蜻蜓记

文/简默

一

从童年开始，一直到十四岁，我都是一个被热闹忽略的孩子，是蜻蜓飞针走线，串起了我形影相依的孤独时光。

父母每天靠着两条腿，早晨踏着宿舍区高悬的大喇叭中《迎宾曲》的旋律，迈出后楼二十号楼的家门，捋着东方机床厂子弟学校的围墙，跨铁路，穿公路，走在通往厂区的柏油路上，两边稻田稻花纷飞，随风吹来一阵阵清新的香气，走至厂门口，恰好厂内响起第五套广播体操一成不变的声音。

父亲是厂职工医院的大夫，母亲是厂配电室的电工，他俩的职业让他俩随时都可能有事，比如吧，快下班了，却有几个病人排队找上了门；突然停电了，也不得不放弃按时下班，待在配电室等着光明重新降临。他们还得时不时地上夜班。幼小的弟弟继我之后，成为东山托儿所那间保育室里最后一个被家长接走的孩子。

我此时已经想不起来在父母上班的日子，我的午饭是怎样吃的，是和父母一起吃的，还是与他俩中的谁在一起吃的，所有这些当时经历的细节，都像一场暴雨过后，剑江收敛不住自己的坏脾气，暴跳如雷地裹挟着泥沙、树枝、桌椅，甚至猪羊滚滚向东流，这些细节是比水珠更小的水滴，来不及闪现就不见了。中午时间短如绵羊的尾巴，我也不喜欢睡午觉，悄悄地溜出门，绕过楼头那棵老榆树，沿着一人多高的灰砖围墙，径直向前走，到头是一片被篱笆环绕的菜园。菜园右边的土路比稻田和鱼塘高，一个成年人站在稻田和鱼塘里，稍稍抬起头就能看见路上的行人，和埋头拉着车子的马。他们和它们，一般是直溜溜地回到自己小庄村中的家，也有个别的快到小庄村入口了，往右拐向上山的小道，走上几十米，来到平坦地儿，有两三户人家，这条小道狭窄、坡陡，马拉着车子上不来；左边也是一条土路，蜿蜒通往红砖磨坊，一路至少有三条道路可以通向小庄村和沙包堡镇。一条条道路像粗细不同的血管，裸露在大地上，连接起了一块块稻田和鱼塘。我如此不厌其烦地描述这些，其实是为了说那时我是多么地幸运，住在后楼让我像一阵快乐的风，随时可以沿着上山的小道去爬山，也可以站在稻田和鱼塘之间的路上，看微型轰炸机似的“大喜”，在空中做着静止、旋转、前进、后退等动作。它驾轻就熟，一气呵成，从不拖泥带水，甚至有些骄傲的炫技的意味，足以让我眼花缭乱，最后它在空中流畅地划出一个“8”字，结束了自己的飞行表演。我看得出神，直到它展翅栖落在细碎如针脚的浮萍上和一簇簇绿油油的水葫芦上，这时是捉住它的最好时机。眼看下午上学的时间就要到了，我恋恋不舍地踩着田埂跑向学校。

下午放学不到四点钟，我冲出教室，噔噔噔地跑下楼，一脚迈出校门，撒开腿一溜烟地往家跑，斜挎在身后的书包像钟摆一下一下地敲打着我的屁股，仿佛在催我快跑。到家后我随便将书包一丢，顾不上擦满头大汗，抓过门口炭池子里立着的大扫帚，扛起它绕过老榆树，沿着灰砖围墙，朝楼后的稻田和鱼塘跑去。

二

我看见的蜻蜓有多种：像一枚红透全身的朝天椒的“红辣椒”，像患了黄疸病一身浅黄的“老黄”，身上黑白相间像斑马的肤色的“老黑”，还有一种看似蜻蜓却非蜻蜓的豆娘，我最喜欢的是肤色豆绿个头儿最大飞得又快又高的“大喜”。“大喜”一般不在水稻齐刷刷地向上生长的稻田上空飞舞，它喜欢包括鱼塘在内的水域，但有时它在水面上飞着飞着，突然刮来一阵风，它站不住脚了，随风被吹到了稻田上空，也会飞上几圈，随即掉头折返飞回水面上。“大喜”不栖落你很难扑到它，它头上数不清的眼睛，让它在飞翔中灵活地转动着大脑袋，从任何角度都可以看见举着大扫帚、站在扫帚阴影中的你，它意识到了潜伏的危险，尽可能地在扫帚能够接触到它的距离外飞翔，栖落也是如此。我的运气不错，恰好一对正在交尾的“大喜”，落在了离我不远的一簇水葫芦上。大概是还沉浸在蜜月中的缘故，它俩伸直了翅膀和身体，像一架最小的云梯，被风吹送飘来飘去，或许根本想不到危险正在小心翼翼地靠近它们。现在我站得高，它俩在我脚下，我也学聪明了，屏住呼吸，拖着扫帚，放轻脚步，一步一步地接近它俩，猛地举起扫帚，这上面有技巧，如果我狠狠地砸下去，它俩可能非死即伤，我得让它俩好好地活着，我作势要砸下去，却在接近水面时控制住了力量，改作以扫帚最密集的部分压向它俩，这一招奏效了，它俩被看似密不透风的扫帚压在了水下。我自觉万无一失了，抓住扫帚压着它俩往我面前拖，我怕水呛着它俩，轻轻地抬了抬扫帚，这显然是一个错误，因为近乎虚无的慈悲而犯的错误，那只生着深蓝色胸腹的雄“大喜”，用它那些细如蚂蚁触须的腿儿，牢牢地抓住涌动的水，悄悄地与雌“大喜”分开了。随着我拖拽扫帚，它在原地不动，藏在了扫帚尖下，待我抬了抬扫帚，它已经振翅溅开小小的水花，翅膀和尾巴扬起细细的水线，飞离水面了。风儿托举着它，阳光抛洒万千金光牵引着它，它很快飞走了。它俩当然是蜻蜓中的夫妻，却不像我的同类，面对此情此景，能够自然生发我大难临头各奔东西的感慨，何况是我硬生生地打散了它俩，我是它俩生活秩序的闯入者和破坏者。我的大意给了它可乘之机，它抛下同伴飞走了，我有点儿失落，幸好那只胸腹青褐色的雌“大喜”仍然漂浮在水面上，有了它，可以吸引来所有的雄“大喜”。异性相吸，同性也不相斥，这是“大喜”的求偶法则。但这一屡试不爽的法则也有例外，比如雌“大喜”就吸引不来雌“大喜”，此话题暂且按下不表。

