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蛇记（中篇小说）

文/包倬

一

火车穿过隧道，轰隆之声如雷。这是深秋的午夜。我从固纳乘火车到热水。我父亲病了。三个小时前，我的继母陈秋霜给我打了电话。她像那些有着重大隐情的报信人一样，没在电话里告诉我父亲的病情，只让我马上动身，越快越好。而在三天前，我的汽车被人追了尾，现在还在修理厂。

十五年前，我十九岁，来固纳上大学。此后，我再也没有离开这个地方超过一个月。我并不爱这里，只是懒得挪身。堵车、低薪、炎热、脏乱，作为一个三线城市，我完全能包容这些缺点。我有什么好挑剔的呢？一个在西南方的山区小县城长大的人。

固纳离热水四百公里，慢火车需要七个小时。

车厢里有人发出鼾声。我坐着，透过车窗看山顶的月亮。我不知道这轮月亮能够陪我多久。由于某种道义或无聊，此时我应该想想在这个世界上和我有关系的人。我的父亲，一个退休的语文教师。他出生在一个叫阿尼卡的山区，我从未去过。在那里，还有一个和我父亲长得很像的伯伯，我见过他。那是二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他突然带着瓜果蔬菜和腊肉来敲我家的门。他想为我的堂兄富乐在县城找一个中学念书，但这事在我父亲的能力范围之外。所以，我的堂兄小学毕业后，子承父业，做了新时期的农民。有一段时间，富乐在县城做人力车夫，但从未去过我家。我的母亲教了一辈子数学，五年前死于心脏病。我的妹妹远嫁东北，我们已有五年未见面。

这不是一趟愉快的旅程。即使父亲不生病，我也根本不想见到他。如果可能，我希望自己是一个人。像一只鸟，孵化出来，便和父母没有了任何联系。人世间的纽带其实就是绊脚绳。可我们正是因为牵绊而来到这个世界。就像我，既是别人的儿子，也是别人的父亲。

我意识到，很多的事情并不会随着时间而流逝，而是重叠。我在固纳的镜湖边陪儿子骑车时，想到的是自己八岁那年在县城里学骑单车。一辆黑亮的永久牌单车，有我胸膛那么高。我父亲既不鼓励，也不阻止，冷眼旁观。我想，即使我当时面对的是敌人明晃晃的刺刀，他也会是那样的表情。他当时穿蓝色中山装，上衣兜里插着钢笔。他的衬衣很干净，衣领里缝着我母亲钩织的领花。这东西如今已绝迹。当时我八岁，上小学二年级。过去的一年，一直是我母亲骑车接送我。他们经常为接送我而争吵。我母亲认为该我父亲送，我父亲认为我该自己去。最后他们各退一步，让我自己骑车去。问题不在于学骑车，也不在于那辆黑色的单车多次驮着我驶向荆棘丛里，让我的脸上爬满大小不一的血蚯蚓。而是我父亲的目光。

“我怀疑我们俩不是亲生的。”

有天巧慧这样说，却被我敲了脑袋。作为她瘦弱的哥哥，我记得她在襁褓里哭闹的样子，记得她像条尾巴似的跟着我，也记得我们经常因父母的争吵而蜷缩到角落里。后来她远嫁东北，有次喝多了在电话里哭，说她从小就想离开热水。我在上火车前告诉她父亲病了，电话里传来搓麻将的声音。她说，你先回去看看情况吧，我忙着呢。

月亮仍在，山已变了数重。我无法想象这列火车行驶在夜晚的样子，因为我身在其中。正如我从小生活在那套六十平方米的教师宿舍里，却不知道自己家庭的本来面目。我母亲永远是一副低眉顺眼的样子，我父亲永远板着脸，神情恍惚。我们有吃穿，有学上，成绩中等，走向人群就像一滴水汇入大海。

