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异乡

文/梦天岚

正如我在生活里是个异乡人

我只和你说一些奇异的语词

因为你也许会是我的国度

我的春天，麦秸和枝丫里的雨滴搭的巢

——【法】菲利普·雅各泰

0

此刻的我如此混乱，这种无可救药的混乱占据了我的大脑，为此，我夜不能寐，唯有异乡人这一身份是清晰的，而且越来越清晰。我不得不求助于时间，不是现在，也不是将来，它是过去的时间，是历史，是记忆，真实的，或者因为记忆的不牢靠而不得不杜撰的。因此，它又是断裂的，需要大量的空白来填充，尽管混乱会带来可以想见的语无伦次，它又是真诚的，甚至在我的设想中，那些断裂的部分会自行连接起来，像愈合的伤口，得到控制，使它具有一种出乎意料的流速：连绵不绝的，又是缓慢的，甚至是平静的。我早已习惯这种悄无声息的流动，就像此刻我已习惯成为一个异乡人。

没有痛感，我提醒过自己，无论是肉体还是精神，它们像是事先密谋好了，我带领着它们四处走动，它们却对我保持一贯的缄默。事实上我对痛有着天生的敏感，小的、大的、尖锐的、钝的、不明所以的，只要是痛，即使是发生在别人的身上，我都能感同身受。因为痛让我变得倔，变得不顾一切，直至将整个世界变成与我对立的面。那时我还小，少不更事，喜欢往死胡同里钻，痛因此被无限放大，放大成另一个世界。当然，这样的世界对于我而言是可疑的，事实上它又是那样狭小，狭小得无法超越一个人肉体的范畴。

更大的痛则是地域性的，它要付出你所认为的快乐，而快乐有时是麻醉剂。只要一个人的心中还有欲望，快乐就不可能是你真正想要的快乐，不错，是想象的快乐逼迫着你，一步步就范。因此，你有可能成为自己的叛徒、骗子、刽子手，当你终于在某一天想找回自己的时候，你这才发现，你已经老了，属于你的时间变得捉襟见肘，一切都来不及了。

只有好好地活着，这一切才会重现，才会得到歌颂，就像一切从来就没有失去过。因此我害怕自己变老，变到自己不再认识自己，又不由自主地去想自己老了之后会是什么样子，那个时候我所看到的一切和曾经看到过的一切会有什么样的不同。事实上，属于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正在缩短，这种缩短往往是致命的，时光从不理会这些，它的负荷太重，对它即将抛下的辎重毫不吝惜。所有的容颜、记忆、情感、故乡，都将成为我们的异乡，都将随着生命的消亡而消亡。

1

在湘西南的某个局部，那里有一串小的地名，构成我视野中最初的版图。它们是荷叶、湾泥、封江渡、峡江、范家山、三尚、宁家垅、水井头、牛马司、宋家塘、高崇山、魏家桥、渡头桥、洪桥等。这些都是我经常能够看到和听到的。从这些地名上可以想见，那个曾经生我养我的地方是一个有山有水有桥的地方。那个时候并不知道天地有多大（其实到现在也不知道），只知道一个大的地名里有许多小的地名，大人们说得最多的就是邵东和邵阳，对于邵阳而言，邵东是一个小地名，对于湖南而言，邵阳又成了一个小地名。有在外面见过一点世面的总会以一种炫耀的口吻，说出一些我从未听到过的新地名，心里就会生出无限的向往。

当我开始有方位感的时候，我的向往也有了方向。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在西边落下，太阳升起的时候，我看到的是连绵不绝的山头，太阳落下去的时候，我看到的还是连绵不绝的山头，山是远山，在湘西南，无论你身处何地，四面八方都是，你看着的时候，它们好像离你很近，实际上却离你很远。太阳的升和落是不一样的，太阳在落的时候我可以顺着邵水河流逝的方向看着它，那是一个可以把思绪和向往不断往远处拉伸的方向。落霞与河水，飞鸟和渔船，都在那绯红的波光里摇曳。奇怪的是，对于一条河流的源头我并没有特别的兴趣，那好像并不是我要去关心的，我经常一个人坐在桥墩上痴痴地看着西边，我把它看成是我未来的方向。

