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茶花”花落花开，“山乡巨变”入戏来

——新创大型花鼓戏《山那边人家》为新时代抒写乡愁

文/陈善君

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与益阳市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联合创排新剧《山那边人家》，自2021年6月29日在益阳清溪剧院正式公开首演后，一直就在边演边改、边改边演，质量逐步提高，戏也逐渐定型。观众在一致认可该剧的花鼓戏“韵味”的同时，也对该剧“人物形象”的塑造、“矛盾冲突”的设置、“主题立意”的确立感到有些疑惑。这也难怪，过去观众“看戏”大多一眼就能瞅出戏中谁是主角谁是配角，一个故事起承转合从头讲到底，剧中忠奸分明、是非清楚，谁是“我们”边的、谁是“敌人”边的，于他们看来也往往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当然，这些方面确也曾是戏剧发展史上，戏剧趋向成熟的标识，也符合和培养着观众的欣赏习惯。

然而，随着中西方戏剧的现代发展和表现题材领域的极大拓展，以及内容和形式的时代创新要求，这些标识性的东西也并非“金科玉律”，并非不能越“雷池一步”的。戏剧创作、演出、欣赏中的某些习惯总是会面临“陌生化”的要求与挑战，二者的抗争与妥协往往会达至适度“陌生化”的境地，以及会破坏一些“旧识”、形成一些“新识”，从而推动戏剧历史自身不断向前发展。

中西现代戏剧史上这方面的例证很多。新创大型花鼓戏《山那边人家》也正是这样的一台戏。它是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向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时代背景下，应合人民群众在伟大实践中创造了伟大史诗的时代要求，书写出湖南花鼓戏的新篇章。它体现出花鼓戏适度“陌生化”的自身发展规律，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成为湖南花鼓戏“守正创新”的范例。

首先，该剧是塑造了“人物形象”的，大家好像对此并无异议。勤劳、实诚、能干但又有些守旧的邓满爹，同样勤劳、实诚、能干但又积极、热情、奔放具有新思想的邓伏生，同样积极、热情、奔放具有新思想但又单纯可爱的卜小伟，以及平易近人的乡长，喜欢装模作样的兽医，尽闹笑话的配种员……甚至真诚待人的何家姆妈，那么老到而又地道的好些个“堂客”……更不用说热情泼辣但又事理分明、追求进步的胡桂花和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大作家周立波……无不栩栩如生、“土”色生香，源于生活，但比生活中的人物，个性更鲜明、集中。那这样说来，该剧是不是着重塑造人物群像？因为现在有些剧确实以此为创作意图、文本诉求的。然而，《山那边人家》尽管写的是“人家”，但是贯穿全剧和作者要重点反映的还是周立波和胡桂花二人？那究竟谁主谁次呢？现在许多人把周立波当做剧中主角，那么问题就来了，剧中主角的戏份不够。实质上，该剧胡桂花才是主角，是部旦角戏。因为《山那边人家》毕竟要反映的是“人家”，而胡桂花是那边“人家”的典型代表，是个典型的“新人”形象，是该剧要歌颂和赞美的对象。而“立波胡子”不是主角，他只是发现、见证和记录这个“新人”，回到家乡益阳来采风创作的一位大作家。因为该剧不像西安话剧《柳青》和秦腔《路遥的世界》，他不是以歌颂作家及其精神为主的，所以题名不叫《周立波》或《周立波回乡》。剧中，周立波应该只是个配角，是剧中的作家角色而已，他的影响地位、写作记录，以及情感的抒发只是符合他作家的身份而已，所以就不存在周立波的戏份够不够的问题。

