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短篇小说）

文/东君

雨落在屋顶的时候你要庆幸，雨没有直接落在你的头上。老洪吐着烟，把目光从檐外的暴雨转向老麻的秃脑门说。晒谷坪上雨似蚕豆，发出一阵密实的噼啪声。老林和我坐在一个反扣的捣臼上，也吸着烟。

老麻望着檐下的旧灯笼问，这灯笼是不是上间佛灯？

老麻所说的上间就是中堂。上间有神灵护佑，故称上间佛；祭祀的灯，依例叫上间佛灯。但我还是要纠正老麻的说法，你看灯笼前面写着“三官”二字，就可以断定这是三官灯，祀奉的应该是三官大帝，我们这儿管他们仨叫三官爷。

老林抖落烟灰，说，你们再往左上方看，神堂阁里供着本家六神，一神一炉，是不是有点像大神们的烟灰缸？

老洪说，你们的说法其实都不太对。本家六神嘛，指的是门神、檐神、灶神、土地神等，不止六位——就像扬州八怪其实也不止八位——我们这儿的人习惯于把这些家宅内的本地爷统称为上间佛。所以，老麻说得没错，三官灯也可以称作上间佛灯。

老洪跟那些民间的火居道士打过交道，因此，我们一致认定他的说法最权威。从老洪口中我们还得知，上间佛只管家宅内的闲事，出了某个势力范围，他们就不管了，诸事拎得很清。这是一座废弃的老宅。六神尚在，人却没了。庭院间只有土花斑斓，野狗游荡。

老麻望着那一排溜摆放的香炉，说，这座老宅虽然不大，却供奉着好几位大神。难怪这一带的房屋都拆的拆，迁的迁，唯独它还孤零零地留着，像是被几位大神罩着。

老麻是拆迁办的主任，面对“本地爷”，他也不敢造次。我问老麻，你们为什么没拆这座老宅？老麻说，这是上头的意思。

说话间，一个老人走了过来，合拢雨伞，也没瞧我们一眼，就转到一隅，从纸包里取出一根蜡烛、四支香。他解开柱子上的绳子，把悬挂檐下的三官灯放下，打开灯笼罩子，在底部木板上插了一根红烛。我掏出打火机，递到他跟前，他也没理会，兀自掏出火柴盒，点燃蜡烛，继而盖上灯笼罩子；之后，就在灯笼上一个类似于茶壶嘴般的竹筒上插了三支点燃的香。这一切摆置妥当，他又回到柱子边，抽着绳子，把灯笼升至檐下，给绳子打了个结。剩下的一支香，插在一根柱子上的竹筒里。老人站在灯笼下，整了整了衣裳，对着三官爷拜了三拜，口中念念有词。

我们依旧在抽烟。微风。烟丝缭乱。雨水顺着檐口的沟头落下来，打在石阶上，滴答作响。老洪说，我跟你们讲一个跟三官灯有关的故事。一九四一年暮春，日本人打到我们这边来，飞机扔下两枚炸弹，炸毁了孔庙大成殿两边的屋子。那时，我爷爷的部队就驻扎在大成殿隔壁的一座祠堂里。他们自知势单力薄，就分成三股力量，打算跟日本人周旋。黄昏边，我爷爷想找个地方躲宿。他走到一座老宅，看见檐下挂着一盏三官灯，就合十给三官爷拜了三拜，忽然，一声枪响，一颗子弹擦着他的头发飞了过去，击中长桌上的香灰炉。他摸了摸头皮，似乎还有点发烫。我爷爷不知道这冷枪是从哪儿打来的，他端起手中的机枪，顺着子弹打来的方向追出去，也没发现敌人的踪迹，但他自知行踪已经暴露，赶紧趁着夜色撤退到后山。我爷爷说，那颗子弹就是在他鞠躬那一瞬间打来的，假如他的脑袋抬高哪怕一厘米，都有可能毙命。我爷爷还说，自那以后，他无论到了哪里，看到三官灯就会跪下来磕三个响头。