我汲取了教训，不敢再抬扫帚，而是将扫帚当作天罗地网罩住了那只雌“大喜”，继续拖拽扫帚到了水边，小心地探手捞起了它。有时我性子急躁如一盆火，眼睁睁地瞅着一只“大喜”在我头顶和面前飞来飞去，我站在鱼塘边，宽阔的水面足够它飞舞或栖落，但它偏偏像现在这样，我把这理解成是一种公然挑衅。十岁出头的我火气正旺，气不过了，便到谁家菜园的篱笆间拔一根竹竿，它又细又长，浑身黧黑，至少经历了三年以上的沧桑。我继续站在鱼塘边，将竹竿藏在身后，待它又傲慢地飞到我头顶时，我举起竹竿，胡乱地挥舞着，竹竿挟着凌厉的风声，像柔软的鞭影，与它擦翅而过。正当它庆幸之际，不幸从天降临，它被那道鞭影横扫击中了，摇摇晃晃地落入水中。竹竿没长眼睛，挥舞之间莽撞地扫掉了它圆滚滚的大脑袋、细长轻颤的尾巴，结实紧凑的躯干也破裂了。不可思议的是，两对透明淡黄色的翅膀依然完好无损，它们像帆扎入和升起在它身体上，似乎在向着天空无限延伸。这让它在支离破碎下，仍然有脱离苦海继续飞翔的可能。蜻蜓是水和草共同孕育的自然精灵，水是它的故乡，草是它的魂魄，此时它就需要借一株草来还魂，也只有草，才能缝缀起它的脑袋、尾巴，甚至躯干，找回它逃逸出尘世的灵魂，一眼看上去仿佛天衣无缝，在一只手的操纵下，重新虎虎生风地兜着圈子，为狂热求偶的同类埋设下一个个陷阱。

三

宁子大我几岁，他总是玩得与我不同，比如说捉蜻蜓吧，他不知从哪儿砍来一根竹子，这根竹子差不多有两米长，枝叶茂密，青翠欲滴，从食指粗的根部一直向上细到梢头。宁子找出父亲上山砍柴用的柴刀，提起竹子，砍去所有的枝叶，竹子在他手中变成了直溜溜、光秃秃的竹竿，他像钓鱼那样，平端着竹竿上下掂了掂，竹竿仿佛触电了，浑身打起激灵，一波一波的，梢头不停地轻轻颤动，细密如涟漪的动静绵绵不绝地涌向远方。他将竹竿倚在右肩头，到处寻找着蜘蛛网，他天生是一个发现者，这使他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破坏者，在一些被我们忽略的角落，那些个头儿大、面目狰狞的蜘蛛绝望地怒视着他，待他探出梢头触到蜘蛛网，它们已经无奈地抬脚逃窜向一角，撇下核桃壳一样密密连缀的网，任凭被他操纵的梢头践踏。梢头一遍又一遍地搅和翻卷着这张网，很快这张网被包裹成了一个小疙瘩，他又奔向了下一张网，他灵敏如狡兔的触觉和视觉让他唾手可得，这样包裹了两三张蜘蛛网之后，梢头的疙瘩足够大了。疙瘩也不能太大，否则梢头承受不住它的重量，具体需要多大，要视蜘蛛网而定，大者一张就够了，小者可能要两张甚至三张。蜘蛛网上网住了不计其数的蚊子、小咬甚至绿豆蝇，它们连同经纬分明的细丝被卷成了疙瘩，等待派上用场。宁子朝疙瘩上头吐了几口唾液，这个细节很重要，是它直接决定着接下来行动的成败。为了准确描述宁子捉蜻蜓，我给远在黔南的宁子打电话，他告诉我，疙瘩上头不能沾水，只有吐唾液，才有如胶似漆的黏性。至于其中缘由，他也说不清楚，但我想大概是因为唾液是源自身体内部的一条河流，它带着体温地细水长流，一旦遇见蜘蛛网，便生了缠绵的反应，恨不得将天与地重新黏合到一起。

宁子攥着竹竿，蹑手蹑脚地靠近一只落在水葫芦上的雌“大喜”，水面在正午的阳光照耀下，迸射着白花花的光，他拨云见日似的一眼发现了绿油油的水葫芦上停着的“大喜”。他轻轻地探过竹竿，“大喜”浑然不觉，白的阳光和绿的水葫芦共同营造的仙境，让它放松了警惕，飞累了的它一尘不染，也没出一滴汗水，它陶醉于这朵祥云似的安乐窝中，丝毫没意识到危险正在临近。宁子努力压抑住激动的心跳，他的右手腕有点儿颤抖，传递给了竹竿，竹竿梢头也微微地颤动起来，他猛地戳向“大喜”平展展的翅膀，黏糊糊的疙瘩像凭空长出了牙齿，紧紧地咬住了“大喜”干巴巴的翅膀。“大喜”摇晃着大脑袋，拼命地挣扎着，疙瘩越咬越紧，再挣扎下去，没有水分的翅膀就要四分五裂了，它放弃了这徒劳的反抗，宁子已经收拢竹竿，将它像一条鱼一样摘了下来。

除了像宁子这样，我们也在小庄村周围寻找桃胶。夏天的桃树叶子像翠绿的舌头，无数这样的舌头垂挂一树，风吹过，风言风语到处流传。到正午，炽热的阳光晒蔫了这些舌头，没了风它们就无法嚼舌头地传播风言风语了，但栖身枝上的桃胶被晒化了，它可以借助这些舌头隐藏起自己，却藏不住四下逃逸的气息。桃胶是桃树酝酿的酒，它肆无忌惮地散发着芬芳而清凉的气息，醉了空气，醉了云彩，醉了飞鸟，吸引着我们来到它面前，揪下黏稠的它，黏在竹竿梢头，去黏栖落的“大喜”。我那时天真地怀疑过，“大喜”不是被桃胶黏住的，而是被桃胶的气息熏晕了，昏昏沉沉地飞撞上桃胶，左冲右突都脱身不得。

