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溪家庭春晚

文/邓旭东

清溪人爱过年，热闹和团聚是绕不开的。新春将至，我妈早早就开始了筹备，熏腊肉、磨藕丸子，备齐家人爱吃的菜肴，北风吹来，还能闻到油茶木烧起来的香，里面夹着一股咸味，我不喜欢那个味道，但过年时闻不到反而会不安。我则是架着楼梯，拿个鸡毛掸子在边边角角、窗户上掸净一年的旧气，将屋里屋外打扫一番，贴上春联、挂上灯笼，只是每次做完后，我还会站在旁边看她重新擦那些飘窗。

记忆中八九岁时，还能见到送财神字帖的老人，拄着一根带疤的山茶木拐棍，把手上缠着一圈红绸，步履蹒跚地挪到门前，扯开嗓子喊：“老板老板，新年到，福气来！愿你步步高升，财源滚滚。今朝财神菩萨的祝福送上门呐，愿你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好运连连啊！”此时若没接过财神，那后面还有一大段四六八句鱼贯而出，拐棍锤击地面砰砰作响，拐棍每敲一下，地面的回声比他的祝福词更诚恳。他眼神直直落在我脸上，阻断了所有退路。一开始不懂路数，接过以后就将自己三五块零花钱递了出去，双方都心满意足。时间一长，自然发现了其中门路，来人造型大体一致，口中祝福语更是如出一辙，但频率却是越来越高，一早上就接了三位“财神”，反而将自己的零花钱掏空，让我也萌生上门送“财神”的路子，誓要将花出去的再给赚回来。照着他们的样子对着空气练了几遍，那种神情自若的状态怎么也拿捏不住，开口不像祝福，像讨饭。是哪年不来了？说不清楚了。大概像邻居门前那棵桂花树，等到惊蛰看它还是挂着一身枯黄，才明白已经死了。

家家户户不管条件多艰难，都会备上火红火红的大鞭炮，响数是越多越好。每年都是我爸来点鞭炮。我躲在门框后面，双手捂着耳朵，从门缝里看他。到了整点时分，我爸就一手托着鞭炮，一手拎着引线，一舒展，鞭炮鱼贯垂下，动作熟练得像消防员铺设水管。他是不捂耳的，默默站在原地等它响完。此时，整个清溪村都被点燃，邓家湾组夹在狮子山和毛栗仑山之间，瞬时雾霾久久不散，硝烟散得很慢，像舍不得走。旺财吓得躲进车库角落，我想告诉它没事，但耳朵还在嗡嗡响，什么也说不清楚。它抬头看了我一眼，大概觉得我也是个“危险人物”，转身跑进了夜色。

清溪村是益阳最先一批实施禁燃、禁烧、禁放的村落。第一年时，零点到了，还有零零散散的鞭炮声，第二年、第三年……声响越来越轻，越来越低。之后几年，一到年关，总觉得少了点“信号”。直到一次，邻里在禾场上乘凉闲聊时，有人说我们也要搞一台春晚试试。说完自己先笑了，腼腆得不好意思当真。我当时也跟着笑了，以为就是说说。但也没人接话说“算了”“搞不成的”。后来又在禾场上坐了几回，你一句我一句，七嘴八舌，就这样，事情还真就定了下来。将规模缩小到以村民小组为单位，每家每户都拿出节目来，一家老小齐上阵，积极性最高的是72岁的李善英，她家户外有个半开放式的庭院，场地刚好合适。她把自家的条件一一摆出来，院子、场地、位置，说得头头是道，像是早就盘算好了，最终第一届时间定在了乙巳蛇年。办一台春晚需要动员的人和事可是不少的，我看见她找大家商量时坐在竹椅上，双腿靠拢，手放在膝盖上，不像刚才说“我家场地够”时那个劲儿了。村民邓春生是小组长，他最会把一件大事拆成几件小事，等他续上第二根烟，只见李伯母的肩膀放下来了，腿也不那么靠拢了，有了底气。“主持人可以找年轻人来，在外读书的孩子们也返了乡，场地布置发动男同志们出一份力，节目申报就在网格群里发消息。”李伯母听着连连点头，恢复了以往的松弛。

第一届春晚那天，我横背着一个相机包站在院子靠边的地方，一边取出相机，一边看着熟悉的面孔陆陆续续地进场，心想踩着点刚刚好。十几个节目一个接一个，压轴的是邓春生和邓琳林爷孙俩，他们走上台，朗诵着：“立春了，立春了，奶奶唠叨着，母亲张罗着，腾出装谷子的箩筐……阶基上的奶奶，还是在唠叨，那个趾高气扬的，就是下一个春天的希望。”掌声一阵接一阵，散进毛栗仑山里。李善英站在靠右的边上，没有坐，手里还拿着没来得及放下的抹布，就那么看着台上。我没有按快门，把相机放下来，就那么跟她一起看着。掌声散尽，邻里散去，烟火味却更浓了。