除了封江渡、范家山和高崇山，我对这个假想中的“未来”一无所知。从我家的土砖瓦房向西两华里就是封家渡，一个沿河小镇，是我经常去的地方，那里的水豆腐是很有名的。再六华里是范家山，一个集市，也是一个征收公粮的地方。再四华里是高崇山，离外婆家很近，不过二三华里的距离。再往西……直到十二三岁的时候我才有机会去邵阳，早上和几个同学在水井头搭上“邵东-邵阳”的车，一起逛了水府庙和双清公园，去了冬瓜桥。关于冬瓜桥有一句妇孺皆知的谚语：“冬瓜桥上估大粪”。据说曾经有那么一段时期，有人挑着大粪到冬瓜桥上去卖，一担大粪多重多少钱全凭估算，买卖双方只要觉得合适就成交。这句谚语在我们村里使用的频率很高，往往用来取笑那些不懂装懂胡乱猜测的人。那次去邵阳因有女同学在，不好意思随地方便，逛了一天，就憋了一天的尿，只差没胀破膀胱。平时在家里漫山遍野都是施肥的好地方，管它有人没人，背过身去裤子一提就能解决问题，而这次不同，乡下来的伢子进了宝庆府（邵阳的旧称），自然是由不得性子，多少还读了一点书，总要讲点文明吧，更何况有女同学在。这般一见识就很难受，好不容易才在公园里找到一个公共厕所，没想到的是，女同学也早已憋不住了，看到厕所跑得比我们这些男生还快。原本都是极好的兴致，在回来的路上我们却很少说话，回到学校后，有同学问这问那竟然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看来，都是被一泡尿给憋的。

只记得站在冬瓜桥上的时候，我看到的邵水河变得缓慢了许多，像是背负着什么，有点沉重，如同一个心情阴郁的人，再向西，我不知道它将去向哪里，它又是在何处汇入资江的。它汇入资江之后还叫邵水河吗？这样简单的问题在当时竟然困扰了我很久。

西行八十里，这是属于邵水河的宿命，现在想想，八十里，其实是多么短，我知道它告诉我的只是方向，而不是路程。

我所向往的方向竟然是河水流逝的方向。当我看到一片树叶或者一截枯木顺邵水河奔涌而下时，我就开始懂得，自己的人生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回头。

2

我出生的那天，据母亲回忆说，没有什么奇异的事情发生，太阳照常从东边升起再从西边落下去，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预感，生了就生了。我是母亲生下的第二胎，前面是我的姐姐。

生了我没几天，母亲就能下地干活，关于这一点母亲记得非常清楚。围绕这个与我出生的话题，我问过母亲多次，因为不死心，希望母亲能想起一些什么，比方说是否做了什么稀奇古怪的梦，或者村里发生了什么反常的事。母亲的回答是肯定的，不容置疑，每问一次，只是加深了我的失落感。如此平淡的出生意味着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奇迹将与我无缘，或者说，在芸芸众生之中，我注定要成为一个极其普通的人。后来，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我的普通是始终长在心里的一株草，它和我在乡间的地头所看到的任何一株草都没有什么区别。曾经无数次，我试图释放出困在体内的那些冲动的小兽，给它们以森林，让它们迅速长大，称王，无数次我又亲手杀死了它们。唯有那株草，总是站在清晨的露水和傍晚的夕光里，在风中，轻轻地摇动。

确切地说，我的记忆应该是从两岁开始的，这或许是我唯一的“过人”之处。从出生到两岁，记忆是一片空白，两年的时光却是真实的存在，这一存在决定了我的出生地、父母、兄弟姊妹以及我的左邻右舍。作为人，我的行为能力远不如和我同龄的阿猫阿狗。两岁大的猫狗早已满世界跑了，除了看家护院，甚至已经看透了这人世间的冷和暖，而我除了睁着一双懵懂的眼睛之外，对于这个世界还一无所知。母亲说，三姊妹当中，我是小时候哭得最频繁最凶的一个，奇怪的是在两岁之前我倒是哭得很少。因为这个原因，母亲不大管我，才会有我长到两岁还在地上爬的经历。我曾经在一篇散文里专门描述过这段经历。现在回想起来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件丢人现眼的事，当然，更不值得炫耀，我只是说出了一个事实。或许是我爬得太多的缘故，我的儿子在不到一岁的时候就已学会走路，或者说他还没学会爬的时候就已学会走了。我曾经试图让他爬，他就是不喜欢，爬了没几下，就不爬了，这让我在当时有点失望，认为儿子怎么一点也不像我，事后想想可能是我爬得太多，连属于儿子的那一份我也提前给他爬完了。再后来觉得这样的心态过于滑稽，自己想着想着就忍不住想笑，儿子是儿子，我怎么能把自己的经历强加到儿子的身上。后来看到一份资料，说小孩子就是要多爬，对智商的发育大有好处，为此我暗中做过比较，结果还是令人失望，儿子小时候比我聪明多了，几个月就能说简单的话。两年前看过一期湖南卫视的少儿档比赛节目，家长们各自带着还不会走路的小孩让他们在地上爬，看谁爬得快。结果很搞笑，小孩子大多不按大人的意思来，他们中有的坐在地上不知所措地东张西望；有的大概是被大人们人为的阵势给吓住了，趴在地上哇哇大哭；有的爬离了预定的路线。相比之下，家长们要狼狈得多，他们一个个手忙脚乱，有的拿着玩具做诱饵，有的跟在旁边保驾护航，有的使尽浑身解数去逗小孩。当然，也有爬得很顺溜的。获得优胜奖的小孩的家长们自然是兴高采烈，大都流露出一副教子有方的神情。其实，像这样的比赛娱乐的只是大人，小孩只是大人手中的一件道具而已，待他们长大后，没有人会对自己的这段历史留下任何印象。

