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众文艺批评的实践与坚守

——读艾华林诗学随笔集《诗人的呐喊》

文/马洁

新锐诗人艾华林首部诗学随笔集《诗人的呐喊》，入选“新力量文丛”第二辑，于2026年5月由团结出版社正式出版，被业界誉为“当代诗歌精神备忘录”。全书立足新大众文艺批评核心创作理念，围绕谈诗论道、打工诗论、新锐批评、湘水余波、精神赓续五个维度，突破传统文本范式，以“叙论一体”的书写语境、情感层面的具身经验回归、文化维度的雅俗共融，打破“作者独白”与“读者沉默”的传统壁垒，直面文本、扎根生活，多维度彰显新时代大众文化精神，既是数智化时代新大众文艺批评的新生力量，也是探寻新大众文艺批评创作实践与坚守的一面镜子。

立足新大众文艺批评朴素的具身创作理念

在数智化时代，短平快、碎片化内容充斥日常生活，素人写作、大众创作成为新时代主流，但诸多问题也随之涌现。尤其在诗歌创作领域，“口水诗”“下半身写作”等低俗创作在公共空间肆意横行，沦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严重污染文学生态，特别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造成极大危害。

翻开《诗人的呐喊》，读“谈诗论道”此辑作品，顿觉豁然开朗，作者坚持新大众文艺批评具身实践创作理念的文字扑面而来。在《〈当代·诗歌〉的审美趣味与思想引领》一文中，作者直言：“依我对现代汉语新诗的有限了解，窃以为，自朦胧诗以降，汉语新诗的发展在敞开的现代性抒写中呈现出两极分化趋势——或把晦涩难懂奉为圭臬，或把低俗下流视作先锋。诗歌生态的宣泄、混乱、无序，不仅恶心了读者，更糟蹋了诗歌，最终受伤的还是诗人。”字里行间，满是对诗人处境的忧虑、对诗意书写的困惑。而当他对当代诗歌写作倍感失望时，却在《当代・诗歌》中窥见微光：“作为给诗人作家显才露智的刊物，《当代・诗歌》既包罗万象，又坚持底线思维，尽显编者引领新诗风尚与审美航向的使命担当。”刊物卷首语犹如精神食粮，给作者的创作热情注入活力。“我们不喜欢言之无物、有形式无精神的‘文胜质’类诗歌；我们要着力展示反映现实生活、叙事与抒情相平衡的诗歌。诗歌的核心是诗，诗的核心是真实，真实的核心是诗人鲜活的心跳。无论采用何种语言、表达与结构方式，只要倾注真心、传递真情、兼具艺术感染力，便是好诗。”这段论述既呼应“诗人的呐喊”主题，又明晰当代诗歌的审美准则与思想引领，在还原诗歌本真的同时，为净化诗歌生态发声，引领创作者扎根生活，实现从“为大众写”到“大众自己写”的转变。

在社会多元化发展进程中，中国文学创作从伤痕文学延伸至打工文学、振兴文学、新大众文学，文艺导向从“文艺为大众服务”转向“大众自主创作”。尤其在“写诗人多于读诗人”的当下，文艺创作唯有聚焦个体真实经验，方能引发集体情感共鸣。品读“谈诗论道”辑中对马文秀长诗《老街口》的评论：“第一次在《诗刊》读到马文秀的诗歌，我眼前一亮，她的诗与她的容貌一样清秀而亮丽”“我在马文秀‘望不尽的诗意’‘与色彩织成的诗行’中，看到了一个个鲜活的灵魂与图腾……”饱含深情的评述，既让读者被作者文字感染，也为马文秀的诗行震撼，思绪随诗句从云南奔赴藏地：“每家每户的老物件/闻讯赶来/争先恐后交代着各自的身世/只为后辈在我笔墨纵横处/寻找到祖先的遗迹/它们相信顺着文字向上/能找寻到一种生长的力量/也能在诗句中感受到/脉搏的跳动。”这正是诗人以个体真实经验，实现与评论者、读者三者情感共鸣的生动印证。