第二年，到了丙午马年，想要参与其中的村民就更多了，几轮讨论下，最终我四伯邓春芳得到了举办权。他家位于狮子山下的贾平凹书屋，在位置上是占优的。在参与书屋建设前，四伯一直经营农家乐，把禾场改成了供游客停靠的微型停车场，刚好能满足舞台的搭建。清溪村有二十二家作家书屋，四伯家占其三，他的经商头脑也是几兄弟里最出众的，建筑工程手拿把掐，大理石建材生意门路颇多，还做过酒店、掘金等很多行当。四伯搞事往往能想在前面，提前几个月就开始张罗琐碎的细事，那天我去时，见他站在贾平凹书屋门口好一会儿没说话，以为他也犯愁了，准备去打个招呼，他转过头就对我自言自语地说：“这边挂灯笼，要用铁丝串成网，这样更牢固。还有，这日式和中式的灯笼外观上很接近，不能搞出笑话。”又拿出手机开始联系认领了节目征集任务的两位侄女。邓芝璇还在中央美术学院上学，画画是她的强项，禾场上家庭农场的鸡蛋盒就是由她操刀完成的设计，看了让人眼睛一亮。另一位是刘婧怡，还在师专就读的她，年纪不大，但站在台上有那个风范，主持晚会、节目征集、整体活动流程，都由她俩全程包办。在外的年轻人也通过群里接龙报名，生怕错过。

群里的接龙消息还在滚动，有人从上海发来消息，“我来一个抖空竹”，配了一个抢答的表情包。那种急切不像是在报节目，像是抢车位。80后的邓振华是曹文轩清溪书屋的主人，留一支翅尾辫。第一次打电话，他接起来就说，你们这个春晚，我要参加开场鼓。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他已经把节目名报完了——《好日子》。随着时间一天天近了，隔三岔五我就要与他通一通电话，听一听专业人士的意见。他提议用纪录片的形式记录这次春晚，拍下来，以后老了看。我负责文案和现场视频拍摄，他抬手晃了晃拎着的笔记本，我自然懂他的意思，剪辑的活有人干了。直到前一天，意见有了新的分歧，我认为应该加上一些特效配上片头，才更有清溪文学村庄的“高端”味道。他则说，村民的活动，就该有村民的样子，过度专业只会让我们丢失原味。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有商量的意思。我想反驳，但无从说起。后来也没有再提，就各自去忙了。本来朋友答应借的无人机落了空，让他一阵苦恼。他站在那儿若有所思，抬头看了看贾平凹书屋的二楼阳台，转过来对我说，那上面可以摆一个机位，作为补档。我点头，觉得行。

第二届春晚那天清早，邓振华比我先到，他站在禾场中间看了一圈，拿出手机拍了两张。刘婧怡已经站在台边候着了，手里拿着红色的节目单，看向陆陆续续进来的邻里，孩子们在台前跑来跑去，年轻人三三两两，有的搀着老人，树下也站满了人，还有一些游客也被这边的热闹吸引，停下来不走了。鼓乐一响，《红红火火中国年》开了场，声音出去，在狮子山和毛栗仑山之间转了一圈回来，整个禾场都跟着热了。我挂着相机，一会儿坐着一会儿跑到侧面，拍完一部分素材，连忙到贾平凹书屋里，邓振华已经摆开阵势，接过我的SD开始剪辑。我站了一会儿，看他盯着屏幕，又转身出去了。外面快板已经打得呱哒响，吴沛松、吴沛林两个小朋友站在台上，身高是有差的，但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一下相视而笑，一下又面对观众，起承转合恰到好处。我举着相机跟着笑，差点忘了按快门。

快板打完，我往书屋那边看了一眼，邓振华站在门口，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的，手里还拿着笔记本。轮到邓春芳站在台上：“硬感谢大家，能在初一来做客，咯些节目都是自编、自导、自演。老的七十多岁，小的四五岁，个个热情高涨，排练了好长一段时间。”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我正举着相机，也跟着停了。旁边邓振华把笔记本夹在腋下，就那么看着台上。我低下头，看了看手里的相机，又抬起来。台下安静了那么一秒，也许只是换气，但比掌声更重。

晚饭过后，一群人围着邓振华，准确地说是围着他的笔记本电脑。开篇是村景的一个航拍镜头，还是我几个月前拍的，朴实，没有加金色大字的特效，慢推至贾平凹书屋，进进出出有不少游客，透过玻璃窗还能看到翻阅书籍的游客手上拿着一杯扉页咖啡。此时，房间里静悄悄的，只能听见抒情的背景音乐，视频里播放着被镜头定格下来的初一的瞬间。剪完这个视频，邓振华当晚就赶回了北京。打开朋友圈，看见他写：灯火已经在后视镜里了，看了一眼，把视线收回来，放在前面的路上。我放下手机。灯还亮着，年还没过完。

邓旭东，90后，文学爱好者、益阳市赫山区谢林港镇清溪村“两委”委员。立足周立波故里，扎根乡土深耕基层，在参与乡村治理、发展生态农场带动村民增收之余，坚持书写家乡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