有一天，儿子从学校里回来，平静地告诉我全班同学跑步比赛他拿了第一。我当时呆呆地望着他，那是我第一次在他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三十多年前的某一天下午，在一条乡村公路上，我轻松地跑在最前面，还不时回过头去看，1000米，直到冲破终点。我的班主任老师一边按下手中的秒表，一边冲我大喊“不要停”，我吓了一跳，以为终点还没到，或者是规则有变，而后面的同学又追上来了，来不及多想就又撒腿狂奔，直到多跑出一百多米，发现没有一个人追上来时才纳闷地停下脚步。后来才知道那句从老师那里脱口而出的“不要停”的真正意思是要我慢慢地减速再停下来，而不是突然停下来，怕对我的心脏造成伤害。那次比赛我拿到了生平的第一张奖状，我清楚地记得奖品是一幅画像，画像上的女孩子很漂亮，穿着一件深领毛衣，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笑眯眯地看着我。其实在很小的时候我就羡慕别人家的土墙上挂着的奖状，那些奖状的图案像一艘船。上面总是用毛笔写着“三好学生”“某某学期第一名”等字样，可我似乎与这些无缘，一个喜欢调皮捣蛋而又不爱学习的学生怎么会得到奖状呢。因此，我家的土墙上总是空空如也，我只好用炭灰在那空空如也的墙上照着小人书画满了穿着铠甲的将军和士兵。我没有把那幅画像贴到墙上去，同样是第一名，村里一位老书先生的一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让我打消了这个念头。仿佛跑得快是一件不太光彩的事。

那时，我像一只蜗牛，同样有一个小小的吸盘。我跑得很快，却是缓慢的，甚至是迟钝的，我知道这很矛盾。对于眼前的世界，我只能从一点一滴开始，它是如此陌生，常常使我神情恍惚。母亲曾一度以为我的脑袋出了什么毛病，因为我总是丢东西，丢得最多的是自己的鞋子。无论是凉鞋、布鞋还是拖鞋，只要一脱下来，就很少有穿着回来的，气急之下的母亲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你怎么不把自己也丢了”。说“玩心太重”好像有点说不过去，说“脑袋不长记性”也不足以说明问题，因为村里那么多小孩，只有我一个人如此。当然，母亲更多的是出于心痛，心痛鞋子，在那个年代，买一双鞋和动手做一双鞋都是不容易的事情。而我，好像从来就没有往后看的习惯，不会去看自己的身后落下了什么，又不完全是往前看，是的，从那时起，我开始对某些事情表现出了同龄人所没有的专注。当然，这种专注只是单线条的。

我想，我的这种专注是与生俱来的，对着一株草我可以看上老半天，对着一群蚂蚁我可以忘记吃饭的时间，只要是对我有吸引力的东西，我都会充满强烈的好奇之心。反之，我会弃之如敝屣。事实正是如此，我丢失的鞋子越来越多，无论我丢失多少双鞋子，我知道，总有一双鞋会穿在自己的脚上。

3

还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经常听奶奶说，我爷爷的爷爷一共有九兄弟，个个身材高大，家道虽说不上显赫，在本地却是颇具实力的，至少没有人敢轻易招惹。九兄弟当中有一个身材格外高大，曾经一个人打翻了五个壮汉。可惜到我爷爷这一辈情况就大不一样了，爷爷只有三兄弟，个头都不高，因逢乱世，大多去世得早。不但我没有见过爷爷，就连叔叔都没有见过，叔叔是爷爷的遗腹子，叔叔出生的时候正碰上走日本，兵荒马乱之中，奶奶带着父亲和叔叔四处奔逃，那时的父亲还只有几岁，叔叔仍在襁褓之中，我只能凭有限的想象去虚构当时的情景。不管他们怎么奔逃，最终还是回到了原地，也就是我出生的地方——莲池村。