没人能决定自己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当我明白这一点时，我和朱丽已经结婚，经营着一个并不比我父母强多少的家庭。我母亲过世的第二年中秋，我带着妻儿回去看他。路上他每过一个小时就打一次电话来，反复问到哪里了。我根据导航显示一次次回答他，最后忍无可忍挂断了电话。此后，他没再打来。当我们的车开到他居住的小区门口时，他站在那里，张望。我最先认出了他的蓝色中山装。这些年，他一直穿这种衣服，就像这个世界只有这一款衣服，就像这个时代从未前进。我摇下车窗跟他打招呼，他嗯嗯应着，却没了更多的话。那晚我们喝了一瓶他学生送的酒。他坐在我对面，处于一种神游状态。我叫他一声，他回应一声，就像我拉着一只风筝。

也是在那年冬天，他打来电话，我接起来却是个女人的声音。她说，我是你陈阿姨，我和你爸在一起了。我说，晓得了。

火车一次次进出隧道，这个庞然大物在天地间笨重迟缓地行进着。这种慢，不是落后，而是藐视万物的威严。这条铁路已有五十年历史。起初，它是我们这个国家非常重要的动脉，火车日夜穿梭，沿途的站点，都曾繁华一时。后来，汽车越来越多，火车越来越快，机票越来越便宜。这些穿梭在群山里的慢火车，渐渐被人遗忘。除非迫不得已，谁还想起它？就像我的父亲。在他有陈阿姨照顾以后，我只在逢年过节时给他打不超过三分钟的电话。

这列火车将在早上八点四十分抵达热水。当年我在固纳上大学，每次都是坐这个班次的火车回家。那时的七个小时中，我会和同车的学生打扑克，嗑瓜子，喝啤酒，海阔天空聊未来。今天这七个小时，我斜靠车窗，月亮时隐时现，像我父亲阴晴不定的脸。如今，他病了。谁不会病呢？谁都会病，谁都会死。谁都是父亲，谁都是儿子。

火车更慢了。前方到站，热水。车厢里骚动起来。我保持着一个人回到故乡时该有的淡然。天已亮，可我浑然不觉。这列火车从黑夜驶向了白天。仿佛白天和黑夜同时存在，只不过是由一列火车实现昼夜交替。车窗外早已面目全非。曾经的村庄和农田上，矗立着高楼。热水如其名，地下涌动着温泉。巨大的广告屏幕上，闪现着蓝色的广告词：温泉之都欢迎您。在那节车厢，我最后一个下了火车。

我父亲在热水第一人民医院，离火车站只有一公里。我选择走路去。我在这里生活了十八年，地图在我心里。医院的大厅里响着一种类似蜂巢的嗡嗡声。仿佛世人都在病中。搭电梯比乘火车还要难，焦虑的人们随时准备化为一道闪电挤进去。我选择了步行梯。这倒好，很安静。走道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落满灰尘的灭火器顺墙根摆放。我顺便在过道的转角处上了一次厕所，小便。我的尿液浑浊，想必是久坐的缘故。

陈阿姨说他们此刻在过道里的椅子上。我站在过道的一头，一眼就看见了熟悉的蓝色中山装。我朝他走去，他侧脸贴在一个胖女人的大腿上，眼睛闭着，但眼睑在动。我站在他面前，他尚未发觉。这是我和陈阿姨第一次见面。她看到我，从焦虑中解脱出来，脸上挤出一丝笑容。

“你是一心吧？”她略显尴尬地推了推我父亲。

“他怎么了？”我盯着父亲发问。

他被我们的对话吵醒了。他睁开眼，挣扎着，在陈阿姨的帮助下坐了起来。他看了我好几秒，似乎眼睛和脑袋之间隔着很长的路。他终于认出我，轻声问，你来了？我来了，我说。陈阿姨递给他一个带奶嘴的水杯，他接过喝了一口。

他从来都是个瘦小的人。瘦小的孩子，瘦小的青年，瘦小的中年，瘦小的老人。别人的父亲中年发福，老年时血压升高，他没有。他体内有着粉碎机般的消化系统，任何食物经过他的身体是都只入其味。如今，他变得更瘦小了，像一个裹在成年人衣服里的孩子。又黑又瘦，典型的久病之人。

他换了个姿势，斜靠在椅背上，像一件被人随意丢弃的衣服。我用眼神示意陈阿姨借一步说话。她有一丝局促不安。

“他到底怎么了？”我问她。

“辛老师疯了，”她说，“虽然医生的诊断结果还没有出来，但我敢肯定他的脑袋出了问题。”