四

想方设法捉住了一只“大喜”，它便成了钓饵，我们用它来“引”其他“大喜”。我说不清楚在我们中间是谁第一个这样做的，但肯定是东方机床厂的孩子某天受了某种启示，第一个这样做了。没有人着意教我们，也没有人刻意去学，孩子们都有天生的模仿力，无师自通地瞧着学会了，凡是飞舞着“大喜”的地方都有我们的身影，很快小庄村的孩子们也加入了进来。这是一支数量有些庞大的队伍，我们像细菌分散和活跃在水边和原野上，清一色正在发育的小公鸡嗓子一齐吼起来，吓得贪嘴的麻雀从稻穗中间扑棱棱地飞上了天，却仍然飞不出天空的手掌心。我们揪来狗尾草，撸掉毛茸茸的穗，在“大喜”两对翅膀之间的身上打一个结，冲着正在飞舞的其他“大喜”，攥着草有节奏地甩开胳膊，“大喜”像一架袖珍飞机在我们头顶反复兜着圈子，仿佛在俯身寻找着合适的降落地儿，这是顺时针方向的匀速飞行，单调而机械，没有啥美感可言。一只“大喜”借着发达而美丽的复眼，早已看见了正在兜圈子的它，也听见了它干燥的翅膀与同样干燥的空气摩擦发出的嗡嗡声，这声音真实地近在眼前，它的确是自己的同类，奇怪的是它搁置下了花样繁多的飞行表演，只是这样乐此不疲地兜着圈子，似乎它生来便只会这样一种飞行。依这只“大喜”的智慧和敏锐的观察力，不是没怀疑过它飞行的速度等破绽，大脑袋中也一闪即逝过这是一个请君入瓮的陷阱，但所有这些问号都被狂热求偶渴望恋爱繁衍后代的盲目和愚蠢掩盖了，熄灭了。这只“大喜”丧失了思考能力，也不会分辨了，被我们牵着鼻子，追随着我们手臂不紧不慢的节奏，翅膀在极小的范围内发出嗡嗡声，就这样转了几圈，这只“大喜”想扑上不知疲倦的引诱者，可老是差那么一点儿，正有些晕头转向、不知所从之际，我们猛地将它往草丛或泥地上一放，这只“大喜”已经一头扎了上去，嗡嗡声戛然而止，像某根琴弦栖满了音符，越来越沉，猝然断裂了，音符如花瓣破碎了一地。它俩紧贴在了一起，身体与身体、翅膀与翅膀相亲发出了愉悦的声音，那声音是干燥的，但很结实，发自内心深处。我想，只有内心纯净干燥的生灵才有这样结实而弹性十足的声音。我迅即捂住了它。

这种“引”“大喜”的方式像蛤蟆瘟（腮腺炎的俗称），有比较强的传染性，一传十、十传百地传染给了大家，吸引着前楼和后楼的孩子们一窝蜂地加入队伍中间。宁子自创了“引”“大喜”的口诀，一口鱼塘，东边和西边各飞着一只“大喜”，它们各飞各的，四角各蹲着一个孩子，他们各“引”各的。宁子蹲在东南角，他口中念念有词，两只“大喜”像被他施了魔法，一前一后地都冲他飞了过去，被他“引”到了手中。我们问他为什么“大喜”都奔他而飞了，他答自己有口诀，却又不肯说出来，最后文子用一块杨阿姨自上海捎来的巧克力换得了这口诀。但文子是一个藏不住秘密的人，他慷慨地向自己最要好的伙伴刚子分享了此秘密，这样差不多到吃晚饭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了这个口诀，文子用一块自己都舍不得吃的巧克力，换来了一个大家皆知的秘密，我们却都不因此感谢他。到第二天，宁子手攥拴着“大喜”的狗尾草，甩开右胳膊，从正前方开始，向左划过头顶，往右回到正前方，恰好画了一个圆，他就这样画着一个又一个圆。他的手臂比我们的手臂长，动作优雅而洒脱，看上去充满了美感，也比我们更像一只“大喜”在自由矜持地展翅飞舞，愿求偶者上钩的迫切与焦灼被他轻描淡写地藏匿在了身后。同时，宁子操着山东某地口音念着：喜儿，喜儿，过来喽。我们也不甘落后地重复着：喜儿，喜儿，过来喽。东方机床厂的孩子以山东人居多，我们的父母从山东不同的原籍拔起自己，来到隐藏在深山中的这家三线工厂，也带来了不同的口音。我们在这儿出生和成长，与我们的父母朝夕相处，自生下来耳朵中就灌满了他们的口音，从学说话开始又不知不觉地接受和皈依了这种口音，成为它坚定的捍卫者和表达者。此刻，许多张嘴操着不同的口音，念着同样的口诀，而这些口音都来自那片叫山东的土地，嘈嘈杂杂，横冲直撞，像一锅煮沸的水，又像一群和尚在念经，使这儿成了一个热闹的集市，冲上天空，吓得两只“大喜”争先恐后地往宁子面前飞。宁子念得更加响亮了，手中的“大喜”挥舞得更加逼真了，念口诀声和“大喜”翅膀发出的嗡嗡声，相互纠缠着拧成了一个声音，盖过了所有的声音，两只“大喜”也前赴后继地扑到了宁子搁到草丛里的那只“大喜”身上，彼此难解难分。我们和宁子念着同样的口诀，为什么“大喜”还要往宁子面前飞，这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等到听过一个小孩托生为一只蟋蟀的故事后，我突发奇想地认为宁子是一只“大喜”托生的，他通晓“大喜”的语言和手势，在他和我们念着同样的口诀时，他也以“大喜”的语言在与空中自由飞舞的“大喜”交流着，同时在挥舞的手臂中掺入了各种手势，吸引着“大喜”像遇见亲人似的纷纷自投罗网。但这些只是我一个人的奇怪念头，我从未对其他同伴说起过，我怕我说了他们会笑话我是一个疯孩子。

现在想想，“大喜”们纷纷往宁子面前飞，应该是宁子挥舞“大喜”的动作，比我们更像是“大喜”自己在飞舞，他良好的心态让他的动作从容不迫，游刃有余，拿捏得当，分寸感强，这样的“大喜”以自己的矜持和多情，成为“大喜”中少有的极品，诱惑和吸引着求偶心切的“大喜”们。所谓口诀，只是宁子营造神秘氛围和捉弄我们的一个幌子，或者一个玩笑而已。