对于这些，我并没有很深的感受，因为自己没有亲眼见过，奶奶的叙说在我听来更像是一个遥远的故事，我甚至对“家族”这个词感到异常陌生。

前几年，家乡人专门修了族谱，一页页翻下来全部是人的名字，这些名字下面隐藏着血脉的传承，真正能够厘清这一切的，只能是我们体内的血，血的流淌和邵水河的流淌是一样的，都有着很深的渊源，神秘而又诡异，而对于这些，它们又总是只字不提。

我只知道我的外公是个漆匠，为人仗义，因此人缘极好。年轻的时候，外公好赌，听我母亲说，有一回他输了很多钱，为了抵赌债，他主动带着别人到自家仓库里量谷，结果把一仓谷给量完了。外婆知道外公说一不二的脾气，站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不敢吭声，只是默默地抹眼泪，那可是一家人两年的口粮。收赌债的人走后，外公一言不发，背着漆具就出了门。后来外公来到了莲池村，买了村里一户人家的三间旧瓦房。母亲后来告诉我，正是这次搬迁决定了她的命运，她是以童养媳的身份进入谭家的。若干年后，外公携家人又回到了户籍所在地——高崇山的兴隆村，这一回去就隔了两重山，少说也有七八里地。我曾经特意问过母亲，那三间旧瓦房所在的位置，母亲说就在沙塘上面不远的地方，可自我记事起，那里除了几十丘水田，哪里还有什么瓦房的踪迹。

因为父亲经常在生活中缺席，父亲的存在对于我来说是神秘的，是权威的象征，也是一块心病，具有无形的威慑力，那时我既盼望父亲又害怕父亲，害怕是担心父亲回来后，母亲会历数我的斑斑“劣迹”。父亲其实是很平凡的父亲，直到我也成为父亲之后，我才深深地理解这种平凡，并从我自己的身上找到父亲所投射的影子。有时很奇怪，我一个人坐在家里的沙发上，蓦然之间，我会从自己的神态里感觉到父亲，或者在看到已经年迈的父亲时，从父亲的神态里看到我，或我未来的样子。这种感觉很近，仿佛我与父亲是同一个人。

中国人喜欢说血缘。医学上界定血缘的远近是根据带有相同遗传基因的概率来判断的，在平民百姓的意识里，只要一说到谁谁谁的血缘总是从其父辈开始，很少提及母亲。与血缘相应的就是民间所说的“香火”“传宗接代”，而延续“香火”的重任在传统认识里几乎全落在男人的头上，好像跟女人无关，只有当女人生不出儿子的时候，才会成为迁怒的对象。这种观念在偏僻的乡下表现得最为充分。外国人强调的则是血统，血统指一个民族或者说一个国家在文化上沉淀下来的血缘关系，通常用来指代某种品质。这两种观念真是天壤之别。尽管从外形上看，我像父亲，我的特质更接近于母亲。母亲个子比较矮小，而这种矮小却见证着她在我心目中的伟大。曾经我是多么不喜欢她的念叨，我深知，母亲的坚韧、豁达和温情在几十年来她对我的养育中慢慢渗入到了我的骨髓，已成为我一辈子都挥霍不尽的财富。

我也深知，我是一个不孝子。因长年奔波在外，我很少陪伴在父母的身边，开始不觉得，时间经不起折腾，一转眼，已物是人非。中国人喜欢说“天伦之乐”，这或许正是我不能感到快乐的根源。人生几何？原本那么近的快乐，我却离它们很远。

唯有父母给我的血，在我的体内夜以继日地流淌。

4

特拉克尔说，“灵魂，大地上的异乡者。”

当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存在灵魂的时候，我就知道特拉克尔所说的“灵魂”实际上是指一个人的精神，凡是牵涉到精神层面的问题，都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

当我每天以超过8个小时的长度站在车床边时，我的精神并不像我的双腿这样牢靠和安分。大多数情况下，它是游离的，是肉体的操作和精密仪器的测量所无法去把握的。当我面对像长蛇一样曲蜷着从车刀的切屑槽弹跳下来的铁屑时，我感觉到了铁的痛苦，被切割的，类似于肉体般的痛苦。当我把那双油腻腻的手套取下来垫到屁股底下，我面对的是仿佛永远也加工不完的毛坯，它们笨重地堆在我的面前，如同时光的坟墓。当然，这仅限于我的一些奇思怪想，是发呆的产物。老实说，我不是一个称职的工人，就连车间主任每次经过我的身边时，都会习惯性地摇头。不是因为我生产的产品质量不好，主要是嫌我的数量跟不上。“保质保量”可一直是工厂的口号。车间主任是我的老乡，出于关心，又顾着面子，不好直接要求我，就间接地要父亲来督促我。结果父亲没放在心里，直到后来聊起这些才突然提起的。