站在一隅的老人轻轻地咳嗽了一声，说，这样的事我也曾听过。

他长得有些清瘦，虽然颊萎腮瘪，但气色不错，两块颧骨上还泛着一丝红光。他没有笑。也许是因为他不太习惯冲着陌生人微笑。

我也给你们讲一个跟三官爷有关的故事吧，老人微闭着眼睛说。

这座宅子，原本不是我们的，它的旧主人姓谢。谢家是本镇的名门望族。谢老爷身故之后，谢家就败落了，我们这些当年住茅草棚的穷人家就搬了进来。我们家分到了一间轩间，一间披舍。而谢老爷的弟弟就住在后院的一间柴房里。他有一个既难念又难写的名字，我们都管他叫谢先生。谢先生是独身的，我们暗地里都叫他天独自人。他跟邻里来往不多，跟我爹娘也没说过几句话。

谢先生怕不怕寂寞，我也不晓得。但凡有小孩子跑到后院，他总是乐意跟他们玩的。有孩子来讨零食，他就给他们每人分一颗糖果；有孩子来问字，他也会明明白白地写在纸上，饶有兴味地解释一番。也有些孩子，比如我，为了能吃到糖果，便故意向他问字。有一回，有个孩子拿了一根木炭在地上写了一个生僻字，问谢先生这是什么字？谢先生的喉咙里像是被痰塞了似的，过了许久才吐出一句话：学堂息，这个字，不许问，也不许提。

谢先生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寂寞，他很会自得其乐。他有一方淳安的石砚，叫龙眼石砚，平常能呵气成雾，贮水不涸，他拿一支鸡毫笔蘸着，就在石板上写字。我不认得他写的字，但我喜欢看他手中的笔在石板上游动的样子。他家门口还有一个破水缸，月亮从天井上方投下影子，他就坐那里，跟水缸里的月亮玩。有一回，我口渴得厉害，想掬一捧水缸里的水，却被谢先生叫住了，他说这水不能喝。水面浮荡着几片落叶，细看，还有一些小虫子，一伸一缩。谢先生告诉我，这是蚊子的幼虫，当地人叫它赤虫，书面语叫什么孑孓来着，字简单，但很多人都不会念。谢先生还跟我解释，这水里面有很多细菌，喝了肚子会疼。他又舀去浮在水面上的赤虫，说，喝水一定要喝烧开的水。

可我从来没有把谢先生的话听在耳里，记在心上。有一天，我不知吃了什么“不净的东西”，忽然生了一种怪病。起初是发热、呕吐，继而像中了毒一般，浑身酸痛。次日，脸色发黄。有人说是黄疸病，也有人说是食物中毒。我吃了药，打了针，都不见效。爹娘四处求医问药，都说“冇解冇解”。问问地头鬼，求求上间佛，也冇结煞。

有天午后，我躺在床上，听得外面有人弹三弦。我爹说，范先生来了，不如请他算个命。那时节，算命先生出来算命，总会弹几声三弦，就好比挑卖猪肉的会吹牛角、劁猪的会吹笛。算命先生让我爹报上我的生辰八字，沉默了一会儿，就把我爹娘拉到外面，压低声音说了几句什么。爹娘进来时，脸色异常难看。我娘原本动不动就骂我一声“短命儿”的，但自从听了算命先生的话之后，不管我怎么闹腾，也没有骂我一声“短命儿”了。我躺在床上，也隐隐约约觉着，我可能活不了多久。