五

我一下子“引”得了这么多“大喜”，它们被我像大人夹烟卷一样夹满了我的十指，说转动大脑袋一齐转动，说龇出口器一齐龇出，它们的行动是如此一致，仿佛它们当中有一只“大喜”正在指挥着它们，我想起了我们学校操场主席台上的那个领操少年，和操场上正做着广播体操的我们。除了两对翅膀被叠到一起夹在了手指之间，失去了飞翔的可能，它们身体的其他部分都可以自由地运动。我绞尽脑汁于如何处置它们。我从针线笸箩里找出母亲缝被子的粗线，系在一只“大喜”两对翅膀之间的身体上，然后撒开它，它误以为我要放它走，扯着那条线拼命地往前飞，但它很快发现无论怎样飞，都飞不出那条线限定的距离，它泄气了，我也厌烦了。我让它趴在我的白衬衣上，它就老实地伏在那儿，像一枚绣在上面的绿色装饰品。我将线拴在金龟子脑袋和身体之间的缝隙中时，它天生一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蛮力，拽着线像没头的苍蝇，嗡嗡地到处乱撞，黑绿色的脊背在阳光下一闪一闪的，好似一片片出水的鱼鳞，晃花了我的眼。我想如果我撒手，金龟子会带着那条越来越紧的、嵌入它身体的线，飞上天飞回它曾经的乐园，一切仿佛从未发生过，它有此信心和力量。与它相比，“大喜”简直乏善可陈，一只被限制了自由的“大喜”，就像一个陷入平庸生活泥淖中的人，没了振翅飞翔的勇气和欲望。

这只“大喜”停在我的手掌上，真的像一架袖珍飞机，五根手指预言的五个方向，都是命运埋下的伏笔，除了一如既往地飞翔，没有其他的出路。它一动不动，我听不见它细若柔丝的呼吸，但我看得见它腹腔中间的缝隙在微微地动着，一些时光的碎屑失足掉了进去。它没有鲜血和泪水，甚至水分极少，但它永远不会像知了一样喊渴。它忘不了身上的束缚，这让它在一次夭折的飞翔过后，怀疑头顶没了天空，眼下都是绝壁，它也的确缺乏将绝壁飞成天空的勇气。刚子扫雷似的踏着疯长的草丛，大大小小的蚂蚱纷纷振翅飞了出来，抬腿跳了出来，他眼疾手快地扑了上去，捂住了那只自以为平安着地的蚂蚱。他喜欢捉蚂蚱，是为了喂父亲的画眉鸟，那只乖巧伶俐的画眉鸟在吃了他捉的蚂蚱后，深情地回报他以美妙的歌声。现在，他将弥漫着蚂蚱腥气的狗尾草一端刺入它头脑和身体的缝隙间，它痉挛了下，却没觉得疼，它徒劳地蹬着后腿，它的同伴也条件反射似的蹬着后腿，它们也许想着用力挣脱这根刺，是狗尾草饱满的头颅阻止了它们。它们是一根草上的蚂蚱，撞不开草的头颅，在暂时苟且偷生之后，它们都将进入画眉鸟的口腹，化为歌声滔滔不绝地飘出来。蜻蜓的身体构造让我们无法像对待蚂蚱一样将狗尾草穿过它的身体，它幸免于一根刺，却逃脱不掉更加残忍的结局。童年和少年的恶往往是从好奇甚至好玩开始的。我们当时从未意识到这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戕害，似乎仅仅因为我们强大，它们弱小，这种戕害就进行得天经地义。从头到尾，我们都面无愧色、心无内疚。我们相中了它的躯干，它不臃肿，也没有骨头，革质躯壳包裹着纹路清晰的肉，不知谁说了一句，咱们烤它的肉吃吧。恶像一支体温计，一瞬间被这句话激活了，噌噌噌由谷底攀上了峰巅，我们发起了高烧，陷入了集体癫狂状态。我多次在路上看见过死去的“大喜”，它掩不住的死亡气息风吹不散，召唤来了一队队蚂蚁，它们一哄而上洗劫了它的身体，留下一具空荡荡的皮囊，两对翅膀在风中瑟瑟发抖。正当我想着这一幕幕时，已经有人拾来了柴火，点着了火，文子捏着两根树枝当筷子，夹紧一只“大喜”在火上烤，火伸出舌头首先舔去了它的两对翅膀，它的大脑袋不停地摇晃，仿佛拼了命在喊不要，细细的腿乱蹬着，却抓不住一根救命的稻草，尾巴也因为烤得疼痛蜷曲了。文子怕它挣脱了，夹得更紧了，一股烤焦的肉的味道飘了出来。它足够小，就大拇指盖那么大，这么一堆熊熊燃烧的火仅仅为了烤它也的确是浪费，也许在我看来，划着一根火柴，再接续上两三根火柴，就能烤熟它。我终究没吃那肉，除了肉相不好看，黢黑干巴，我的心里也有忌讳，却又一时说不清道不明。

更多的它们被我撒到了蚊帐里，那时尼龙蚊帐少见，更多的是棉纱蚊帐，这种棉纱蚊帐厚实遮风。和所有的孩子一样，我相信在这儿它们会有用武之地，它们会像在原野上一样，捉光吃净蚊帐里所有的蚊子，给我带来一个个安宁无扰的夜晚。事实上，坐在蚊帐里，我从未亲眼看见它们捉过一只蚊子，它们在短暂地飞舞适应这封闭闷热的新环境后，就以细腿抓住蚊帐不肯动了。可奇怪的是，有它们守护陪伴的夜晚，我与蚊子相安无事，一夜睡眠香甜。这样过了两三天，我仍未看见它们捉过一只蚊子，但它们却已经以趴伏的姿势，为漫漫黑夜留下了一份证词。我小心地一一取下它们，它们的细腿一律保持着抓紧蚊帐的样子，我不敢再触碰它们，我汗津津的手指已经感受到了它们的干燥，我怕它们在我指尖的燃烧下化为灰烬，随风飘散……

十四岁暑假前那个夏天，我们一家告别黔南山区，来到鲁南平原，隔着千山万水，那些被蜻蜓串起的孤独时光也一去不复返了。

六

初到陌生的郭城，传说中的办公楼和宿舍楼仍在图纸上沉沉大睡，我们一家四口暂住在毛巾厂招待所一楼西边的第一个房间。它大约只有十平方米，做饭要在门口支起蜂窝煤炉，到了寒冬还要将炉子提进屋内取暖。由于房间太小，头尾相接摆开的两张床占去了大半空间。除了必需的生活用具，房间内甚至放不下一张写字台和一把椅子，我只能站在窗子边的五斗橱前写作业。这虽然有些无奈，但我安于现状，乐于这样，因为我此时的理想是当一名作家，而我知道一个叫海明威的外国作家就是这样站着写作的，我也想像他一样站着成为一名作家。我将头扭向左边，透过糊满灰尘的纱窗，我看见招待所门前并不宽阔的泥地，继续向前是一条同样不宽阔的柏油路。招待所对面是消防队，门前铺着水泥地，一扇扇木门又高又大，喷着鲜艳的红油漆，里面停着一辆辆红色消防车，它们有着解放牌汽车一样的车头。院子里有单杠和双杠，有篮球场和露天游泳池，还有一片比游泳池大不了多少的鱼塘。