我倒是佩服车工班的班长，姓侯，湘潭人，体形魁梧，技术过硬，为人也好，对我挺照顾。每个月下来，他的工时总是高出我们一大截，典型的劳动模范。依他的能力，当个车间主任应该没什么问题，可他就是上不去。私下里，我讨好式地试探过他，他并不是没有想法，想法终归是想法，这辈子他只有辛苦的命。在国营工厂就是这样，你越是能吃苦耐劳，越没有提拔的可能。想想也是，能干活的、会干活的都提拔了，还有谁来搞生产呢？倒是那些什么事都干不好的、会钻营的一个接一个地上去了，他们上去之后，反过来会对这些能干的人指手画脚，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把生产搞好。

我的心思不在这里，我不会因为车间主任的摇头而努力地把数量赶上去，也不会因为班长的遭遇而去联想自己以后的遭遇。我关心的是，又有几天没有去新华书店了，明天得跑一趟邮局，今天晚上还有一本小说没有看完。想想，我是一个多么容易满足的人，每次一下班，我的心里就会感到一阵阵的轻松和愉快。

是的，我总是把一天中剩下的时间交给了孤独，它的硬壳让我自得其乐地蜷缩其中。我的肉体，在换下工装之后，不得不接受精神的检视。我的精神，这个独裁者，则开始模仿我的肉体，在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房子里坐下来，或者起身，来回地走动，有时打开窗门，打开一个比眼前的厂区要开阔得多的视域。在一片金属的敲打声和机器的轰鸣声中，属于我的混乱却得到了有效的梳理。

为此，我理解母亲看我的眼神，我理解那眼神中透着的不解和忧虑。

我也理解路上的行人，他们行色匆匆，总是想尽快地抵达什么。他们原本是可以走得轻盈一些的。我也是。有时在路上碰到同事的招呼，我会猛醒似的“啊”一声，一脸突兀的样子。同事就笑，说我魂不附体。那意思好像是在说你什么也没有丢，却老是在找什么。

我在找什么呢？在这遍布异乡者的大地上。

5

1993年我去了一趟北京，参加当时最流行的“文学研讨会”，因为不懂，因为虚荣，就去了。

九月，在一路北上的火车上，我看着车窗外的天际出神。当夜幕渐渐降临的时候，周遭就像是一个事先准备好了的布口袋，它在收拢，只有车轮和铁轨的哐当声，让人感觉到一种类似于要冲破什么的奔逃。车过黄河的时候，我没有去撒尿，只是听到车厢里有人说“过黄河了，过黄河了”，我急忙凑到车窗跟前去看，什么也没有看到。天太黑，铁轨边零星的几盏灯根本就不起作用。越往北走，天地就越平坦越开阔。大片的麦田都已收割，有点阴沉的天空下，一些堆在田地中央的麦秸杆在缓慢地燃烧，看不见火光，它们散发的浓烟加深着这种阴沉。这些并没有影响到我的情绪。

从娄底到北京，坐了整整一天的火车。那时的研讨会还不算太离谱，见了一大堆文学界的名人，如汪曾祺、牛汉、郑伯农、雷达、唐晓渡等，大家趁他们还在休息室的时候，就像潮水一样涌过去找他们签名、合影。在研讨会上，上台发言的人很多，仿佛谁也不愿意放过这次露脸的机会，由于观点大不相同，还打起了口水战。一百多名代表，年龄大的有七十多岁的老头，年龄小的有还在念高中的学生。他们和我一样都是从很远的地方来，都怀揣着对文学的梦想，怀揣着对首都北京的神往。在会议室的门口，我还看到几个自费出书的人，他们中有写小说的，有写诗歌的，把书码在一张简陋的课桌上，手里拿着一支钢笔坐在那里，脸色大多显得凝重而严肃。很少有人问津。在这次参会的代表当中，有一个来自偏远山区的农民，为了参加这次研讨会，把家里唯一的一头耕牛卖了。其实，我的状况比他好不了多少。我拿着会议通知去找厂长，厂长只准假，费用要我自理。那时我刚参加工作，工资只有一百零几块，这一去半年的工资就没了。好在去看了故宫，去爬了长城，还尝试过用蹩脚的普通话与人交流。