有一天傍晚，外面下着雨，爹娘不知去了哪里。我一个人躺在黑暗中，眼睛黄热，脑袋涨痛，只想往墙上撞。疼痛加剧的时候，脑袋里像是有个带棱角的东西要撑破头皮，撑破帽子。我先是放长声哭，叫了一句“皇天三宝”，雨声中猛地传来一阵落地雷。我吓得不敢哭喊了。这时，谢先生走到我眠床边，拨亮灯，说，你爹娘一直把我这个邻舍当作阶级敌人，因此我都不敢上你家探望。前阵子我听人说起你的病况，依我看，你得的是钩端螺旋体病，今天一早，我特意去长春院的老道那里求了几粒仙丹，来来，吞下去就没事了。他见我半信半疑，就说，服用仙丹之后，还得跟我念一段《三官经》。我那时头痛欲裂，也不管那么多，坐了起来，就把药吞了。他说，这仙丹很灵的，记得每天早中晚各服三颗，你藏好了，勿跟别人说起，包括爹娘。我点了点头。他随即念起了《三官经》。我不晓得《三官经》是什么经，他念一句，我也跟着念一句。他念经的时候，我记住的不是经文，而是那晚的雨声。

临走前，他对我说，除了吃药，平日里念念《三官经》，也许可以帮你化解一些苦痛。我照他的意思，背着爹娘，偷偷吃药，默诵经文，不出几天，怪病果真就消失了。爹娘说，他们昨天去了福田寺，在佛前给我许了愿，现在总算显灵了。我病好之后，问谢先生，那仙丹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谢先生说，他给我吞的，并非什么仙丹，而是一种治疗钩体病的西药。至于这药是从哪里求得的，他一直笑而不答。

要说这个谢先生，真的不是一般的人。乡里的人说他早年留学日本，读的是早稻田大学。早稻田大学嘛，他们说，就是农业大学。种田还要跑到人家小日本那里去学吗？日子久了，乡里的人就发现，他在日本并没有学会什么种田的本领。我只见他下过一回地。一双白脚梗插在田地里，连田头的妇人都掩嘴偷笑。他插秧的时候，是像先生一样坐在反扣的木盆上，然后把秧苗放在长长的指甲上，轻轻一顿，再往泥里插下去。冇范冇范，这哪里像种田人该有的范？谢先生又被大家伙狠狠地嗤笑了一通。

我在早稻田学的可不是插秧、割稻这类粗活。谢先生说。

那你学的是什么？

跟你们说了你们也不明白的。

的确，谢先生做过一些叫人看不明白的事。他跟朋友办过酿酒厂，但因嗜酒，常误正事。酒厂办不下去，他又转而办酱园，起先经营有方，赚了一笔钱，还赞助过一场轰动一时的诗会。但酱油与诗，毕竟隔得太远。经营酱园，牵涉到方方面面的人与事。他干了一阵子，不耐烦了，就把酱园的股份全部送给了一位堂兄。他还在长春院当过道士，吃了一百零三天的三官素，就还俗了。人家问他还俗的原因，他说，想吃肉。

对我们乡里人来说，谢先生简直就是个异类。他们看不惯他那与众不同的样子。他们会说，他跟我们不是同路人。既然不是同路人，那么他的问题就来了。公社书记说，他那西装头太洋气，要剃掉；说话太文绉绉，要改。总之，从里到外，都要跟张三李四一个样。谢先生干脆剃了个光头。不说话。饶是这样，也不行。

有一年，乡里办起了一家樟脑油厂，工人就近取材，沿着山脚斫掉了一株又一株樟树，眼见着后山那十余株三四抱粗的古樟也躲不过斧锯，谢先生就看不下去了，写了一篇哀悼古樟的诔文贴在树上。可那些斫树的工人哪里会明白他的用意，树还是照斫不误。谢先生索性不顾斯文，跳了出来，说了一通不识时务的话，结果被公社书记在大会上通报批评了一番。不出三年，山上山下的樟树差不多都被斫光了，而樟脑油厂由于销路不畅，也停办了。原本被樟树覆盖的地方荒秃着，有点刺眼，公社书记就从县里面的桉树良种站引进一批桉树苗。书记听说谢先生早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懂点农林知识，就向他请教引种栽培的知识，但谢先生又说了一通不识时务的话，惹得书记很不高兴。书记转过身，大手一挥，开始动员乡里的人：桉树要种，要漫山遍野地种，再过三五年，你们就可以看到一片参天大树了。谢先生听了，不再作声。