谈及如何在雅俗融合中书写呼应时代的作品，作者以切身感悟走进马文秀的文字：“前去和亲的文成公主/一抬头，便撞见了/李白诗句中的雪域圣水/于是，她胸口裂开了一束牡丹/芬芳了大唐的半壁江山。”他评道：“《老街口》作为探寻中国少数民族村寨原始性与神秘性的叙事长诗，马文秀以饱蘸深情的诗意笔触，书写藏地民俗风情与人文历史……更让我们清晰地看见一位女子内心的家国情怀与忧患意识。”细读精准评论与诗作，心绪难平，仿佛穿行于塔加村的街巷，见证诗人与村民畅谈、饮酒、歌吟的场景，更领悟到：文学的根脉在民间，唯有深入大众、匍匐大地、扎根生活，用心用情创作，方能写出真情实感、引发大众共鸣的佳作，抵达雅俗共赏之境。这是作者以诗人的具身体验，向写作者发出“深入生活方能创作精品”的深情呐喊。

突破传统文本模式

细读《诗人的呐喊》，仿佛暗夜中点点星光轻轻洒落，作者突破传统文本模式，从“我”闭门论述到走出去与大众互动，打破“作者独白、读者沉默”的壁垒，摒弃个体独白，构建“从‘我’到‘我们’”的评论语境。

从闭门论述到大众互动，尽显评论开放性。在“谈诗论道”一辑中，《多多的愤怒、乖张、心气与词语碎片聚合的诗性磁场》一文，作者没有直指诗歌本身，而是用白描手法通过其外貌特征刻画诗人多多诗歌张力，用讲故事的方式，让读者在叙事中领略多多诗歌愤怒、乖张、心气诗性磁场。文中写道：“他顶着一头雪白的发丝，跷着二郎腿坐在舞台中央……透过那副架在高高鼻梁上的透明眼镜，看见诗人一脸愤恚的睥睨神色。”其好友李青凇评价：“多多先生虽年过古稀，却孤傲依然、天真依然！”说明多多诗人文如其人，诗歌创作饱含天真、童心和率性。在“幸存者”诗歌朗诵会上，多多反复以“死亡”祭奠海子，抒发愧疚之情：“你梦到了你梦的死亡”“死亡，射进了光”“秋天的书写，从树的死亡中萌发”。作者逐一罗列诗句，是“词语碎片聚合诗性磁场”创作特质的最好诠释。

打破“作者独白”与“读者沉默”的壁垒，拉近与大众的距离。在“打工诗论”一辑中，作者以深圳打工诗歌创作经历为切入点，梳理“打工诗歌”在深圳落地生根的历史文脉。在《“深圳八零后诗群”刍议》一文中，作者先铺陈深圳诗歌发展的时代背景：“随着大量外来工涌入珠三角，各类思想、文化、观念在此激烈碰撞融合……如蒲公英种子散落深圳各处，催生一个个文学社群，一场自下而上的文化运动悄然兴起，深圳也顺理成章成为‘打工文学’的发源地。”作者用诗意的语言仔细梳理“打工文学”的历史文脉：从1986年徐敬亚利用《深圳青年报》和安徽《诗歌报》阵地举办“中国现代诗歌群体大赛”，到1990年吴永彤创办《深圳诗人》报，1998年，潘漠子、谢湘南等创办《外遇》诗刊，再到2003年李晃、舒子军创刊《繁星》诗刊，2009年张尔携《诗林》双月刊落户深圳。我的思绪天马行空，随着作者的文字畅游，漂泊在深圳的“打工文学”天地想入非非。我当年毕业时，若没有听从父母的劝告回乡就业，而是随心所欲和同学一起奔赴深圳，也许会融入打工文学爱好者行列，在别样的工作环境中书写生活，改写着不同的人生轨迹。

摒弃个人独白，构建“从‘我’到‘我们’”的评论语境。《“打工诗人”的身份确认与温暖地寻找》中，作者从在深圳打工时期诗歌创作的亲身经历切入，自述2009年在深圳电子厂打工，结识李晃后步入打工诗歌创作之路。最初创作时，他坦言：“自己的诗歌直白、青涩、浅薄，但真实地发出灵魂深处的追问与呐喊，为此汇入打工诗人庞大的群体”。作者这样评论打工诗人写诗初期的想法：“他们除了发出生活苦闷的呐喊，完成心灵的抚慰之余，还有一个隐藏的诉求——希望自己的文学才华改写自身命运的强烈愿望，我曾经在《打工文学》周刊发表了几首诗歌后，也有过这种美好的憧憬，希望如谢湘南、王十月、徐东等完成身份的转换……”作者从自己最初的写作目的开始论述，到后来发生了许许多多变化，从而“爱诗成魔”，脆弱到差点因为深圳广场的一次糟糕发言，还想跳桥。因为亲情的温暖和诗意的美好，我放弃了轻生的念头。观古纵今，许许多多文艺名家名作出自社会底层人物，因为他们翘首仰望灯塔时，在心中埋下希望的种子，最终倾尽无穷的生命力孕育出惊世佳作，但是，也有很多人因为理想破灭而放弃创作。作者后来领悟到“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道理，尤其到云南生活后，在山水和亲情滋养下，放下执念，融入大众，回归初心，诗歌创作自然退去了当初的棱角和尖锐，也出版了代表自己打工时期的诗作《当我卑微无名时》。作者通过具身文学创作经验，找回了文学作品该有的共情和温度，守住了文艺批评“有好说好，有坏说坏”的边界，同时对文艺工作者坚守初心底线发出深情呐喊。