“为什么会这样？”我掏出香烟，还未点上就被保洁阿姨制止了。

“我想，还是因为他打死了那两条蛇吧？”陈阿姨放低了声音，眼睛一直盯着我父亲。

这时，候诊大厅的小广播里，有个女声在念我父亲的名字，电子屏幕上，他的名字变成了红色。

二

我父亲看见两条红蛇交织在一起。在热水县公园的花台里。这本不奇怪。奇怪的是，他竟然在恐惧中生出恶意，用砖头砸死了它们。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为啥要打那两条蛇，也不知道为啥那两条蛇那么不经打，一砖头下去，两个脑袋就碎了。”

陈阿姨知道这事，已是半年以后。据她说，半年来，这两条蛇每分每秒都活在他心里。他走着，站着，睡着，醒着，都在想这两条蛇，却不跟任何人说。他之所以恐惧，是因为他认为这是两条专门为他显现的蛇。

“辛老师在生活上对我很好，但不交心。”陈阿姨说。

“他就是这样的人。”我只能这样回答。

突然，有个穿白大褂的男人从核磁共振室里惊慌跑出，朝我们喊：病人家属，在哪里？快来！我们冲进去，看见我父亲跪在地上，朝那台冰冷的机器叩头。我去拉他，但他像生了根一样，无法撼动。我说，爸，你在干啥？他说，你快跑，他们要来抓你了。我说，我是谁？他说，你是蛇。核磁共振室的门口挤满了看稀奇的人，医生在一旁无奈地摇头，让我们拖他出去，别耽误了其他人的检查。又过了一会儿，医生来到过道上。

“像他这样的情况，我建议你们还是送去三院吧。”

三院，就是精神病院。人们谈起它，脸色和谈殡仪馆一样。它在县城北郊，是几栋隐藏在树林中的白色建筑。我走到医院外面，给我妹妹打电话。她说，情况这么严重？我说，医生是这么建议的。她说，那就听医生的呗。我给朱丽打电话，她没有接听。我给她发了一条微信：爸的情况不好。她没回。我想，我们之间的事情，她已经想清楚了。我们最近在闹离婚。是我提出来的。没别的原因，我就是觉得不爱了，突然失去了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也许一个人的爱就像烛光，燃着燃着就熄灭了。被风吹灭，或油尽灯枯，结果都一样，只是时间问题。

我父亲坐在过道里的椅子上，头枕着陈阿姨的肩。他又抱住了那个奶嘴杯，但没喝，水快没了。他闭着眼，嘴唇翕动。陈阿姨看着我，我朝她点了点头。

“我们走吧，”她站起身，伸手去拉我父亲，“医生说你没事了，回去休息一下就好。”

我们一人抓一只手，搭在肩上，架着父亲下了楼。他的头歪向我的肩。我伸出另一只手去揽他的腰，瘦骨嶙峋。他轻声问我，朱丽呢？我以更轻的声音告诉他，朱丽在上班，还要照顾孩子。他说，你们要好好的。我的额头渗出冷汗。

出租车来了。陈阿姨先坐进去，伸手来拉我父亲。我护住他的脑袋，以防撞到车门。他突然惊恐地看着我，问，你们要带我去哪里？陈阿姨说，我们回家，你的八哥还没喂食呢。我父亲说，八哥的肉不能吃。司机扭过头来，不耐烦地问，走不走？我们只好连推带拉把他弄上了车，并且一人抓住了一只手。

从一院门口穿城而过就到了三院。我们在门口下了车，扶着父亲朝里走。在我们的头顶上方，二楼和三楼的窗户后面，是一双双呆滞的眼睛。我看见有人张嘴吼叫，但没有声音。这里的诊室和一院不同。我父亲被医生带进去后，铁栅栏门隔开了我们。我和陈阿姨抓住铁柱，像两个犯人。