谢先生对我说，桉树就是抽水机，既吸肥，又吸水，你看好了，往后这片凡是桉树覆盖的地方，土会板结，水会慢慢枯竭。他还告诉我一些水中盐分上升多少、土地肥力下降多少的知识，可我怎么也记不牢。

谢先生毕竟是读书人呀，读书人最大的毛病是忍不住要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说了几句桉树的坏话，可是，那年头，说树的坏话也不行。有一句老古话叫指桑骂槐是不是？谢先生指着桉树，责问的是谁大家伙都明白。

自从有了“黑五类”这个词，谢先生也就被他们归入“黑五类”了。连谢先生本人也不晓得自己怎么就稀里糊涂地戴上了这顶帽子。我不黑，谢先生说，你们看我，长得白白净净的，我怎么会是“黑五类”？

谢先生被人关在福田寺一间黑咕隆咚的僧寮里，跟那个拒不还俗的老和尚一起，禁闭了很长一阵子。听说他在禁闭期间偷偷跟老和尚学习打坐，被人告发，就直接押到农场劳改。

一天清早，我挑水回来，看见了谢先生，头发乱蓬蓬的。他走得极缓，到了门口，上了一级台阶，门槛有点高，他想抬脚迈过去，可是，膝盖一抬，腿就松软下来，怎么也迈不过去。谢先生，我放下水桶喊了一声。谢先生回头扫了我一眼，点了点头。我把谢先生扶进了门，对着空荡荡的道坦喊，谢先生回来了，谢先生回来了。谢先生的老母拄着拐杖从上间后面走出来，那时她的眼睛已经瞎了，站在儿子跟前，一句话也没说。他瘦了许多，我说。谢先生的老母把儿子的脸和肩膀抚摩了一遍又一遍，才开口说，清减了没事，骨头还在，肉是可以长回来的。谢家老太太也是大户人家出来的，把“瘦”说成“清减”，就文雅了许多。

有一阵子，我时常跟谢先生在一起。他已戒酒，但吃烟，单是吃那种八分钱一包的经济烟。有时不晓得从哪儿弄到一些烟叶，自己包烟。他吃烟的样子像是要把肚子里的一股闷气吐出来。

我十五岁那年，还在读小学。学堂里只有甲乙丙三个班。校长也姓谢，是谢先生的堂兄，他把当年接手经营的酱园并入学堂，辟作教室。谢校长给上面打了一份报告，说师资不够，因此就请谢先生当小学教员。谢先生一人可以教很多门功课，语文、算术、美术、书法，他都教。谢先生有个习惯，每天放学前，他会走到字篓前，把那些废纸一张一张捡了去。我们都叫他“谢字篓”。我很纳闷，谢先生捡这些废纸做什么用？有一回，我发现谢先生坐在书桌前，把那些废纸一张接一张捋平，在上面写字。他写完一幅字，时常自署“米田共翁”，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自己在劳改期间扫过厕所。他这样说时，嘿嘿一笑。我一下子就明白了。

过年时节，公社书记来到我们学校，让谢先生写几副春联送到县里面。墨是徽墨，纸是洒金春联纸。乡里的人哪里见识过这么雅致的春联纸，都把头伸过来，看了又看。

谢先生写字的时候，书记手痒，也在一边挥笔写了起来。书记说，你是书法家，我是书记，都带个书字。你的字比我好，我的字比你大。这样说着，手中的笔就跟棍棒似的划拉了几下。

谢先生写完春联，书记瞟了一眼，说，这些字跟眼前看热闹的人一样，都认得我，我却叫不出名来。谢先生干笑一声，走开了。书记隔空掼来一句粗话。大意是说谢先生净写一些叫人看不懂的字。

当然，也有人看懂谢先生的字。春联送到县里面，那人就从字里行间发现了他的“反动思想”。这就给他埋下了祸根。

有时我就是不明白，谢先生这样一个好人，为什么落场就那么凄惨？给谢先生算过命的瞎子也给我算过一卦。他说我命骨生得好，命主星也好。算命先生的话怎么能信？命骨生得好，我的脚骨却折了；命主星生得好，两眼却看不到星了。不过，我后来细想，比起谢先生，上天对我还算是很仁慈的，我虽然瞎掉了一双眼睛，折断了一条腿，但好歹保住了一条性命。