“叙论一体”语境贯穿全文

在《诗人的呐喊》文本中，作者采用“叙论一体”的语境，以叙论结合的方式，让事件叙述与观点表达相互支撑，构建兼具事实根基与思想深度的文本结构。走进《谈诗论道》一辑，细读《在汉语的沃土上漫游》，作者先叙“彼时，我初入诗坛，对诗歌的显相认识不足，初识于坚，便惊为天人。”再论“于坚的诗那么自由散漫、无拘无束……有神性的迷幻色彩。”作者开篇通过平实的叙述和诗意的评论，首先将著名诗人于坚的诗歌作品推送到读者面前，接下来让读者带着好奇和探究的心思细读文本。此时此刻，我在内心的忐忑和波涛中，随着于坚成名作《尚义街六号》的诗句：“法国式的黄房子/老吴的裤子晾在二楼……于坚还没有成名/每回都被教训……在别的地方/我们常常提到尚义街六号……”领略于坚诗歌“拒绝隐喻，拒绝升华”的写作手法，感受于坚诗人用纪实和调侃的口吻，将场景还原到20世纪80年代初昆明尚义街六号一群青年诗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状态。于坚的诗歌虽然倡导“拒绝隐喻，拒绝升华”，但是作者在于坚《但丁》这首诗中瞭望“我的耐克鞋也是39”这句戛然而止的突兀诗句时，恍然明白韩东“诗到语言为止”的深层寓意。须臾间，我也幡然醒悟。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某个星期天，我们在昆明上学的同乡在翠湖边某书屋小聚，一起畅谈理想，谈诗说词，历史系的一个男生津津乐道地谈论起于坚成名作《尚义街六号》，还有滋有味轻轻吟诵，我们几个女生尤为不齿，在背后悄悄讨论，认为诗人把“裤子、胯下、厕所、小便、短裤……”等不雅词汇融入诗歌，有失大雅，便岔开话题，谈论起其他诗人的作品。今天再次赏析《尚义街六号》，便领悟到诗人“以直白还原生活”才是诗意的最好表达和本真魅力。

品读“打工诗论”一辑，在《“打工诗人”的人生底色与身份尴尬》一文中，作者通过叙论结合的写作方法，使事件叙述与观点表达相互支撑。文中作者如是叙述自己的成长历程：“我1984年出生在湖南邵阳一个落后贫穷的小山村。”“我从年级倒数第一一跃为顺数第一，成为村子里小伙伴们的学习典型，生出热爱学习的热情。”梳理文学创作启蒙时这样叙述：“我幼小的心灵竟生出像鲁迅先生一样，把我遭受嘲笑的心灵创伤写出来。”心怀感恩之情，叙述在部队服役期间发表处女作《我的思念是一条漂泊的船》后，终于遇见最好的自己。退役后只身到广东闯荡，被骗去传销，想尽办法逃出传销窝点后开启打工生活，遇到打工诗人李晃后，诗歌创作灵感喷涌而出，因为励志写作，自己还被《宝安日报》等刊物以“奶爸诗人”为噱头进行报道，因为在《打工文学》周刊发表了几十首诗，而被《南方日报》“人物”专栏深度报道，那时的作者沉浸在荣光中。但是，光环背后又是无尽的虚无，梦醒时分，重新回归生活本真。作者在文本中这样评论自己：“现在想想当时自鸣得意的丑陋情态，真是恶心至极。”尤其后来，“在读了罗得远编选的《中国打工诗歌四十年精选》后，得意情态就彻底熄灭。”作者通过具身体验认清自己在打工诗歌这个群体中的渺小与卑微，反省自己的同时也用亲身经历告诫世人，人生起伏不定，在名利面前不要妄自菲薄，要保持初心使命，守住底线。