看来，虚荣之心是很容易让人变得盲目和幼稚的。

也正是那一年，我知道了“北漂”这个词，“北漂一族”大多是怀揣梦想的人，当梦想一次次与残酷的现实博弈时，异乡人的身份反倒是次要的，首先检验的是他们的肉体。与他们相比，我算是一个怯懦者。

从那以后有好几年，我几乎过不了几天就会收到一张类似的笔会邀请函，都打着文学的幌子。那时，我就沮丧地想，这就是承载我全部梦想的文学吗？相对于生活和生存而言，文学到底是什么？为了文学而承受生活的苦役值不值？而我和文学的苦恋才刚刚开始啊。

后来我想明白了，文学仍然是文学，你可以和它不扯上一点关系，因为没有人逼你。当然，你也可以跟它扯上关系，那是你自己的事。而其他的，都是你附加给它的，譬如梦想，譬如沮丧，譬如辛劳，譬如清贫。

就像你可以不去选择成为一个异乡人。

6

“精神的故乡，是我物质的异乡。”当我写下这句话，我并不认为这是我的新发现，我只是想说出心里最真实的体验。

在一个地方待一天和待一个月是不同的，待一个月和待一年又不同，待一年和待十年则是大不同。我见到过许多上了年纪的人老是待在一个地方，以至他们的脚板底下长了根。在十六岁之前，我并不懂得一个人的生老病死与土地的关系，对于那种相依为命的情感也没有什么深刻的认识。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喜欢不变的东西。当然，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一成不变的，或许我应该换一种说法，我开始喜欢那些变得缓慢的东西。比方说一本书的封面和里面的插图，一种方言，一个不起眼的小院落，一块石头，一枚戒指，一次写作，等等，这不是简单的怀旧，甚至我希望自己的变也缓慢下来。可这个世界只讲速度，速度决定了一切。除非有一种魔力能让所有的变都变得缓慢下来，我们总是在责怪时间，可时间不会答应，时间并没有加快它的步伐，它是冤枉的。变的只是人。

每一个人都是演员，都在赶场子，每天都在上演新的电视连续剧，别人看到的，都是不同的角色。谁也分不清哪一个才是真实的自己。

能够在一个地方长久待下去的人应该是幸福的。那个地方可能并不好，能把你留下来，你也愿意留下来。这就是幸福，因为它能让你在每一棵树、每一片叶子、每一坨泥土里注入自己的情感和气息，从而让它们区别于这个地方之外的任何一棵树一片叶子一坨泥土。走的地方越多，看到的城市越大，家的范围却越来越小了。为什么近乡情怯，那是因为乡就是家，家的地界，从你看到一条熟悉的路就已经开始了。

是的，一条熟悉的路，它在哪里？我要问的，不是一条精神的路，它真的只是一条物质的路，它到底在哪里呢？我居然说不出来。

7

我经常盯着一面墙看，后来我坚信眼睛里是可以长出钉子来的，就像脚板底下长根一样。

在长沙一间类似于地下室的房子里，只要我待在里面，就必须时刻都亮着灯。碰上天气晴好，阳光从窗户的缝隙照进来是那样艰难，只剩下几条类似被砍伐过后的断刃残箭。每天晚上，我就像是一只鼹鼠，在属于自己的洞穴里，与啃着书柜的老鼠为邻，与一群蟑螂为伍，与一条红色的蜈蚣对峙，与众多的蟋蟀交谈。我并不嫌弃这个地方，相反的，我对这个地方还有一种莫名的喜欢，它跟我当时的精神特质是如此相符，它的阴暗和潮湿再次让我触摸到过往的岁月，让我重新回到一种久违的、熟悉的气息。这一切似乎成了我生命中不能缺少的细节。

我的影子总是被灯光投射到墙上，再被我眼睛里长出来的钉子钉住。

我无数次这样审视自己：我是谁？来这里干什么？

在此之前，我搬过很多次家，作协、砚瓦池、文联、华夏大市场、油铺街、上大垅……一次又一次，我不厌其烦地确认着自己作为一个异乡人的身份，这与某些人千方百计想抹去异乡人的身份完全不同。是的，我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还远远不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必须承担的苦役，无非是为了通过对这个世界的了解来更深地了解自己。

我了解自己吗？这种陌生的口吻总是来自一个陌生的自己。光把自己钉在墙上是没有用的，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总是越了解自己越觉得陌生。