怎么？老人家居然是一个盲人？我说，我看你刚才点三官灯，一点儿都不像个盲人呀。

老人摇了摇头。我心里嘀咕，既然他什么也看不到，点不点香烛，又有什么区别？

啊，雨像是停了，老人说，我原本要讲的是三官爷故事，结果却讲起了谢先生，不过，在我心目中，谢先生就是三官爷。

我们转头望着檐外，雨不是停了，而是变成一片随风飘展的烟雨。老人在檐下站了片刻，就打开了雨伞，向外走。我们扶搀着他说，老人家，雨天路滑，我们送你回家吧。老人说，不必了，这条路我不晓得走过多少回啰，哪里有个坎，哪里有块石头，我心里头都有数。他走路时，身体是向一边倾斜的，看得出来，他的腿脚略微有些不太灵便，若是不仔细看，跟常人也没什么异样。

老林说，我可以断定，他的故事还没讲完。

老洪说，我也可以断定，他还有一根香没插完。

我问，四根香不是都插完了？

老洪说，这位老人家应该是“三官会”的信徒，如果我猜得没错，他回家后还要在镬灶佛前插一根香。

老人的身影刚出台门，一片烟雨便飘了过来，我有一种错觉，他就是我和老洪、老麻、老林聊天时虚构出来的一个人物，我可以在另一个虚构的故事里把他移出这座老宅，移出这片烟雨。在我恍惚的时刻，老洪忽然追出台门，像想起什么似的唤道，老人家，请留步。老人想必是在我视线外不远处站住了。老洪又追了上去，不知跟他讲了几句什么，随后踅回，招呼我们一起送他回家。老洪在县志办担任编辑，我大致可猜到他的用意。

下坡，拐两个弯，就到了老人的家门口。是盲人给我们带的路，我有一种走夜路的感觉。门没关，外面的腰门却关着，分明是警告鸡犬不得入内。老人打开腰门时，从对门传来一声酒嗝，另一个老人从窗口伸出脑袋，隔巷递来酒杯，有客人呀，捉杯，捉杯。他又在吃寡酒，老人咕哝了一句什么，对我们说，我家可没酒，如果不嫌屋小，就喝杯白开水吧。屋子拾掇得倒也干净，有一股淡淡的煤灰气味。镬灶上有一个小小的佛龛，里面坐着一尊镬灶佛，外面有一个香炉，一个供奉干果、米鸡的盘子。镬灶旁是一个炉子，上头搁着一只犹如大肚佛般的茶壶。

老人给我们倒了四杯白开水——他不用问，就知道我们共有四人——然后又跟我们谈起了那位谢先生。

我十六岁那年读完高小，就没再念书。同一年，乡里出现霍乱，父母双亡。谢先生说，人世间有六种极凶恶之事，一是凶短折，二是疾，三是忧，四是贫，五是恶，六是弱。这六种事，你若摊上了，就念些经文，可以安神止惊。有人问我，你没读过几年书，为什么说话也文绉绉的？我说，你们不晓得，我有好几年，都是跟在谢先生身边的。茶余饭后，谢先生跟我讲的大都是一些文人轶事。有一回，我们喝茶闲聊的时候，我跟他说，我是否可以跟他学作诗，他忽然变得正色起来。他说，空头文学家做不得，你已经成人了，应该学些实实在在的谋生手艺。谢先生放下喝了一半白开水的搪瓷杯子，又接着说，我给你指明一条现成的谋生之道。我说，我读书不多，嘴笨，手又拙，不晓得自己还能做什么。谢先生说，你可以开一间开水房，供应开水。我说，家家都有茶壶，人人都会烧开水，我单是烧开水，能养活自己？谢先生说，你照做就是。不过，你烧的开水要有一个条件，水要上等。