招待所二楼是办公室，三楼住了几个刚分配来的男大学生，一楼就我们一家住户。推开斑驳的深绿色木门，面对的是一个长而窄的院子，几棵海碗口粗的杨树挺立在院子中央，它们枝繁叶茂，主干沧桑，已经长到了和三楼一样高。在没有风的炎夏，它们将浓荫洋洋洒洒地洒落下来，像一把硕大无朋的伞，撑起一大片清凉。杨树外点缀着一簇簇冬青，由于无人打理，它们扑开身架长疯了，革质叶片饱吸了阳光，反射着新亮的光。东西两边成片的空地都种上了各种蔬菜，第二年春天东边的空地种了矮矮的草莓，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这种植物，随着它开出白花，长出白里泛青的果实，渐渐地红透，我才知道脚下不起眼的它竟然是酸酸甜甜的草莓。东边地里打了一口压水井，我曾经借助它为比我小好几岁的孩子表演过“种水收水”的把戏。西边紧挨着招待所楼头有一间公共厕所，经常有人清理后挑了粪水去浇菜，风吹过后，气味飘满了整个院子。

我们一家安顿下就已经放暑假了，这真是一个奢侈得无以复加的暑假，我和弟弟没了作业的羁绊，甚至在离开过去的校园时，我俩都没赶上即将来临的期末考试，这也让我俩与冷冰冰的分数暂时脱节。除了变着花样地玩，我俩也想不起来还能干点啥。现在这座楼上除了我俩，再也找不出和我俩差不多大小的孩子，我俩将目光盯上了待业青年喜子。喜子满没满十八岁我不清楚，他是毛巾厂职工的孩子，没读完高中就被临时安排到招待所当服务员。他又高又瘦的身材，像一株瘦骨伶仃的小树，右鼻尖上生着一颗黑痣，这不是他人生的一个污点，而是强大基因为了让他区别于他人做的一个记号。四五个服务员中就喜子一个年轻人，其余都是中年妇女，也是毛巾厂职工的家属。他喜欢跟我俩玩，我俩也喜欢跟他玩，因为在这座楼上我俩和他都找不到合适的玩伴。我们暂时忘却年龄的差距，而像磁铁与铁屑相互吸引到一起，同样是蜻蜓飞针走线串起了我们。这个暑假的这些黄昏，将黑未黑时，翩然飞临的这一幕，竟然与黔南山区原野上的那一幕贴面重合在了一起。

我来到郭城半个多月了，这儿不像黔南山区，出门走上几步便是蓄着水的稻田和密密浮萍下露不出鱼的鱼塘，再走上不远便是在大地上谱着五线谱的河流，空气湿润如酥，就连面目晴朗的云彩，晴朗不过三天，说变脸就变脸，说泪如雨下马上就流下来，淌过道路被踩成泥泞破绽百出。郭城这儿出门是黄土地，挺拔着长胳膊长腿的玉米，走到城乡结合部甚至更远的地方，才能看见水，嗅到湿润的气息。这些水在不同的容器里，被分别叫作水坑、鱼塘、水库等，溢出容器则成为河流奔腾入微山湖；艳阳高照蒸发着大地上的水，老天爷吝啬得一连数月不洒一滴泪水，遇见伤心事了则大雨倾盆，龟裂的田地咕嘟咕嘟地牛饮个够，一道道伤口在水的滋润下弥合如初……

七

炎热和干燥催生了蜻蜓。蜻蜓本是这样一种不惧炎热，浑身从里往外、从头到脚都干燥得仿佛没有水分的昆虫，它与知了、蝴蝶、金龟子等同类一起，振翅飞上天空，翅上泊着白白亮亮的阳光。我们在它们小小的翅膀之下，一边挥汗如雨，一边嫉妒地望着它们，它们却看都不看我们一眼。据喜子说，这个夏天是他在郭城出生并长至今天所经历的最炎热的夏天，许多人家都热得睡不着觉，他们全身汗毛孔一齐敞开，像拧开水龙头，淌出一条细细的季节河，躺在凉席上印出一个湿漉漉的人形。他打记事儿起就没看见过这么多的蜻蜓，它们多如天上的星星和蚊子，都是清一色的“老黄”，在招待所门前狭长的泥地上空，交叉飞舞织起了一张同样狭长的草皮。从午后开始，它们漫天飞舞，越聚越多，有些迎头撞上了，但它们轻巧的身体没让彼此感到疼痛，更不会像飞机失事一样跌落尘埃。它们的翅膀上栖着最毒辣的阳光，却没像马路上的柏油被晒化和烧焦，不计其数的翅膀各自栖着这样的阳光，聚拢到一起，遮住了阳光，也挡住了若有若无的风。我们仰头望去，黑压压的一片，耳边似乎掠过了翅膀与空气的摩擦声。一边的招待所像耸立的屏风，阻止了它们轻盈的翅膀，另一边是热气蒸腾的柏油路，稀稀拉拉的汽车、川流不息的行人和自行车，吓退了它们飞舞的欲望，它们就在那片狭长的空地上空飞舞。喜子领着我和弟弟，我们仨一人举着一把大扫帚，仰脸勇猛地扑向蜻蜓。扫帚像一柄长把儿的大扇子，扫过处，一小片一小片的蜻蜓像折翼的袖珍飞机，打着旋儿，纷纷扬扬地坠落下来。仅仅是一刹那，一小片一小片明亮的阳光击中了我们的眼睛，但马上又飞来一小片一小片的蜻蜓，缝合上这被扫帚撕开的口子，天空仍是黑压压一片。我们举着扫帚不断地扑，蜻蜓不停地飞来穿针引线，缝合上一个个口子。与我们的残忍针锋相对的是它们的前赴后继，这些小小的生灵看上去盲目而狂热，坚定而执着，单独一只似乎没有重量，但许多凌乱地摞到一起，堆成小山，就有了触目惊心的重量。

