在杭州的西子湖畔，不会再按照故事里编织的价值观去恨法海了，我只想认识一个真实的法海。甚至还要谢谢那位法海，他写就了一篇穿越千古的诗，无有平仄，却有韵味。

　　经过查证，法海还确有其人。《金山寺志》等资料有关于法海的记载。法海是唐代的人，俗名裴文德，是唐宣宗大中年间吏部尚书裴休的儿子。裴休，字公美，出身官宦之家，因笃信佛教，唐宣宗大中三年，时任宰相的裴大人在湖南宁乡捐建一座密印寺。不巧的是，当时的皇子得恶疾，久医无效，裴休出于忠于君主，便送自己的儿子代皇子在所捐建的密印寺出家，寺庙的主持灵佑禅师为他的儿子赐号“法海”。后来，法海云游四方，也去了杭州西湖。法海来到镇江氏俘山的泽心寺修禅，见寺庙衰败不堪，他跪在残佛前发誓修复山寺，为表决心，他燃掉自己手指一节。于是，法海开始修缮寺庙，精研佛理。一次，法海挖土修庙时意外挖到一批黄金，数目还较为可观，他不恋财物，将其上交当时的镇江太守李琦。李琦上奏皇上，唐宣宗深为感动，赦令将黄金发给法海作为修复庙宇的经费，并赐名金山寺。现在的金山寺仍有法海洞，乃是法海当年修寺庙的时候所居的洞。至于唐朝的法海如何扯上宋朝的爱情故事，这里面也颇有传奇，也为后人揣摩和研究，据说法海曾经将一条白蟒蛇赶到长江，就这个法海便注定要在杭州的西子湖畔留下委屈了。后来，不知哪位文人墨客拿着这点事来移花接木，将法海安进了《白蛇传》，可笑的是，连法海自己也估计不到他的善事竟不足以让他名垂千秋，倒是杜撰出来的角色却要在历史上如雷贯耳了。千年的沸沸扬扬，法海这场官司要向谁打去？

　　来杭州，我想为法海也写写诗。

　　四

　　当然，我还想为一个人写诗，江南名妓苏小小。

　　在美丽的西子湖畔，我拜了苏小小的坟墓，它安静地躺在一隅。那一方矮矮的坟墓，它似乎含着千言万语。

　　我站在苏小小的墓前，填了一首《蝶恋花》：

　　犹记西湖苏小小。旧事凄凄，千古多音绕。景似当年堤上晓，春来蝶闹因花俏。

　　曲院裙钗魂出窍。多少儿郎，梦醉楼台笑。今却一堆青草了，伤心惟有诗人吊。

　　苏小小是南齐时候杭州地区第一名妓，十九岁的时候，苏小小因为相思而感染上了风寒，不久便含香而死了，她死后被葬在了西子湖畔。我想站在西湖之畔，对这位有名的青楼女子抱着一份同情。文人总是同情有凄婉故事的女人，而且似乎还不去计较她的身份和地位，在写西湖的诗词中，写苏小小的占据了多少？由此可见，一个青楼女子，获得如此多的人文光环，这说明什么？

　　如果，我们仅以身份来简简单单看苏小小，那样，我们只会在历史中自取笑柄吧！苏小小是西湖的一块碑，恰恰是这块碑，我们看到的是更多美好的人文关怀。我觉得苏小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创举，以一个卑微的角色撑起一片文化的天空，而且是大胆和自发的，没有哪一个朝廷说要把苏小小作为西湖的纪念以供后来之人凭吊，是文人独有的文化怜悯和书生气质，在为一个看似乎严肃和单调的封建时代写下温馨的人性之笔，而且，我要严肃地表示，这种文人的怜悯与所谓的风流无关。

　　李贺曾经写诗道：

　　燕引莺招柳夹道，章台直接到西湖。

　　春花秋月如相访，家住西泠妾姓苏。

　　白居易也写道：

　　苏州杨柳任君夸，更有钱塘胜馆娃。

　　若解多情寻小小，绿杨深处是苏家。

　　还有后来的更多的人为她写诗，苏小小是幸运的历史角色。至少在写她的诗词中，还不曾有类似于“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批判和告诫。

　　有人站出来了，却说苏小小是杜撰出来的人物。如果我们把苏小小理解成文人的一种情结，理解成人性的一种诠释，理解成西湖的一种气质，那么，苏小小到底是杜撰还是确有其人，这一点还有什么争论的必要呢？

　　苏小小的悲剧是人性的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前，每一个听闻悲剧的人，都可以把良心拿出来对比照照。