水从哪里来？

这一带的水不行，要从远处的上游挑过来，如果嫌远，就去福田寺那边挑。福田寺旁有一口古井，最是甘甜，庙里的和尚平日里喝茶煮饭，都是用这口古井里的水。谢先生说。

烧水的柴火？

就从西塔山上捡拾，乡里的解板厂有些木屑或刨花，也可取来当柴烧。谢先生说。

烧水，要有个大镬，可我身无分文，去哪里买一口大镬？

福田寺被毁了，和尚都跑了，有一口大铁镬，挺沉的，弃在荆棘丛中，没人要，你可以叫上几条壮汉，设法把它弄过来。谢先生说。

水有了，柴火有了，大铁镬也有了，事情就这样成了。起初几天，双肩被扁担压出了马鞍臼，后来那地方又隆起了一大块。日子久了，肩膀也渐渐磨得像水牛背一样厚实了。

我砍柴时会拜山神，挑水时会拜井神。走路时，我念几句谢先生教我的经文。别看我瘦小，这身子骨硬朗着呢。我可以从山上挑下一担柴火，也能从四里外的福田寺挑来满满两桶水。

有一天，我听得咔嚓一声。我以为是身上哪根骨头断了。上下摸摸，没有痛处。再看扁担，已从中间折断。我把这事说给谢先生听。谢先生说，从前有个和尚，天天给寺庙挑水，后来有一天，扁担忽然折断了，他却在咔嚓一声中悟道了。所以，你继续挑水，也会明白一些道理。谢先生读过很多书，说话总喜欢拐弯抹角。

我不明白他说的那番话，但我有一天总算明白了一个道理：用无色无味的水，也能做出有情有义的事体来。

解板厂的工人喝了我烧的开水，都不再喝自家的开水了。他们问我，为什么你烧的开水是甜的，我们的开水有点儿苦味？

我没有把实情告诉他们。

我烧水，用的是福田寺的井水，每天挑两回，从不多要。有时落雨，就接点天落水；上山捡柴火时，顺便接点岩前水。总之，我没用家门前的河水烧过开水、泡过茶。

有几个干粗活的工人长年喝我烧的开水，身上的老毛病竟奇迹般地消失了，于是就对人说，我烧的开水简直就是治病的神水。这话一传十，十传百，来我这儿买水喝的人也就多了起来。我每天供应的开水不多也不少，价格也没涨落，一年的收入大概要比撂摊卖艺略好一些。

我这人真是三句不离本行。讲着讲着，就讲到自己的老本行上去了。呃，我这就讲讲谢先生。老人说着，转身从篮子里摸出一根香，点燃，插在镬灶佛前的香炉里，照例是拜了三拜。老洪朝我们使了个眼色，露出了貌似得意的微笑。

这件事我会慢慢跟你们道来，老人像说书先生那样用悠缓的口吻说道。

要讲谢先生呀，三天三夜都讲不完。谢先生的谱名叫道晖，字味温，号观堂。谢先生经历过很多事：他留过学，学的专业是寄生虫学，曾跟随冯玉祥的部队做过军医，当过道士、居士，教过书，坐过牢，也有人说他做过和尚，其实是误解，他为了混口饭吃，一度替寺庙抄过佛经，至于留光头，是自然谢顶的缘故，并没有真的出家祝发。在我记忆中，他总是穿着一件干干净净的长衫，戴一顶学士帽，跟我们常人不一样，他遇大恐怖不惊，遇大欢喜也静定。

有一阵子，谢先生不知道去了哪里，杳无音信。人虽不在，乡里的人还是不愿意放过他。他们听说我是他的学生，就让我在谢先生家的门口刷一句标语。他们把一桶土朱和刷子交给我。我说，我不晓得写什么。带头的人就说，就写消灭社会的寄生虫谢某某。我没法子，硬着头皮写下一行字，但我没有在土朱里拌胶，不出几天，那一行红字就被一场大雨冲刷得一干二净。