一直到傍晚，太阳赶了一天路，要收工回家了，蜻蜓借着最后的光亮，捕捉着稠密如香炉灰屑的蚊子。喜子打扫着地上的蜻蜓，它们多数已经死了，少数在垂死挣扎，一地狼藉，惨不忍睹。这里没有硝烟弥漫，夕阳和晚霞灿若鲜血的光芒照在招待所的窗玻璃上，像一朵朵鲜艳的罂粟绽放开来，铺张地洒在泥地上，镀亮了蜻蜓映得出人影的大脑袋，和透明淡黄色的拱形翅膀。眼前的这一切安静而沉沦，隔开邻近柏油路的喧嚣和热闹，像是黔南山区原野上被火烧云燃烧的黄昏。喜子将蜻蜓聚拢在一块，一捧一捧地往塑料袋里装，他要将它们拎回家去喂鸡。塑料袋很快被装满了，鼓鼓囊囊的，孤零零地立在空地中央，咋看都像一座小小的坟头，没有谁会想到里面埋葬的竟然是蜻蜓。

第二天早晨，太阳还没爬起来，我和弟弟出门来到院子里，这儿静极了，空无一人，连杨树上鸣叫了一夜的知了也停止了聒噪。眼尖的弟弟惊讶地发现冬青上落满了“老黄”，不是一株，而是每一株，它们或趴在叶片上枝头间，或将自己垂吊在那儿，姿势各异，却都静止不动，像是睡着了。这种蜻蜓在蜻蜓家族中数量最多，也最常见，但一下子看见这么多，足以让患有密集恐惧症的我头皮发麻，它们像冬青自身开出的浅黄色花朵。我昨晚纳闷天黑了蜻蜓都飞到哪儿去了，此刻我找到了答案，在这儿没有谁打扰它们，它们啜饮露水，枕着蟋蟀的琴声，不知不觉地睡着了，香甜极了。早晨露水重，冬青湿漉漉的，像沐浴着露水冲了个凉。“老黄”们安逸得浑身无力，懒洋洋地不想动。我们轻手轻脚地接近它们，其实这样完全是多余的，我们轻而易举地捏住了它们平展展的翅膀，它们动都没动一下，就束手就擒了。我忽然觉得，这像摘一种没有重量的果子。它们的翅膀又轻又薄，像包裹高粱饴的糯米纸，探出舌头舔一下立刻就会化了。它们终于醒了，胡乱蹬着细细的腿，转动着大脑袋，张开嘴巴要咬我。我夹紧了它们的翅膀，我清楚只要这样它们就奈何不了我，但经过一夜的安睡，它们的翅膀真的变成了糯米纸，在我指间化作一团。

招待所内外只有“老黄”，我们很快对它们视而不见了，而将目标转向了消防队院里。但那片鱼塘太小了，一只“大喜”趁我们眨眼的工夫，就飞了个来回，还有三五只“红辣椒”和“老黑”飞飞落落在倾斜着入水的水泥岸边。当我们捉光了这儿所有的蜻蜓后，也觉得索然无味了。这时我俩盯上了喜子，炽热的阳光下，他的鼻子渗出了汗水，亮晶晶的，照得那颗黑痣更黑了，我俩将他当成了一只“大喜”，千方百计地捉弄着他。我俩虚掩着门，悄悄地将扫帚放到门框和门之间，待喜子拉门出来，扫帚不偏不倚地砸中了他的头，擦着他鼻尖上的黑痣落到了地上……诸如此类的恶作剧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喜子被我俩惹恼了，一个人气鼓鼓地仰面躺在床上，无聊地盯着天花板出神，不再搭理我俩。眼看喜子变成了一只气蛤蟆，愈加激发了我俩的斗志，我俩轻轻地拨开窗子，举起手中的水枪，瞄准那颗黑痣一通扫射。他彻底愤怒了，抹了一把脸上的水珠一跃而起，冲出屋门。弟弟撒腿跑了，他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将它们扭到背后，他的动作粗野而有力，我疼得哭出了声，长长的哭腔回荡在大厅里。这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俩都不再与喜子玩，他看见我俩也像没看见似的。

两年后，我们家搬离了招待所，距临山近了。从那以后，我一直没见过喜子，他仿佛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因为蜻蜓，我又在记忆的天空中捕捉到了他。但我相信，他一直在这座渐渐被我熟悉的小城，与我一同呼吸在这片天空下，只要我想找他，随时可以推开某扇门，与他，也与那时的自己遇见。

只是不知为什么，此刻想到喜子，我老是觉得他就是一只“大喜”。

八

伴随着喜子消失的，还有蜻蜓。

我读高中了，功课紧了，玩耍的时间少了。进入青春期后，我有了新的关注点，蜻蜓驮着我的童年和少年，逐渐地淡出了我的视野。我不再关心它，偶尔在路上或水边与它相遇，它也无法像点水似的在我心中荡开一圈圈涟漪。

二十多年前，我刚成家，到郭城附近农村的岳父家。下了那条叫光明大道的水泥公路，进入村庄，铺在脚下的是一条条黄土路。由这头进去，从那头出来，走的是一条较为宽阔的黄土路，容得下一辆汽车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颠簸着上下跳舞。条条道路通村庄，在这儿你不必担心会迷路，只要你望着稠密的炊烟升起的方向，沿着任何一条小路，都可以拐向那条较为宽阔的大路，也都可以通往村庄内部。就在这些道路环绕下，深陷着一口口水汪，它们有的是采铁矿石挖出的，有的是采石英石挖出的，有的甚至是就地采土卖挖出的。在向自然疯狂索取这件事上，人们挖空心思地想法子，不惜惊醒铁矿石和石英石沉睡千万年的美梦，在土地深处剜出一个个伤口，地下的水和天上的雨水灌满了这些伤口，它们没因此溃烂和发炎，却成为鱼虾、鸟儿、蜻蜓，甚至人的乐园。来的路上我已经发现一口水汪上空有“大喜”飞来飞去，这唤起了我久违的快乐，我不由得想起了那些在黔南山区原野上和水塘边奔跑的时光。到岳父家后，我抓过倒立在门背后的大扫帚，走向那条较为宽阔的黄土路。我拖着大扫帚在前面走着，后头跟着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队伍，他们中有男孩也有女孩，有的叫我姑父，也有人喊我姨夫，都和在黔南山区的我差不多大小。我来到一口水汪，举起扫帚，瞅准空儿扑下了一只雄“大喜”，接着我拔了一根狗尾草，拴在了这只“大喜”两对翅膀之间的身上，我挥舞着它，“引”来了第一只“大喜”，又循着水的气息找到水汪，“引”来了更多的“大喜”。我发觉尽管时光已经过去了十多年，但我做这些时动作仍是那么娴熟和自然，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眼前的“大喜”和那些遥远的“大喜”一样，它们无比相信自己的感觉，自投圈套，盲目与狂热丝毫没变。至们瞪大眼睛都看傻了，他们从未看见过有人这样捉“大喜”，挥手之间，眨眨眼的工夫，就捉了这么多。也许在他们的眼里，我和当年的宁子一样，都是通晓蜻蜓语言的人，我在水边随便一蹲，心里默默地说上几句它们的话，就与它们对上了暗号，它们也认准了同类，义无反顾地朝我飞来。我也的确念了宁子自创的口诀：喜儿，喜儿，过来喽。但我的声音小得只能我自己听见，我似乎刻意在保持这样的神秘感，我觉得兴奋而满足。仅仅几个小时，我“引”光了周围所有的“大喜”，它们全被夹在了我的左手指之间，一齐转动着大脑袋，一齐蹬着细腿，一齐蜷着尾巴，我不敢再看，我怕我的密集恐惧症犯了。