姓名？辛远山。年龄？嗯。出生年月？我属羊。今天是几月几日？不知道。你哪里不舒服？我害怕。怕啥？那些声音。啥声音？钟声、锣鼓声、木鱼声、念经声。这些声音怎么会害怕呢？他们要来害我。谁要来害你？他们用斧头砍我脑袋，用镰刀割我脖子。

医生站起身，送他出来。经历了这一场拷问，他浑身颤抖。然后，医生让我进去。他建议我们先住院观察。我问医生是否确定我父亲的精神出了问题。

“是的。”医生说，“他会狂躁，还有可能会伤人，或者伤自己。所以，他需要住进来。”

我必须得接受这个事实。我父亲疯了。我小时候和妹妹吵架，最恶毒的话是，信不信我送你去三院？结果某天，我却要把父亲送到这里来。

“跟那些人住在一起？”我问医生，“家属能陪着吗？”

“不能陪，也不需要陪，”医生说，“这里的病人都这样。”

我的眼前浮现出父亲穿着病号服，目光呆滞的样子。他那么老了，在一堆身强力壮的精神病人中间，会像一只苍老的鹅。

“我们可以在家里治疗吗？”我又问，“天天陪着他，按时服药。”

“这个，你们自己选择，”医生说，“我只负责建议。”

没跟任何人商量，我做了决定：带我父亲回家。医生开的药是：氨磺必利片、氯淡平片、艾司西酞普兰片。我知道，吃了这些药，我的父亲就会成为一个靠药物来镇定的人。没有药物能驱散人内心的恐惧，只能让意识麻木。他会在药物的作用下变得安静，其实就是呆滞。可是除了服药，我们没有别的办法。

我们坐车回家，一路沉默。他坐在我身边，头靠在我肩上，眼皮艰难地眨动，像两只濒死的飞蛾。

表面上看，热水这些年经历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但真正了解它的人，也知道有些东西一直都在。比如教师宿舍院外的那株三角梅，依然蓬勃地开着。我曾经骑着失控的自行车钻进它的枝蔓之间。花开的时候，我妹妹每天摘一朵放在书里。小区的铁门，也还是以前的样子，生了锈，摇摇晃晃。

回到院里，我父亲强打起精神，要独自上楼。几个退了休的老同事过来问病情，他甚至挤出了一丝笑容。陈阿姨走在前面，像个女主人似的带路，熟练地掏钥匙。八哥听到开门声叫了起来：阿尼卡，阿尼卡。我父亲突然一下子跪到了地上，嘴里发出一声含混不清的“哞”声，浑身发抖。我和陈阿姨一人拽一只手，拖他不起。

“跪下。”他说，“你给我跪下，求菩萨保佑。他们要害你。”

我没动。他揪住了我的裤腿，目露凶光，仿佛要害我的人是他。陈阿姨关了门窗，拉着我父亲的手，哀求道：“你起来吧。孩子在场呢。”可我父亲双手抱头，嘴里发出的长啸足以穿透门窗。我只能依了他，陪他跪在冰冷的客厅里。如此，他果然安静了下来，乖乖服下陈阿姨送来的药。又过了一会儿，他说他们原谅我们了，让我起来。

药物开始起效，陈阿姨让他去卧室里睡觉。客厅里只剩下我们俩。她给我泡了一杯茶，然后开始给八哥喂食。我问她为啥八哥会叫阿尼卡，她说，因为自从我父亲看见那两条蛇以后，几乎每天都在念叨阿尼卡。她系着我母亲曾经用过的围裙，在客厅和厨房之间穿梭。我母亲的遗照还挂在墙壁上。家里还是我上次见到的样子，只是多了一个陈阿姨。她并没有像一些女人那样，要把这里打造成她的地方，除了卫生间里的牙刷，我没有看到更多她的东西。她不时来到我身边，断断续续地讲起我父亲半年来的情况。

“有一段时间，我发现他老盯着一个地方，半天回不过神。”

“他一直是这样的，”我说，“神思恍惚，几乎没有过笑容。”