最后一回见到谢先生，是在老戏院门前的榕树下。六月天色，他头戴一顶纸糊的帽子，面容益发消瘦，眼窝深陷下去，透着黑气。那天的太阳着实有点猛，当头照着，我看见黑压压一片人头闪着青光。有个年轻人举着一面镜子对着谢先生的身子晃动着，说是要照出他的原形来。有时，那一道道光亮如同尖刀般，在他脸上来回切割。谢先生闭起了眼睛，身子瘫软在地，一身黑衣罩着，看起来就像一条在风雪中蜷缩的黑狗。有个小男孩用树枝挠了一下他的光脚板，没反应。围观的人觉着无趣，就转头走开了。

我从河埠头借了一辆板车，把谢先生拉回家去。有人掩着鼻子问，死了？我不作声。随后，我又把谢先生扛到后院，他的身子有点发硬，还散发着一股刺鼻的臭味。家中的老母早已去世，长年没人居住，有一股呛人的灰尘气。我粗粗清理了一遍床铺，让他平躺在床上，垫高头部，随即倒了一杯开水，把麦管插到他嘴里。他的舌头没动。我伸手探了探鼻息。那时是大热天，我却好像听到了冰窖里一滴水落下的声音。我的手也凉了半截。

我回到自家，烧了一镬水，打算给他清洗一遍。这可是福田寺的水，每一滴都是干净的。我按照习俗，给他擦身，前三把，后三把，然后挑了一件干爽的苎布衫给他穿上。

谢先生躺在床上，比从前似乎小了一圈。我念了一阵子经文，舌头累了，身子也乏了，就伏在床边一张布满灰土的桌子前，沉沉睡去。我醒来时，发现谢先生不见了。那一刻，我觉着他不曾来过这地方，自然也就没离开过。

我出了门，望着檐下的三官灯，对邻舍说，谢先生是个上间佛。邻舍不信。可我至今仍然相信谢先生就是三官爷的化身。

一炷香快要燃完了。老人背对着那炷香说。

一屋子的静。一段烟灰颤抖了一下，忽然掉落。我们都知道，老人接着还要说些什么。

这雨时断时续的，真叫烦人，老人说，小时候，谢先生给我们讲解一首《山雨》的古诗时，外面恰好也落着雨。他讲着讲着声调忽然变得异常低沉，他说，一个人在黑夜听雨感觉像是听瞎子在哭。那时候我不理解，雨和瞎子在哭有什么关系，我的眼睛瞎掉之后，才慢慢明白先生说的那番话。

这话说得真好，老洪转头对诗人老林说，你应该把它记下来，写到诗里面去。

老人说，我是背时佬一个，总想跟人聊聊过去的事，说不出什么高深的话，你们也不必记了。

谢先生在这边的小学教了几年书？我问。

三年，老人伸出三根手指说，我现在明白他当年为什么会留在这里教几个童子，那是因为他还留恋自己曾经住过的家。

他有没有给你们留下什么？

一片纸都没。

老人说这话的时候喉头滚动了一下，像是有点哽咽，接着又若有所思地“看”着前方，说，我们家族里出过一位教授，是我晚辈，早年间也在这边的小学念过书，做学堂息那阵子也不晓得从哪里捡到了一方石砚，偷偷藏着。他喜欢写墨字，上山下乡也一直带着它。后来他居然成了书法家，在北京一所大学里当教授。有一年，教授回老家过年，带回那方石砚，我说这石砚眼熟得很，教授就问我是否晓得观堂这个号，我说观堂就是谢味温先生的号呀。他一拍大腿，说，我这石砚原来就是谢先生用过的。他把石砚翻转过来，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两个篆字：观堂。教授见多识广，我对他说，我家也有个旧物，不晓得值不值钱。我带他去看那个搁置在镬灶间的大铁镬。他看了许久，就说，大铁镬内壁刻有铭文，可以断定是宋代铸造的大镬。我的娘哎，那时我就想，这可是不寻常的文物。没多久，文物馆的人果然就来了，说是要拉到文物馆去。我跟大铁镬相伴几十年，也有了感情。送走它之前，我就像第一回见到它时一样，给它细细擦洗了一遍。

