臭牡丹

文/谢晓辉

乡下老屋的四周，仿佛被画笔恣意涂抹过，挤满了各种绿植——车前草贴着地皮，摊开一轮轮规整的叶片，像大地的徽章；凤仙花举着粉的、红的小灯笼，女孩们采来染指甲，空气里便漫开清冽辛辣的芬芳；还有那丛枳树，春日开细碎白花，秋天挂青黄酸果，是老屋天然院墙。这些各有模样，各怀脾性的生命，编织成我记忆深处葳蕤的背景。

臭牡丹，是最为异类的一个。

它们一丛挨着一丛，挤挤攘攘，绝无半点谦让。盛夏，花球从叶腋间顶出来，开得不管不顾。那颜色不是娇嫩的紫，也非高贵的绛，而是浓烈到蛮横的紫红，像凝固的火焰，又像乡下戏台上浓妆的老旦，非得锣鼓齐鸣才压得住那份喧腾。

我是不喜它的。“臭牡丹”——既冠“牡丹”之名，偏缀个“臭”字，不伦不类。凑近了闻，确有一股子生涩冲鼻的怪味。那丝绒质感的花球深处，爬着细密的蚂蚁，熙熙攘攘，川流不息，仿佛花心是它们热闹的集市。让年幼的我无端感到一种密集的、近乎邪恶的繁荣，心里发毛。在孩童非黑即白的世界里，它被草草归入了“恶草”“丑物”之流，路过都要屏住呼吸，更不用说去触碰了。

乡间的智慧，常裹着神秘油纸，外画符咒，内里却藏朴素的道理。那时，哪家娃娃入夜惊啼，厌食消瘦，老人们便忧心低语：“这伢子，怕是撞了邪，受着惊吓喽。”需请人来“驱吓”。

玉珍婆婆是我们院子里“驱吓”行家。她清瘦矮小，常年穿浆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头缠青黑纱帕。脸上皱纹如同雨水冲刷千遍的沟壑，可那双眼睛，异常清亮，看人时温和笃定，仿佛能穿透皮肉。她平日喂鸡，种菜，坐在门槛择豆角，与别的婆婆无二。一旦有人来请，她放下手中活计，那清亮眼底便浮起神圣的光。我那时整日跟在她身后讨麦芽糖，她行法事并不避讳我。我便成了躲在门框阴影里屏息凝神的唯一观众。

“驱吓”从寻找一株臭牡丹开始。她不要向阳处的，偏去屋后潮湿背阴的角落，说那里“地气”沉，根须“力道”足。她佝偻着腰，使一把刃口发亮小锄头，几乎是恭敬地掘土。她取小半截粗壮主根，连带些根须，用清凉的井水淘洗干净，泥水淌过她手背突起的青筋，像小溪流经干涸的山脉。

回到昏暗的堂屋，她坐矮竹凳上，就着天井漏下的光，将根须切成碎末，刀落处，断面溢出乳白粘稠浆液，那股生涩冲鼻的气味，瞬间弥散开来。她又从褪色的蓝布袋里抓一把糯米，与碎末在粗陶碗里拌匀，动作轻柔，像调和珍贵香料。

最让我着迷的，是那个黑色粗布缝的三角形小布袋，布料浆洗得发硬。她穿针引线，缓慢、稳当，带着不容置疑的郑重。昏暗天光下，银针偶尔闪过一点寒星。她把那撮混合物严实地缝进去，收口的角尖穿根黑线作系绳，咬断线头，托在掌心端详片刻，仿佛完成一件艺术品。

日头西沉时，“驱吓”正式登场。八仙桌上点起桐油灯，香炉里插三柱线香，黄表纸点燃，明灭火光舔舐纸边，迅速蜷曲、发黑，化作片片带火星的灰蝶，被浓浓的青烟托起，袅袅盘旋。空气里充满浓郁的檀香与纸张焦糊味，将臭牡丹的涩气压了下去，包裹、调和成一种肃穆的氛围。

玉珍婆婆站在氤氲烟雾里，背对供奉神像的壁龛。她闭目合十，片刻后开始喃喃念诵。那声音起初极低，仿佛从胸腔深处咕哝；继而急促，音调起伏，那韵律——不是歌，不是话，像与神灵沟通的密语。调子忽高忽低，时而绵长如叹息，时而短促如击石，像深夜远处模糊的山歌，更像从时间缝隙渗出的流水声。香烟缭绕，她的脸在明灭灯光里影影绰绰，仿佛与烟雾融为一体，通向另一个维度。

念毕，她几不可闻地舒一口气，走到神情恹恹的孩子身后。将枯瘦、骨节分明的手掌，虚悬在孩子背心上方一寸，郑重地向下拍三下，仿佛将无形的“惊吓”拍散、震落。

她快速地将那枚沉甸甸的三角布包系上孩子脖颈，让它贴着心口，以不容置疑的语气嘱咐：“日夜戴着，七日后方可解开放到高处。”

整个过程，她的神色专注、虔诚，甚至有一种献祭般的肃穆。仿佛真的在与一个我们看不见的世界交涉、恳求。躲在门后阴影里的我，武断地想——定是臭牡丹霸道的“臭”气，把缠着孩子的“脏东西”给熏跑了！这想法让我安心，也让我对臭牡丹更添了几分疏远与嫌恶。