地域的改变总是带有很强的腐蚀性，很多观念会强加给你，不管你趋同还是不趋同。我经常下意识地抱紧自己的双臂，墙上的投影总是保持着相同的姿势，日复一日，我凝视着它，仿佛要把那堵承载着影子的墙洞穿。

我真正想看到的是一个人心的地域。它是一种虚构的存在，它的存在又总是在现实的际遇中寻找着自己的版图。

我无数次对自己说，我曾经是我的故乡，在不知不觉之间，我还是成了我的异乡人。

8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寻找原来的我。他走丢了，什么时候走丢的，不记得了，或许在某条街，也或许在某一个岔路口。该找的地方都找过了。或许曾经找到过，我们已不能相认。

我甚至在心里无数次地设想过，一个是现在的我，一个是原来的我，原来的我一直生活在乡下，娶妻，生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然后在若干年之后这两个我不期而遇，并且认出彼此。我不知道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我与我在促膝长谈之后彼此又会生发出怎样的感慨。

原来的我或许会羡慕现在的我，体现在言谈之间会有一种拘谨和乡下人久违的恭维。反过来，现在的我会羡慕原来的我，因为现在的我，连那种真实流露的拘谨和恭维都没有了，有的只是虚荣所包裹出来的优越感。

这两个我首先相互客气着，表达着彼此之间的好感。慢慢地，拘谨的不再拘谨，虚荣的也不再虚荣。现在的我回想起当年在乡下的情形时，那快乐的表情像一个孩子。原来的我对我念念不忘的这些往事自然也是烂熟于心，从出生到16岁，那是我俩共同经过的时光，当然，原来的我记得更为真切，好像那些事情就发生在昨天，并大声笑着纠正我。

然后，原来的我会领着我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屋前山后，田垄之间，邵水河边，看我们重叠的身影如何再现。

再然后，我们一起坐下来，温一壶高粱酒，慢慢地喝，口齿之间全是记忆中的味道。喝着喝着，月亮就出来了，蟋蟀和纺织娘的弹唱团也出来了，还有习习的风吹来，门前的梨树开始轻轻地摇晃。好像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这里，我们也从来就没有分开过，我们还是同一个人，甚至诗人的身份都可以省略掉，它让人觉得陌生，因为在这里所有的诗歌都是多余的。尤其是那些词不达意的句子，还有所谓的修辞，都可以省略。除非它们能在这里长出根来，像屋侧土坡上的桂竹林，像屋后高坎上爬下来的马齿苋。

当我说出这些的时候，原来的我一定会以为现在的我喝多了，糊涂了，开始说胡话了。就一个劲地说外面的世界是如何如何好，有文化有见识是如何如何好。当过去的我说出这些的时候，我只当作是一种安慰。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简单和复杂，简单总是在说复杂好，说得复杂往往是有苦难言。也怪，只有经历过复杂的人，才会反过来说简单才是真正的好。

像我预想中的那样，现在的我与过去的我终于到了分手的时候，两个我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回吧，别送了”，现在的我说。

“再送送吧，你难得回来”，过去的我坚持着。

过去的我是对的，我难得回来，现在的我似乎早已不属于这里。我到底属于哪里？哪里才是我最后的归宿？我并不知道。一直以来，这种未知的境况在消磨着我，让我成长，在成长中一天天变老，一天天认识到这个原本虚幻的世界，它总是在用生活的细节喋喋不休地证明它之所以虚幻的真实性。

9

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异乡人。”

刚开始读到这句话时我一下子怔住了。后来加缪告诉了我答案，这位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在《西叙弗斯神话》里这样说：“在一个突然被剥夺掉幻象与光亮的宇宙里，人觉得自己是一个外人、一个异乡人，既然他被剥夺了对失去家园的记忆或对己承诺之乐土的希望，他的放逐是不可挽回了。”

相比于许多人而言，我应该是幸运的，一个人真正的不幸或许正是这种幸运所带来的。过于平淡，不足以构成波澜，不足以让那些愤懑、忍耐、空虚、无聊、忧伤、郁闷、痛苦变成老虎、豹子、狮子，不足以让山谷震响，不足以让云层黯淡。

对于一个诗人而言，还有什么比平庸更让人绝望的，还有什么比动物般的麻木更让人羞愧的。与其这样无望地寻找，还不如从原路返回，去坐享一片山林，喋喋不休于人前，扯鸡毛蒜皮之事，听清风，看明月，饮山涧小泉，品人间世故。正因为无视于外界的存在，才能真正地回归于小我，任它风云变幻，只消加几片瓦，添几块砖，一条贱命，全凭天地造化。倘若真是这样，这世间就没有了光怪陆离，没有了魑魅魍魉，即使有，那也只是一种花了眼的错觉，当不了真，即使是当了真，也不过是成为民间的一种传说。