听到这里，我的脑子就浮现出一个乌黑发亮的大铁镬来：它在一个阴暗的屋角安放着，如同一块沉默的石头。

老人喝了一口水，又接着说，后来，福田寺募缘重建，文物馆的人又把大铁镬送了过去，在一座亭子里摆放着。一位馆里面的老先生跟我说，你以为这大铁镬真是和尚用来做饭炒菜的？它可是大有来头。福田寺是坐西北向东南，对面有一座山，叫火焰山，从风水格局来看，是有冲煞的，因此，建庙之初，就铸了这口大铁镬作为厌胜的宝物。破四旧那阵子，大铁镬移走了，这座千年古刹居然就莫名其妙地毁于一场大火，有人说是一个疯头陀烧掉的，有人说是天火烧。总之，它是毁掉了。听他这么一说，我就想，我的罪过大了。可是，它移走了之后，我就接连碰到了倒霉事。我瞎掉了一双眼睛，后来又折断了一条腿。摊上这样的事，想来也是罪有应得。不过，眼睛瞎了，心里却亮堂了许多。

没了大铁镬，你怎么烧开水？

打那以后，我就不再卖开水了。我这日子过得也算安耽。再说，不久以后，乡里装了自来水，有了电茶壶，也没人愿意到我这里买水了。有一年，我手头闲着，打算在巷弄口的路廊里摆长茶，摆了几天，也不见人来喝，那年头乡里人都忙着办厂，谁还有闲工夫喝茶？不过，我每天还是用福田寺的井水给自己烧一壶。

你家门口堆积着那么多柴火，怕是二三十年也烧不完。

都是早些年从山上或解板厂捡来的废弃木头。

是桉树的木头？

对，我家附近的桉树早被人砍伐得一干二净，那一片地方建起了水泥房工厂。河流呢？这里的人对它好像从来没有停止过折腾，从前沿岸种满的桉树，让河水变了味，现在工厂里的污水排放到河里头，散发着一股更浓的臭味。可它毕竟是一条河呀。

老人这样说着，打开窗子。从窗口望出去，就是一条河。他虽然什么也看不见，但还是做出“看”的样子。

我已经看不见这条河了，只能听见河水流淌的声音，他说，我睡下的时候，河水在流淌，我醒来的时候，河水还在流呀流的。河比人活得长。在我出生之前，这条河就已经在这里了，在我死后，这条河还会在这里，还会日夜流呀流的。

老人说话的时候，我似乎还能听到一条河流在静静地流淌。那是从前的河流。

我们出来时，门外的雨已融入暮色，看起来只是一团饱含水汽的烟雾。远山浮在高低错落的楼房之上，仿佛随时都会飘走。我们出了巷口，站在一家小卖店的屋檐下，等待着一辆出租车。老洪转头对我说，如果你把老人家今天讲的故事记下来，稍稍整理一下，就是一篇很好的小说。出租车迟迟没到。老洪在抽烟，老麻在抽烟，老林在抽烟。我在烟雨迷蒙里还是有一种恍惚的感觉。车在雨雾中缓缓驶来。我坐在车里，望着前头黏糊糊的流动的车灯，感觉自己正从某个故事发生的地方一点点抽离出来。

过了很长一阵子，我以为，老人和他讲的那些故事早已被我淡忘了，但今天，却莫名其妙地从脑子里浮现出来。

我要说的是，这个故事，是我在雨天听来的，今天恰好也落雨，于是就想跟身边的人说点什么了。

东君，主要从事小说创作，兼及诗与随笔。著有长篇小说《树巢》《浮世三记》，另有结集作品《东瓯小史》《某年某月某先生》《子虚先生在乌有乡》《徒然先生穿过北冰洋》《面孔》等。曾获郁达夫小说奖、茅盾文学新人奖、十月文学奖、《人民文学》短篇小说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