光阴是最高明的魔术师，也是最冷酷的清道夫。一挥袍袖，便是四十多年尘埃落定。老屋颓唐，瓦楞草疯长；院坝铺了水泥，再也长不出一株车前草；玉珍婆婆，连同她清亮的眼神、缓慢的针线、神秘的咒语，化作后山一座小小的土堆，土堆上的杂草已荣枯了数十个春秋。我在城市的喧嚣与秩序中安身立命，生活平淡如钟摆。那“驱吓”旧事，连同臭牡丹混杂香火的气息，被妥帖封存在记忆角落，蒙上厚厚的“现代理性”尘埃。它们成了遥远模糊、带着荒诞色彩的疑团，或一幅色调昏黄的民俗画，仅供偶尔怀旧时，带一丝优越感的微笑去审视。

直到我的生活，被另一种焦虑浸透。

我的孩子，体检单上写着“轻微贫血”。他脸色总不如同龄孩子红润，嘴唇偏淡，易疲乏，像一株缺光少雨的小苗。西医的铁剂、维生素，效果缓如抽丝。熟人给我介绍了一位老中医，他望闻问切后说：“这孩子的底子，需平补。我们乡下有个食补法子——取一小把臭牡丹的根须，和老母鸡文火慢炖至汤色金黄。给孩子喝汤吃肉，一周一两次，最是平补气血，安和五脏。”

“臭牡丹”三个字，像一枚投入深潭的石子，在我已然平静的中年心湖激起层层涟漪。那被尘埃覆盖的记忆画布，猛地掀开一角。我怀着奇异的心情，托老家亲戚寻觅这“药引”。

几天后，打开层层包裹的塑料袋，一捆黝黑、形态狰狞的根须出现在眼前。比记忆中玉珍婆婆挖出的更粗壮，带着潮湿泥土的腥气，断面处仿佛随时会渗出乳白浆液。一瞬间，那股强烈的气味如同一阵穿越时空的风，猛地将我攫住。我怔在那里，手里握着的不是臭牡丹根茎，而是一把通往失落时光的、沉甸甸的钥匙。

我依言炖了汤。根须、鸡块在砂锅中翻滚浮沉，一股淡淡的草药清香弥漫厨房。文火慢煨了个把钟头，揭盖时蒸汽扑面，汤色是清澈润泽的金黄，浮一层薄薄的油花。我舀一勺吹凉，送入孩子口中。他皱着的眉头舒展开：“有点甜，像枣子。” 我尝了尝，在鸡汤鲜醇后，回上来一股淡淡的、类似枣香或参香的甘甜，温润滑过喉头。

孩子连续喝了几周，小脸上渐渐透出久违的、健康的粉红，眼神亮了些，玩闹时也添了力气。这实实在在的改变，远比任何童年记忆的冲击更有力。它像一只无形的手，用最温柔又最不可抗拒的力量，“咔嗒”一声，旋开了那个在我心底尘封四十多年的锁。

我怀着近乎考古学家发掘遗址般的郑重与好奇，去查阅、求证。在泛着樟木香气的旧书区，找到纸张脆黄的《民间常用草药汇编》。翻到那一页，竖排的繁体字清晰如刻：“臭牡丹，别称：矮童子、大红袍。性平，味苦、辛、微甘。归肝、脾经。功效：健脾益气，养血平肝，祛风除湿，消肿解毒。主治：虚损乏力，血虚萎黄，小儿疳积，惊风夜啼，风湿痹痛，痈疽疮毒。”

“惊风夜啼。”

四个字，像四道闪电，骤然劈开我心中积郁多年的迷雾。

随后在现代医学、植物药理的文献里，看到更精确的分析：“臭牡丹根茎含有多种生物碱、黄酮类、挥发油，药理实验证实其提取物具有明确的镇静、安神、抗惊厥作用，能有效缓解焦虑、失眠及小儿惊悸；同时还能促进造血功能，改善贫血。”这是对旧医书上“惊风夜啼”四个字最坚实、最科学的注脚。

原来如此！

那看似玄虚荒诞的“收吓”仪式，剥开那层令人敬畏的“巫”的神秘外壳，内里紧紧包裹的，是一颗最朴素、最本真的“医”的仁心。玉珍婆婆，这位一字不识的乡下老婆婆，她所执掌的从来不是通灵的法术，而是一把代代相传的、关于草药的、实实在在的钥匙。

她那套庄严仪式是精心构建的“形”。对于惶惶不安的孩子和家长，这“形”无疑是一碗强大的“安心汤药”。它给予暗示与希望，在心理上先完成疏导与抚慰。那黑色三角布袋，是符咒，更是药囊；那黑色系绳，是束缚“邪祟”的法器，也是固定药贴的绷带。

玉珍婆婆的“手艺”终究失传了。那套完整的、带着特定时代密码的仪式，那含混却有力的咒语音调，都湮灭在黄土之下。那个黑色三角布包，连同它所属的那个笃信语言与仪式拥有神秘力量、敬畏自然与鬼神的时代，一起飘散在历史旷野的晚风里，如一声悠长的叹息。

然而，有些东西并未真正逝去。

当我再在山野徒步，于路边、林缘、废弃墙角与那丛丛泼辣的臭牡丹猝然相逢时，我会停下脚步，静静地看它一会儿。它不再是一株名字难听的“臭”草，或是我童年厌恶清单上的一个符号。它成了沉默的见证者。它见证一个曾经捂鼻跑开的孩子，如何穿越四十多年时间的重重迷雾与认知的层层屏障，最终与一份来自土地、来自祖母辈的、深藏不露的关怀与智慧，达成深刻的和解与灵魂的拥抱。

我俯下身，轻轻触摸它粗糙的叶片。微风拂过，草木窸窣，我仿佛听见玉珍婆婆井边淘洗根须的水声，听见她烟雾里含混而庄严的吟哦，听见母亲们怀抱孩子时焦灼又终于得以安放的呼吸，也听见古老的土地，在每一次生命寻求庇护与生长时，那低沉而永恒的脉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