走进《“打工诗人”的精神皈依》一文，我在作者的文本中寻找答案。作者首先提出论点：“我发觉程鹏坚持书写底层生活、呈现底层真相的态度风格一直没有变过。”后用打工诗人程鹏的《甲醛歌》作为论据充分证明其论点：“它注满你的血管/爬上你的神经末梢……毒死你，我就不给你做甲醛”。如果说程鹏书写打工生活的诗歌过于直白和锋利，缺少必要的柔软和温度。那么，90后“新苗奖”获得者、打工诗人林少恩的诗歌更多充满热忱与深沉，“你从窗外探望”“蓝天倒映你的衣裙/绿叶遮掩你美丽的容颜”诗人轻柔的诗意弥漫诗行，在温情中感受生活，发现美，抒写美。文本中，作者通过几位打工诗人的作品比对，惊喜地发现“打工诗歌已然摈弃了发轫时宣泄自我的‘小我’写作，自觉地走在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作者以小见大，从诗人的诗歌作品中看见希望，寻找到“打工诗人”的精神皈依，完成“从粗粝质朴到成熟圆润的华丽蜕变”。作者通过“叙论一体”写作模式，形成既有事实基础又有思想深度的文本结构。

在“新锐批评”一辑中，《评论家要有批评精神》一文，作者先叙谢瑞平对艾自由、马忠、唐小林等“两新”评论家的评述，点赞唐小林“剜烂苹果”式的犀利批评：“我想读的就是唐小林那些标靶精准的犀利文字”“他的批评文字一剑封喉，语言活泼风趣，兼具可读性与趣味性”，继而阐明：评论家需秉持“有好说好，有坏说坏”的精神，方能彰显胸襟与风范。

在《令人忧虑的“陈子昂诗歌奖”》文本中，作者开头这样叙述：“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到本地一位德高望重的论者家里征求意见……他规劝我不要拿自己的前途做赌注，少做那些得罪人的文章。”接着实事求是从内心深处发出“这是当今文坛文学批评集体失语的病症所在”的深情呐喊，也是绝大多数文艺批评写作者在写作时回避作品问题，或者改用笔名发表作品的原因所在。众所周知，2016年的“陈子昂诗歌奖”颁发给涉嫌抄袭者，有违“公平、公正”。文中作者深表忧虑，作如下评论：“我对谁获奖，获多大奖并不关心，我关心的是作品配不配得上那份殊胜与荣耀……我反对把重奖颁给那些垃圾诗、口水诗以及哗众取宠的性诗和下半身诗歌，我之所以忧虑……”文中，作者用获奖者的诗歌《奇异的生命》作为论据进行论述，比较直白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并发出大家“自觉地维护诗歌行业的良好生态”的道义呐喊。我认为，治理文化乱象，保护文化生态是当今时代的必然趋势，尤其在数智化发展的今天，各种不健康的短视频、AI创作充斥文化市场，那些不雅视频和文字如同毒瘤，在给社会尤其青少年身心造成危害的同时，也让他们上瘾，势必坚决铲除，还文化市场一个风清气正，反映时代发展主流的大环境。

在“湘水余波”一辑中，作者通过“叙论一体”语境，实现情理交融的评论模式。读《漪澜萦回夫夷水》一文，作者对家乡湖南省邵阳县诗意的文字叙述，令人喟叹“邵阳县，是古夫夷侯国的所在”“自晚唐咏史诗人胡曾以降，诗意绵延，文脉永续，浪潮迭现，曾掀起了多次浪花。”我在作者家乡的文脉中穿行，思绪融入邵阳的文人群体，感知夫夷水的清澈明净，“岸边的柳叶落入水中，随即随波逐流”“扎进故乡的清流，濯洗缕缕清新的思绪”。沉浸在作者的诗意回溯中：“不管是小檀江，还是大资江，一身骨血，像极了湘楚人的性格。”遨游于《夫夷“江花”红胜火》，从《一年好景君须记》到《倚剑长歌侠客梦》，再到《平凡的魅力》，作者采用“叙论一体”语境，从《江花》杂志三十余年的起伏波折到复刊，从晚唐诗人胡曾到近代诗人李青凇、李晃等名家，从体制内到打工族等群体名作展开叙论，赓续家乡千年文脉。作者饱含深情写下“当我再次面对‘激流暗涌’的湖面时，那浓郁的墨香顿时也化作了隐秘的柔情。”在情理交融中表达了家乡是每个游子心中的惦念与牵挂，达到与读者的共情效应。此时此刻，身在异乡的我，心中油然产生“月是故乡圆”的思乡情结。

