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中的“重音”何为

——读梁尔源的《蝶变》

文/刘长华

梁尔源的诗歌新著《蝶变》（湖南文艺出版社，2022年11月），是作者本人和诗评家霍俊明都极其看重的。它寓意着在诗歌创造的心路历程上，梁尔源再度完成一次蝶变。梁尔源的创造活力和所爆破出的精神能量是惊人的，在短时间之内就跃升到国内一流诗人行列并为之荣膺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蝶变》的精神指纹是清晰可鉴的。环顾诗坛，个人化写作演绎成了低回靡靡之音，艺术创新异化成了辁才小慧的炫饰……梁尔源却是踢踏着铿锵的步履，让诗歌发出“重音”来。这些“重音”主要是由讴歌天地的“至义”、礼赞创造的“至新”、抒发人间的“至情”、咏叹生活的“至味”等音符所构成。“重音”在此并非以“大词”“猛词”取胜的“高亢之音”，而是源出沉甸甸的思想内核和颇为厚实的艺术质感。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自古以降，“义”在正统文化中就是一面旗帜，引领着人们的思想坐标。“义”在民间更是一座精神图腾，“义道”“情义”“侠义”等诸说不断地将“义”开疆拓壤，散发着人们对美好道德人格的想象与追求。梅山文化地区是“义”字当头的，也是梁尔源的胞衣地。“义”在当代语境中又常与现代法治精神有着无法割舍地交集。总揽起来，“义”是植根于一种清醒的是非观，一种敢于亮剑的价值判断力。诗歌反对给道德列清单，但从不拒绝激浊扬清，给人以“向上”“向善”的力量。“诗”与“义”的真情对对碰，必然会产出耀眼的火花。《七十三个补丁的教义》《致敬！穿尿不湿的战士》《歪歪斜斜的名字》《那颗生锈的螺丝钉》《IC卡之歌》《新化洋溪大捷》……其中所抒写的对象既有振臂一呼、响者云集的伟人，也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螺丝钉”；既有属于一个时代的背影，也有当下正在谱写的新面孔；既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也有润物无声的涓涓细流……但这些对象和他们的行为都被寄予了或爱国、或亲众、或务实、或重情等精神内蕴。这些内蕴都是千百年来回荡在人们心胸之中的“雅正之声”，然而放眼整个诗坛，一方面是“江山代有人才出”式的诗人遍地，另一方面确乎又是“大雅久不作”。

在“义”的价值天平上，正面讴歌是其中的砝码，反思讽谏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压杆石”。世道人心的建构和维系向来都是由多种力量汇合与平衡而成。《张家界玻璃桥》《逃离猫眼》《高脚杯》《帽子像出头鸟》《麦克风是泼出去的水》《假花》《玩套娃》等等，都是相关作品中的佼佼者。诗集的第一辑《金色的蚂蚁》总体上是在揭露和指斥了社会与现实中的一些“假”“丑”“恶”。尤可称道的是，诗人从中一则紧贴着自己的生存体验和人生阅历，一则又能上升到普遍人性的观照中来。“而在你身上行走/才能看透人间的深渊”（《张家界玻璃桥》），穿透力与哲思性有机结合，血性与策略水乳交融。

诗歌的生命奥义就是创造、创新。当今是一个创新列车风驰电掣的时代。于理而言，这本应是诗歌的“黄金时代”。当前，人们在新诗创造的“技术操练”其熟练程度、精密程度上是无以复加的。问题是在于，更多的这只是“技术的玩弄”和“才华的表演”，并没有锻造成一种创造思维、创新意识，只是在“道”的浅水滩上游弋而已。就此，套用海德格尔的名言——“技术是人类的黑夜”是极其恰当的。真正的诗歌并不否认技术，但更重在技术背后的精神、内蕴与气度。一种技术若能激活和开掘人们的创造力，能持续带给人类福祉，还被称为“黑夜”，这岂不是诬词？也许梁尔源在观念上对科学与技术无有区分的缜密和自觉。约略正是这种“模糊”，却表征了他的创造精神是闳放的、元气淋漓的，是迫近于“道”的。《高铁协奏曲》《在一粒稻种中观天象》《给超级计算机出道难题》《起重机的行为艺术》《智能车间》《株洲动力谷抒怀》等等一大批以科技发展为主题的作品，都充分传达了作者毫不吝啬的礼赞之情。这些科技是前沿性成果，关涉国计民生和民族未来，是创造上的“至新”精神之闪烁。因此，倡导创新精神是需要一种宏大的视角、开放的胸襟、浑然的气魄、文化的情怀。从中也凸显了梁尔源的诗学观——对何为诗歌创新的理解。

诗歌是语言的道说。诗歌的创新从本质上就是语言对世界的重新命名。梁尔源是深得此道的。科技语言不断融入日常经验表达之中就是直观的见证之一，诸如“我的意象中夹着一台盾构机”就给人以耳目一新。梁尔源是能不断突破语言的边界，最大程度地拆解自我浸润已久的公式语言、工具语言，表现出相当活跃的语言创新能力，且全然不见“小清新”式的忸怩。譬如《春风不再掐我的大腿》本是写退休生活的，但“春风不再掐我的大腿”一语融入其中，不仅显得亦庄亦谐、雅俗共荣，而且传神地绘出了退休后不需“画卯”，毋庸三焦四虑的释然感。人的生命就在这种语言创新中重燃起光和亮，这就是诗歌的意义。