回来路上，意外发生了。二静不小心摔倒了。几天前刚下过一场雨，各种车辆碾过，着急赶路的人踩过，那条黄土路变得泥泞不堪，雨后出了太阳，晒干了路面，却没人平整，仍保留着泥泞时的模样，看上去犬牙交错，也许要等待另一场雨，才能重新变得平坦。这些泥泞干后结实坚硬，张着口子，随时给车轮和腿脚使着绊子，这次轮到二静了，她摔倒后扑在了一片泥泞上，裸露的胳膊和腿被硌破了，划出了一道道血痕，丝丝缕缕地往外渗血。她很坚强，没喊疼也没哭，到家后搽了些碘酒和红药水又去玩了。一个大小伙子，同时是一个毛头女婿，上门不干正事儿，领着几个孩子去扑蜻蜓，还有孩子因此摔伤了，这咋想都不是我应该干的事情。他们不理解我心里那种根深蒂固的蜻蜓情结，但碍于在我们这儿女婿是客人的身份，捏着鼻子不便于说出口而已。如今二静已经出落成一个大姑娘，亭亭玉立得像一枝高挑出水的红莲，那些伤痕也早已愈合了，只是不知道她还记得不记得这件陈谷子烂芝麻的糗事？

九

在我的生活范围内，蜻蜓越来越少了，究其因，也许是水面减少了，过去只要有人集中居住的地方，就有水塘，一口口，或大或小，散发着湿润的气息，吸引蜻蜓来此绕水飞舞和繁衍生息，不知何时这些水塘都被填平了，造成田地，或者在上面盖起了房屋，蜻蜓逐渐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家园；也许是包括农药在内的各种化学制剂的广泛使用，破坏了蜻蜓的生存环境。在这座城市，在车子和人的河流汹涌中，我偶尔看见银行门口并排停放着一辆辆汽车，它们都是那种豪华车，与储存着财富的银行近相呼应，明亮的阳光照在它们上面，反射着刺眼的光，就像深邃的湖水折射出的光。一群“老黄”在它们头顶，来回飞舞兜着圈子，仿佛在巡视自己的领地，几只陡然下降，接近车头和车身，细长的尾巴弯起，像鸡啄米似的，一下一下地点击着锃亮的车头和车身，这是我熟悉的经典动作，看来它们是将这洗得一尘不染又被阳光烤成一团发烧的金属的车子当作了水。在这座城市的广场上，我还看见过赭红色中飘着小雪花的人造大理石，几只“老黄”飞舞着贴近大理石，细长的尾巴弯起，像鸡啄米似的，一下一下地点击着光可鉴人的大理石，它们同样是将这洒水车冲洗过的大理石当作了水。起初我感到困惑不解，车子和大理石在阳光的照耀下，幻生出了水的波纹，给了“老黄”们以信号和诱惑，但它们不是真正的水，散发不出水的气息，有的只是工业的味道，“老黄”们为何要像在真正的水面上一样点水产卵呢？它们是慌不择水了，还是其他原因导致它们产生了此动作？后来我大致想明白了，这肯定不是唯一的正确答案，但至少可以说得通。也许停放车子和铺设人造大理石的地方，曾经是同一片水域，它们之间的距离本就不远，这片水域曾经那么广阔、那么浩荡，“老黄”们的祖先和它们的同类曾经在水面上飞舞嬉戏，它们快乐地在空中交尾，幸福地点水产卵，一茬一茬地繁衍生息，直至这片水域被填平了，修了道路，盖了楼房，铺了人造大理石，但深埋在地下的水的召唤仍在，蜻蜓们与祖先记忆的回响仍在，于是，它们就将这片曾经的水域当作了水，自然而然地生了点水的冲动。我揣测了这些，浑身没感到轻松，却从心底涌起了悲哀，坚硬的车子和人造大理石啥时都不能像水一样柔软，给予“老黄”们以产床和庇护。它们一下一下地点击着车子和大理石，柔软的尾巴传递给它们身体的是一波一波的热浪和疼痛，即使它们情不自禁地产下卵来，也难逃暴晒至死至灭的厄运。

快十年了，我回过黔南山区两次，都是在夏天。第一次回去，与三十年前相比，楼后小庄村前那片我童年的乐园虽然变化很大，土路被铺成了水泥路，一些羊肠小道不见了，低矮的草房被拆掉了，许多楼房盖起来了，老黔桂铁路被废弃了，铁轨被撬走了，丢下笨鸡蛋大小的灰白色石子，一路铺向我曾经已知的远方，但散落的稻田和鱼塘仍然勾勒得出当时的大致轮廓，只是水不再清澈如镜，而变成了油汪汪的浅绿色，云彩倒映在水面上，风吹过凌乱地花成一片；走到水泥路尽头，红砖磨坊仍在，当年的小覃夫妇已经成了老头和老太太。我没看见一只蜻蜓，而我是多么希望能够看见成群结队的“大喜”啊，它们无数次飞舞在我的梦境中。站在眼前它们曾经的领地中间，它们却不知去哪儿了。听陪同我的小学同学说，过去我们春天爬上东山就能看见的漫山遍野的映山红，不知从啥时起在眼皮底下说没就没了，现在要看映山红，得开着车跑上很远到人迹罕至的深山里，他说是因为附近的村民开荒种地，在东山上搭起架子栽葡萄，逼退了映山红。另一次是在前年，距离上次来已经过了七年，我知道会有不小的变化，我却仍然怀着希望，但眼前的一切让我狠狠地吃了一惊，继而陷入了巨大的虚无和悲哀中。所有的道路、稻田和鱼塘都被占用盖满了楼房，它们见缝插针地拔地而起，一律都是三层，最底层是车库，卷帘门紧闭像藏着啥秘密。楼房与楼房之间是狭窄的水泥路，仰脸看不见整块的天，总有屋檐横生枝节，粗暴地遮挡你的视线。红砖磨坊也被楼房取代了，没了赖以生存的磨坊，不知老覃夫妇将以何为生？就连铺着石子的老黔桂铁路中间和两边也盖上了楼房，果绿色火车呼啸驶过的记忆如梦似幻。听说距此不远的地方要建休闲湿地公园，顺手将这一片也规划了进来，大家闻风而动，纷纷在自家承包地上盖起楼房等待征收补偿，曾经世外桃源似的乡村，最终却种满了高大雷同的楼房。这样的生存环境留不住蜻蜓，甚至鸟儿飞过也会迷路，就只剩下了人。