花鼓戏《山那边人家》不仅“写”了人，还“记”了事。分《婚礼》《泡种》《禾场上》《扫盲志异》《腊月》五幕，集中写了举行婚礼听壁脚、提前泡谷种的争执、禾场上乘凉、扫盲、腊月分肉过年等五件事。主要内容取自周立波短篇小说集中的《山那面人家》《桐花没有开》《禾场上》《扫盲志异》《张润生夫妇》《盖满爹》《胡桂花》《卜春秀》等八九个篇目。把其中的人物形象和事件拆开后再组装，改编后的花鼓戏，尽管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故事及其统一的矛盾冲突起承转合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结构，然而五个故事都自成体系，有着各自的起承转合、矛盾冲突和完整的结构。“婚礼”上为何新郎不见了、“泡种”是早好还是晚好、“禾场上”乘凉的故事显然地没有“看上去那么美”、“扫盲志异”的误会、“腊月”过年分肉分不分、要不要，如何分、如何要的纠缠及其化解等等各幕的矛盾冲突，有的甚至还“跨”幕，最终还是形成了跌宕起伏的情节张力，推动故事向前发展，然后5个故事像5朵焰火一样先后绽放，从各个方面映现“那边人家”主角胡桂花光辉的“新人”形象。花鼓戏《山那边人家》没有采用传统的古典戏剧结构，而采用现代类似于契诃夫戏剧的结构方式，似无不可。因为前者多用来表达英雄传奇，而后者更多地用来讲述普通的人生故事。

花鼓戏《山那边人家》不仅“写”了“新人”，“记”了“新事”，更主要的是反映了当时农村生活的“新气象”。我们知道，周立波是1954年夏天之后回到益阳老家来体验生活、积累素材、进行创作的。到1962年之前，完成了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和一系列有关建设农村互助合作社的中短篇小说、散文的创作。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村尽管还贫穷落后，但是人们由于参加建立农村互助合作社，进行集体农业生产，改变了过去几千年中国大地上的私有家庭、庄园的生产模式，而在思想上获得解放，在精神上取得愉悦，农业生产、农村生活一度出现积极向上、热情高涨的“新面貌”。比如花鼓戏《山那边人家》所表现的学文化、讲平等，自由婚嫁、集体劳动、互相帮助理念的形成与践行，使得清溪村像广大其他中国农村一样一改几千年来死气沉沉的凋敝面貌，而出现“山乡巨变”的崭新气象，尤其是在精神层面上。

如今，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特别是随着我国完全彻底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中国广大农村出现新的“山乡巨变”，这次巨变，不仅是精神层面上的还是物质层面上的。中国新“山乡巨变”，理应再度映入新时代中国人民的眼帘，理应再度点燃新时代中国人民的乡愁点点。在“山乡巨变”第一村，创排花鼓戏《山那边人家》，通过深情回忆眷顾那时农村的“新气象”“烟火味”，更能够让人们通过戏剧的联想、感染、共鸣作用，再寻“文化的根”、再温“童年的梦”、再想“那时的人”、再回“旧时的情”、再铸“精神的魂”，让乡愁不由得在心底冉冉升起。

当满坡的山茶花开了又落、落了又开的时候，当我国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不断取得重大成就的时候，当我国农村面貌一次又一次发生巨变的时候，你真的还不想到农村那广阔天地中去走一走、看一看、住一住？说到底，《山那边人家》是借那时的“人”、那时的“事”、那时的“情”、那时的“气象”，树立一个样板，来对照抒发今天的“乡愁”和“离情别意”（城里留不住、农村回不去），为新时代新征程新农村建设鼓与呼。它旨在告诉人们，昔日的邓石桥、今天的清溪村所发生的“山乡巨变”，才是广大农民朋友心中永恒的“梦想”，从而为激发凝聚新时代乡村振兴力量作出湖南花鼓人的贡献。实质上，这才是该剧的立意和价值所在。

陈善君，男，汉族，1971年8月出生，湖南衡阳人，中共党员，文艺学博士，文学编辑。1994年6月参加工作。湖南省文联主席团委员，湖南省文联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国新文学学会理事。在《中国艺术报》《文艺报》《当代文坛》《湖湘论坛》《湖南日报》《理论与创作》等各级权威报刊发表理论研究与文艺批评文章近50篇。主持和参与多项国家及省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