在“精神赓续”一辑中，作者表达了对第二故乡滇南的热爱，也彰显了一个诗人及评论家的良知与担当。如在《“西南联大”的文学基因在蒙自的赓续和表达》一文中，作者首先从1938年5月西南联大法学院暂迁蒙自成立《南湖诗社》，创办《南湖诗刊》壁报后停刊，1989年《南湖诗社》短暂复社又停止，到2018年“我向蒙自市作家协会提出创办‘南湖诗社’微信公众号的想法，得到支持。三年来……我也因此得以管窥这一群体的创作情况”开始叙述，到三十多年来红河文学发展至今，许许多多文人墨客为脱贫攻坚呐喊，倾心尽力刻录时代发展。眺望哈尼族诗人哥布创作的长篇叙事诗《醒来的西隆山》，沉浸在苦聪人脱贫攻坚的缩影和文字的宫殿、庙宇中；步入《一个时代的背影》，乡村振兴的恢宏画卷在面前回放。哈尼族诗人莫独在《丢失字书（3）》的诗歌中，发出灵魂拷问“只怪你打失了先祖的文字，哈尼成了只会说不会写的可怜人。”作者为此评论“带有责怪语气的呐喊，深刻地体现了诗人的使命呼唤。”媒体人李松关注社会热点和敏感问题，坚持为弱势群体发声，创作了《中国隐形权力调查》《底层民意》等时评、随笔、诗歌等，文本中，作者如是评论“彰显了一个诗人的社会良知和担当”。还有傣族诗人刘清华、公安系统诗人李军、乡村诗人李粉仙、老作家程紫等；在评论界有以研究张爱玲著称的布小继教授，还有黄光平、南马、王印吉、张邵碧、艾华林、刘玲等评论家；近年以乡村振兴为题材讴歌乡村蜕变的网络作家古萧，儿童文学作家李艳丽、段永祥等。他们在各行各业书写时代变迁，感知生命的无奈与辛酸，为红河文学的发展殚精竭虑、摇旗呐喊。

缓缓阖上《诗人的呐喊》，我的思绪自始至终萦绕着文本驰骋。作者为何将书名定为《诗人的呐喊》？源于何处？究竟在呐喊什么？为什么呐喊？聚诗人及评论家于一身，曾经被深圳大学教授周思明视为“两新”批评“三剑客”之一的作者，在《让骨头重新长出肉来》文本中，如此谦逊回答我的疑问：“因几篇直言不讳的文章有‘喊叫’之意，又因我以诗人身份感受诗意、研判诗艺的缘故，遂以《诗人的呐喊》名之，是为记。”同样，作者在最后《我究竟在呐喊什么》文本中如是让我的好奇心得到满足：“我虽然从小就视鲁迅为偶像，并梦想成为鲁迅那样的人，现在，我称出了自己的斤两，但我仍然要呼吁和呐喊，希望更多的‘剜烂苹果’者出现，因为民族的顽疾还在，人性的劣根还在。”作者在呼应主题的同时，始终站在一个诗人的角度直面作品，撇弃吹捧，拒绝棒杀，从具身文学创作经验出发，客观真实地剖析文学作品，用诗意的文字表达自身感受，也告诉读者一个朴素的生活哲理：得意时不要忘形，失意时不要气馁，向前看，人生无处不飞花！

最后，站在一名写作者的角度，我认为《诗人的呐喊》是作者具身写作的生动实践与道义坚守，也是作者人生迷惘时点亮心路的一盏灯。文艺批评和文学创作是“鸟之双翼”“车之双轴”。为此，我亦呼吁和呐喊，文艺批评创作者在创作时，要始终坚守“为作者、为读者、为社会负责”的态度，本着“有好说好，有坏说坏”的批评理念，摒弃“过度吹捧”“鸡蛋里挑骨头”等刻意苛责的偏颇之风，以真诚批评的风范守护文学生态。

马洁，回族。笔名：馨月、晓洁。泸西县作家协会会员、红河州作家协会会员、红河州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普洱市网络作家协会会员。自幼酷爱文学，先后在《红河日报》《红河文学》《云南日报》《云南农业》《彝族文学报》《中国散文网》《中国作家网》等报刊及网络发表新闻、诗歌、散文、小说、影评、经济杂谈等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