十

最惨烈的一幕场景是，我行驶在山间公路上，右边远处的山头上，错落矗立着几台风力发电机。这儿的山都不高，巨无霸似的风力发电机站在山的肩头，也算得上庞然大物了。它们一根主体支撑起了三片扇叶，从侧面看像一个“丫”字，我却觉得像我儿时玩过的竹蜻蜓，

双手一搓，两片竹翅膀乘风飞上了天。说蜻蜓蜻蜓到，真的有蜻蜓飞来了，不是一只，而是一群群，聚集为一片片；不是远远地躲开风力发电机飞，也不是兜个大圈子地绕着它飞，而是勇猛地迎向它飞。这一刹那，我想到了手持长矛挑战风车的堂吉诃德。但眼前的蜻蜓手无寸铁，它们只有脆薄的翅膀、夸张的大脑袋、纤细的尾巴，这些与被强劲的山风鼓吹着不停地转动的扇叶碰撞，无异于以卵击石，羊入虎口。这些风力发电机也的确比风车坚硬强大，它们玻璃钢的扇叶像是风长出的翅膀，运转起来虎虎生风，源源不断地转化为光明。风力发电机矗立在那儿，鸟类曾经一成不变的迁徙路线被篡改了，它们接近它就像被一股飓风吸引着堕入了黑暗地狱，它们晕头转向，它们直线加速度坠落，它们支离破碎，无一生还。幸好它们是有记忆的，它们从一次次惨痛的教训中学会了躲避它，绕开它，另辟一条迁徙路线，极少数莽撞的同类以身涉险，尸骨和羽毛都被大风吹得无影无踪了。现在轮到了蜻蜓，它们勇敢而决绝，无知而无畏，驾着自己小小的飞机，自杀似的撞向扇叶，腹腔里用力挤出的声音被风声收纳了，仅听得见风扇动翅膀的声音，却听不到其他声音，侥幸没撞上扇叶的也逃脱不掉，被风裹挟着、撕碎着，纷纷扬扬，像下起了毛毛雨。

它们中以“老黄”居多，也有一些“红辣椒”和“老黑”，甚至“大喜”。“老黄”是蜻蜓世界中的平民，就像鸟类中的麻雀，数量庞大，地位卑微，构成了蜻蜓世界的基础。三片扇叶不间歇地来回转动，总有蜻蜓撞击在上面，此刻它就像一个硕大的调色盘，糊满了各种色彩蜻蜓的翅膀、头颅、尾巴、细腿、腹腔等，调和出一盘绚美至残酷的色彩。但它们的死亡自身没有重量，即使糊满了一片片扇叶，让扇叶成为夏日一面面飘扬的旗帜，也影响不了扇叶的运转，是风在鼓舞扇叶不停地运动，也是风收敛翅膀让扇叶彻底停止了，而不是其他。

让我惊心动魄的是，更多的蜻蜓追撵着前面蜻蜓的背影飞了上来，它们像背负着某个使命，又像着魔似的，飞舞着相同的轨迹，迎头撞向巨大的扇叶。我不明白它们为何不懂得逃避和礼让，哪怕像鸟类一样改变路线也可以幸免于难。但它们绝不苟且偷生，也不退避三舍，而是迎风直上，迎难前进，迎头撞击，只有它们自己听得见腹腔里那一声呐喊。我想起了那个夏天在毛巾厂招待所前的泥地上空，那片同样繁多而决绝的蜻蜓，它们的意志和心劲何其相似啊……

不久前，我陪一位来自西部的朋友送他的大爷上山入土为安，他和他的众多亲人们环绕在墓穴旁等待圆坟，我缓缓地踱到山坡下等他。在一片正在等待成熟的麦地上空，我看见一只“大喜”自由地飞来飞去，风一阵一阵地刮来，它一次一次地被吹歪了，但很快又飞了回来，在空中站稳了脚跟，仿佛眷恋着这片麦地。

我很久很久没看见过在庄稼上空飞舞的“大喜”了，上次看见还是童年时在黔南山区，那时它在鱼塘上方翩然展翅飞翔，一会儿侧飞，一会儿倒飞，一会儿平直地悬在空中，嘴巴里像衔着一根透明的丝线，来回穿梭着为夏天织一件薄如自己翅膀的新衣，不知从哪儿猛然吹来一阵风，它趔趄了一下，不由自主地被吹到了稻田上空，仅仅飞了几圈，就掉头径直飞回了那口鱼塘。此刻在麦地上空做着各种飞行表演的“大喜”是那么碧绿，这是春天的肤色，就像和春天一起插栽入水的稻秧。我的内心涌起了一阵又一阵感动，反复站起又蹲下，看了很久，直到朋友唤我。

仰望蓝蓝的天空，我常常将它当成翻扣的湖，一架飞机沿着每天一成不变的航线，飞过我的头顶，它看不见我，它本身也与我没有啥关系，但当它在自己身后撇下一条白雾似的痕迹，我却将它想象成了一只“大喜”……

简默，本名王忠，1970年代出生，生于贵州都匀，文学创作一级。现为山东枣庄市文联专业作家，枣庄市作家协会主席，山东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发表散文随笔、诗歌、小说等450多万字，近年侧重于散文随笔创作，散见于《人民日报》《中国作家》《人民文学》等报刊，被广泛收入《新华文摘》《散文选刊》等选刊和200余种选本与年度精选。曾获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冰心散文奖、孙犁散文奖等奖项多次。出版有散文集《活在时光中的灯》《时间在表盘之外》，长篇小说《太阳开门》等10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