　　我们要骂骂那个阮郁吗？也许真该骂骂，站在苏小小墓前，如果可以听听那土坯里传出来的声音，答案也许是令人吃惊的。阮郁是谁？今天我们很多的人都不会去深究他了，我们只会徘徊在那方矮矮的墓前，想念一个叫苏小小的女子了！如今，历史落寞了阮郁，却始终惦记着苏小小。

　　阮郁是当朝宰相之后，他奉命到浙东办事，路经杭州来西湖游玩。阮郁邂逅了那位貌似仙女、举止高雅的苏小小。回到住地，深夜难眠，辗转反侧，思之更切。白日里四处打听，却得知苏小小乃是一歌妓，然而他却没有忘记苏小小的美丽动人，左思右想，他还是希望能够和这位有名的歌妓去发生一段故事。才子岂不为佳人所动心，他和苏小小的爱情真的如期所至了。苏小小虽说一个歌妓，看似卑微的身份，却内心高洁，她不贪恋钱财和地位，却只爱那些有才有识之人。她知道阮郁乃是当今相爷的公子，然而眼前这位气质优雅、谈吐不凡的公子，全不像那些只懂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一阵交谈，阮郁不仅诗词歌赋精通，而且知心体己，苏小小的内心也犹如西湖之水在风中开始荡漾碧波了。他们相爱了。紧接着，就好像唱戏一般，海誓山盟、郎情女意，一涌而来。

　　世上好景，总是像在雪地里画画一般。那个阮郁的父亲，也就是当今的宰相阮道，得知自己的儿子娶了一位歌妓为妻，自然气急败坏。想想，在那样一个社会，哪里能容一个堂堂宰相之子和一个青楼女子成婚，这不仅有失体统，而且大败风俗，阮道自然无法接受。阮道作为宰相，他不得不维护他那一张代表着封建士大夫阶层的颜面和尊严。

　　可儿子毕竟和这位青楼女子同居了，如何才能拆散他们，阮道还是要经过一番思索。阮道提笔写信给儿子，信中谎称自己染上重病，请儿子速回。阮郁拿出信笺左思右想，心中闷闷不乐，苏小小看到了阮郁的不快，几番打听得知事情的原委，便规劝阮郁骑马归去，探望病中的父亲。再三劝说下，阮郁辞别苏小小，日夜兼程到家，而见到的父亲却安然无恙、身体康健。阮郁恍然明白了，是父亲在骗他离开苏小小。阮郁出身名门望族，从小熟读圣贤，他知道怎样去写一个“孝”字。在阮道的要求下，阮郁无奈重新娶妻，也是名门之后，这一下，远在西湖之畔长相思的苏小小，只能够睹物思人了。

　　幽兰露，如啼眼。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草如茵，松如盖。风为裳，水为佩。油壁车，久相待。冷翠烛，劳光彩。西陵下，风吹雨。

　　李贺所写，大概就是苏小小日夜思念阮郁的情形吧！

　　我们要去愤怒阮郁的软弱和无能吗？我们要去愤怒阮道的无情和自私吗？我想，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中，或许苏小小也只是千万个悲剧故事的一个代表吧！于阮郁而言，他也是悲剧中的一员，他也是那个时代的牺牲品，他也在历史的风云评判下，挣扎和折磨着吧！

　　在苏小小的墓前，我又想起了文人的两面性，一面可以大声哀叹别人的悲与痛，一面又可以制造自己的错与泪，历史上有，或许今天也有。苏小小的确是西湖的碑，这块碑，可以供人凭吊和惋惜，也可以供人警戒和反省。

　　五

　　写完这些，我仿佛满是泪、是悲、是怜了。还有记载说，杭州是《梁祝》故事的发生地，不管考证的结果是怎样，也可能的确如此，也可能是别有用心，那大概还是增加泪、悲、怜的事了！我实在不能继续写下去了！

    在杭州，我就这样几番波折在文化的怀旧中，所为诗而来，的确也是满载诗而归了！

　　何漂，男，湖南湘潭人，现居长沙，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湖南省诗词协会副秘书长、湖南诗词研究院秘书长、湖南省散文学会副秘书长、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等。《文艺巢》主编、《湖湘诗歌》杂志主编。2010年出版文化散文集《潇湘情韵》，2013年出版诗集《漂》，2015年出版长篇纪实文学《爱国诗僧八指头陀》（与人合著）。作品散见于各大刊物。曾获第三届中国徐霞客游记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