唯有人是真实的，生是真的，死也是真的，所有经过的愤懑、忍耐、空虚、无聊、忧伤、郁闷、痛苦、快乐、幸福都是真的，甚至你可以将小的放大，再把大的放成天大，这人世间的喜怒哀乐就在这或大或小之中循环播放，余音袅袅，不绝于耳。

这样你不会感到自己是一个异乡人，一切都是你所熟悉的，这种熟悉连着你的血肉、连着你的筋骨、连着你的三魂七魄，尽管最终的结局都是一样的。

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人，他们在临死的时候还记挂着来不及干完的某件事、想去的某个地方、想见的某个人、想吃的某一样食物、没有偿清的一笔债务，甚至一次争吵、一个内疚、一句憋了许久的话……他们没有哲学，他们拥有这个世界上最朴素的真理，这些构成了他们的信仰，这种信仰上的自给自足让他们过得充实而圆满。

我羡慕他们，这与他们羡慕我是不一样的，为此我感到羞愧。

10

……

我宁愿相信后者。神本人的尺规。

劬劳功烈，然而诗意地，

人栖居在大地上。

……

太阳以光芒的魅力玫瑰一般

引领着少年人的道路。

俄狄浦斯承受的苦难，

看上去恰如

一个穷人悲叹

丢失了什么。

哦，拉伊俄斯之子，希腊大地上穷困的异乡人！

生即是死，死亦是一种生。

【节选自荷尔德林《在柔媚的湛蓝中》，Dasha译】

关于荷尔德林的这首《在柔媚的湛蓝中》有多种翻译的版本，Dasha译的这一个是我比较喜欢的，由于这首诗有点长，我只摘录了其中的两个片段。

我不知道荷尔德林在写这首诗时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关于这首诗的写作时间一直是一个疑问），在这首诗里，你几乎看不到荷尔德林所面临的精神危机，他是如此清醒，即使是在巨大的痛苦面前，他的理性仍驱使着他，去确认自己作为“异乡人”的身份，而绝非海德格尔的断章取义。

“然而诗意地，人栖居在大地上”，荷尔德林并没有放弃，他相信神的力量，相信永恒，相信一切都是可以得到救赎的。即使是俄狄浦斯——这个“希腊大地上穷困的异乡人”，也会在死后获得新生。“生即是死，死亦是一种生”，换句话说，生是死的异乡，死是生的故乡。

当然，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乌托邦，那或许是他真正的故乡，在他的想象中或者向往里，在他的肉身遥不可及的地方，而不再是简单地向西、向西。你四处游走，徘徊不定，激动莫名，最终的结果却是，你只是离你的故乡越来越远，越来越远。你用了一辈子去寻找、去接近、去将就，都不是。再换一句话说，从你出生的那一刻起，你就成了一个异乡人。这是人类共同的宿命。

我认识一个土生土长的乡下人，原本很老实，人前人后从不多言。后来民工大潮出现，村里的青壮大多到外面打工赚钱去了，他却无动于衷。为此，其妻十分不满，无论她如何在言行上刺激他都无济于事。当村里建起一栋栋新楼时，他和家人仍然住在低矮、简陋的老屋里。因此他后来的自杀绝非偶然。生活在这个世上，有些东西，你即使誓死捍卫也是枉然。

真正的异乡不是指地理上的变更，它有时是一个时代的变迁，有时集中在某一种观念某一个人的身上。真正的故乡也不是指我们的出生地，它更多地指向我们的心灵，心之所往，心之所向，或者指向更为遥远的过去和未来。

因此我不再感到悲哀，这无望的等待和追寻，也不属于我。所有的道理都已被这个世界的人说尽，我已无话可说。我只是行走中的灰尘，哪里都可以是我的故乡或者异乡，只要一阵风就够了，一阵风足以将我吹走、吹散。

一切的存在，其实只是乌有。当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时反倒平静下来。我很清楚，生活还在继续，人生的路还在脚下，在一阵风还没有把我吹散之前，老天把所有的答案都交给了时间。

为此，我准备好了一副狰狞的面孔，因为这一次，我赶在时间之前看到了未来。

梦天岚，本名谭伟雄，1970年生于湖南邵东。现居长沙。1988年开始文学创作,有各种体裁的文字散见于《人民文学》《诗刊》《山花》《天涯》等上百种报刊。出版有《老子》《比月色更美》《单边楼》《屋檐三境》《神秘园》等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