陈阿姨说她在我父亲走神的时候仔细观察过他的表情，感觉像是有针在扎他的脸。他痛得抽搐，像是魂被什么东西给牵走了，往往需要她去帮忙拽回来。她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她说既然没事，那你好好的，我要走了。她真的开始动手收拾衣服，她伤心极了，她不想跟一个心里装着事的人一起生活。于是，我父亲被逼讲了看见蛇的事。陈阿姨说，谁没见过蛇呢？我父亲说，它们不是两条普通的蛇，它们在很多年前就被我打死了。他讲完这些，终于崩溃了，说他害怕。我父亲夜不能寐，一天天憔悴下去，却不让陈阿姨告诉我们。

“前两天，他吃饭的时候，突然瞪直眼睛，把一碗饭一口气扒进嘴里，然后开始啃碗，嚼筷子。我想，我必须得告诉你们了，否则，我担不起这责。”

“阿姨，”我叫了她一声，“你会因此离开我爸吗？”

“不会，”她说，“我跟辛老师在一起，图的是他心好。”

这是我第一次听人说我父亲心好。这个仅仅和我父亲生活过几年的女人，她在晚年遇见我的父亲，就像一个人走进一片森林遇见一棵树。却不知它经历过什么样的风雨，为什么会长成今天这个样子。当然，我也不知道。她转身进了厨房。我又开始给妹妹打电话，她没接。我发了信息，让她无论如何得回来一趟。至于朱丽，我想，先不打扰她了。我向单位请了年假，回去补假条。既然谁的父亲都会生病，那我只能面对，虽然我现在还没有想好具体要怎么办。

我父亲醒来时，天已黑尽。他足足睡了四个小时。在这期间，我回到曾经属于我的卧室里，关上门，抽了半包香烟。发黄的老墙上，还贴着同样已经发黄的明星贴画。他们是“四大天王”和小虎队，以及关之琳和温碧霞。还有那些我无聊时写在墙上的小诗，如今看来是多么可笑。那时，我母亲和妹妹住大卧室，我父亲睡在沙发上。那时，我做梦都想离开这里，离开热水。最后如愿以偿。那时，我想如果有天结婚了，一定要找个我爱的女人，幸福地生活。最后事与愿违。

陈阿姨照顾我父亲洗脸，给他挤牙膏。她像是他的另一半大脑，总比他先想一步。我又想起朱丽。如果我们坚持走下去，再过几十年，会怎样？当然，我只是这么一想，对于我们的未来，我已不再期待。我们经历过漫长的谈判。关于婚姻，关于爱，关于未来。我不知道人为什么要结婚。人们口口声声说的爱，是合适，是好感，还是至死方休？

晚饭时我父亲提议我们喝点酒。我们吃惊，但又无法反对。从医院回来，我们的世界就变成了玻璃的。地板、墙壁、手机、锅碗瓢盆、嘴巴、眼睛……都需要轻拿轻放，小心翼翼。

我们举起杯，象征性地碰了一下。陈阿姨为我们夹菜。我们轻声说话，咀嚼，甚至看向彼此的目光也是轻的。但是，我们又担心过分的安静，是否会激起不良反应。

我说：“爸，我已经请假了。我陪你一段时间。你的问题不严重，慢慢就会好起来。”

“我的情况自己明白，你不用安慰我。”他说，“如果你真有这份孝心，明天陪我回阿尼卡。”

我和陈阿姨相互看看，谁也没说话。

“如果你们不想陪，那我就自己去。”

说完这话，他将杯里的酒一饮而尽，闭上了嘴。又过了一会儿，他蜷缩到沙发上，闭上了眼睛。电视机开着，静音，变化的光影照在他脸上。我和陈阿姨不时对看，都在等对方开口。

“好吧，”我说，“明天我陪你回阿尼卡。”

“我也陪着去。”陈阿姨说。

他并没有我们预想中的欣喜，但也并非置若罔闻——他的眼里，渗出了泪水。我们都看见了，但没有帮他擦拭。也许，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从那一瞬间开始，我们谁也不想再说什么。我父亲默默起身，套上棉拖，进了卧室。（节选自2022年第1期《芙蓉》中篇小说《双蛇记》）

包倬，1980年生于四川凉山。2002年开始发表作品。有小说见《人民文学》《十月》《钟山》《江南》等刊。出版有小说集《路边的西西弗斯》《风吹白云飘》等。现居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