“她忘记走失了什么/想不起最近忙乎些啥/甚至弄不清自己姓甚名啥/为什么站在一片空白的脑海中”（《发呆的母亲》），这是对迟暮之年的母亲形象最好的“白描”之一，读之不禁令人动容。长期以来，文学中的父母亲形象基本上固化，甚至“脸谱化”，只是辛勤、奉献、疼爱等代名词。实际生活中的父母亲其生存状态是多维的。特别是由于年龄等诸多原因，所呈现出的种种不堪，常常被儿孙辈“为长者讳”“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所遮蔽、所淡化。显然，这也是对人生存之真的遮蔽，说到底也是对长辈的不尊重，对生命本身的漠视。梁尔源这首《发呆的母亲》之所以令人感动，就在于它能够触发读者对自我身世、自身生命意识的感怀和感思。与该诗有着近同的思维路径和表达面向的，还有《父亲的萝卜白菜》《父亲最荣耀的事》《给妈妈喂饭》《洗脚盆》等一大批作品。它们都“还原”了老人们的“本真”状态，给了老人们最真实的“人”的形象。情到深处自然浓，没有“至情”是难以说出“至真”事实的。李泽厚基于智能化时代的到来，认为情感是人类自我体认、捍卫自我的最后一块胎记。当代诗歌表面好像是放逐情感，以“零度写作”地方式呈现而非表现人和世界。实际上，两者并不矛盾，只不过是情感的表达方式有差别罢了。人们不需要虚情、矫情、滥情……需要的是“至情”。

依循自然之理，与对父母的一往“情”深相链接的多是对故土的无限眷恋。梁尔源也不例外。《涟水情》《光明山》《在故乡抖抖了涟水的尾巴》《故乡的石板路》《老屋》《祖祠》等都表达了作者对故乡的自豪感溢于言表。但整个字里行间并没有刻意拔高故乡如何荣光，如何声名远播。“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并不一定非要“眼里常含泪水”不可。平平淡淡才是“真”，也是涟源这片土地最真实的地貌品格。这样的“真”，同样派生于“至情”，因为它不仅有情，而且尽可能地“客观”和“冷静”。

对梁尔源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他在生活中是有趣、有味的，常常自带风趣和幽默。“人”“诗”合一的范型在《蝶变》中多有闪现。“外婆菜”“土匪鸭”“剁椒鱼头”“臭豆腐”等等这些招牌湘菜都被梁尔源纳入诗歌题材。众所周知，现当代文学中喜欢谈菜谈吃的，像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汪曾祺等都是以“诗意的生活”为人生座右铭的。之所以说谈菜、谈吃是有与“诗意的生活”有勾连，就是因为文人与文学于中打破了一以贯之的道学气、冬烘味，既是对人性与欲望的正视，又是自由想象和热爱生活的赋予。事实上，一个没有太多生活趣味的人在创作生命中也往往是难有活力可言。这些“外婆菜”“土匪鸭”“剁椒鱼头”“臭豆腐”等最大的特质就是“入味”“重口味”，是深植人的味蕾记忆的。梁尔源从中的题材选择可谓是一举两得。大概能想象得到作者在找寻到这些题材和进行写作时，也是激情澎拜、兴奋不已的。

《蝶变》中收集了不少纪游诗。相关作品不是对各地的风土人情作日记式的笔录，而是和诗人直入创作思维中的爆破点、兴奋点紧密相连，旨在给读者带去经久不息的感受冲击波。《在人祖山想起了诗人大解》一诗从标题上就让人有些忍俊不禁。“那年他将青藏高原一块宝石托运到河北/喜马拉雅山就轻了许多”，这显然是调侃。诗人大解那酷爱“玩石”近乎“痴狂”的个性正是在这种在调侃中活灵活现、如置眼前，人祖山独具特色的石头也得以烘托隐现。《野杏花》《在宽窄巷子掏耳朵》等作品的写作对象都各处一方，但读后都能让人兴味盎然，就在于作者能以一颗生气蓬勃的心灵，一双有滋有味的眼睛在拥抱着一切。有趣有味的时候，必然是忘掉种种机心，袒露生命的直觉，“朋友的演示完成后/我钦佩地感叹：/看来成才的人不一定都上了大学/小孙女接着说：/爷爷，成才的人一定要读小学吧”（《小学》）。卸掉生命的重担，以赤子之心行走在生活中央，感受生活的快意，必然是诗人，说出来的必然是诗歌的语言。语态虽然是轻松、幽默，但必然是“重音”。

综上，《蝶变》集中明晰地展现了梁尔源近期的创造特性，既是对前期风格的拓延，又是对它们的超越。诗歌需要在“至义”“至新”“至情”“至味”等这样的“重音”上多有作为，才能起到诗歌在人生、在社会中应有的社会影响力。诗歌若能真正起到有益于世道人心，无论如何是离不开这些“重音”写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