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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论坛丨胡龙祥:《克莱默夫妇》的新型父亲气质形象研究

来源:《文艺论坛》 作者:胡龙祥 编辑:施文 2023-09-21 09: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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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默夫妇》的新型父亲气质形象研究

文/胡龙祥

摘 要:美国电影《克莱默夫妇》重点关注了男性父亲身份在家庭活动中功能地位转变的问题。文章以电影媒体为切入点,通过结合不同的文献资源和理论对新型父亲气质形象进行分析研究,并探讨父亲在工作和家庭领域实现平衡的障碍以及可能产生的冲突。这些资源主要由具有相似社会背景的研究者提供。最后,文章对新型父亲气质形象出现的现象进行了反思:一方面,它探索了新型父亲气质与家庭结构中男性霸权的关联性;另一方面,它探讨了新型父亲气质的产生是否受到社会阶层的影响。

关键词:《克莱默夫妇》;父亲气质;男子气概;形象研究

长久以来,父亲被视为家庭内部活动的缺席者。通常,父亲的缺席与传统的劳动分工有关。在传统的性别规范与社会期待中,父亲角色应该更重视自己的工作责任而不是家庭责任。因此,大多数的父亲将时间花费在家庭之外的有偿工作中,这限制了他们对于家庭内部劳动的参与。研究表明,父亲的收入与孩子的受教育程度和心理健康呈正相关,而作为家庭的供养者则是长期以来父亲的核心功能 。其次,父亲在家庭内部活动的缺席也与霸权男子气概相关。 康奈尔强调,在当代西方社会中,霸权男子气概是对于规范性别实践的配置;它保证(或被用来保证)男性的主导地位和女性的从属地位 。传统上,霸权形式的男子气概使父亲过于专制、无私、缺席和情感疏远。

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由于人们对父亲的期望和行为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种新型父亲气质的现象。尽管传统的父亲强调养家糊口的角色,但新的父亲理想提倡积极参与孩子的生活。因此,父亲花在养育孩子上的时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尽管育儿过程中的性别差异仍然存在 。这种变化产生的原因是多样的。研究表明,父亲角色变化的原因包括离婚率上升、女性在劳动力中角色的变化以及传统父权和男性权威的衰落。此外,新父亲身份的新兴话语通常与白人中产阶级男性有关 。同时,当男性试图找到一种“新”父亲的生活方式时,困难和紧张开始出现;他们开始面对诸如家庭工作平衡、性别关系平等等问题。

这种新型父亲模式不仅反映在了社会结构中,也反映在了娱乐媒体中。1979年,由Robert Benton指导的电影《克莱默夫妇》在美国上映。这部影片不仅广受赞誉,还成了呈现屏幕中的父亲形象最有影响力的存在。这部电影《克莱默夫妇》在1979年的票房比其他任何的电影都高,这表现了它的商业影响力。此外,这部电影赢得了五个奥斯卡奖项,成了一种文化现象 。同时,它也被视为一个文化试金石,以探索男性在家庭结构中的形象变化。影片中的Ted Kramer提供了一种新的父亲风格,以及一种更贴近家庭的男性象征。

一、从“办公室”到“家庭”:传统父亲角色的边界隔阂

对于中产阶级的父亲角色来说,办公室以及其他工作场所是与家庭产生割裂最为明显的边界。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传统的家庭物质生产功能逐渐为社会性劳动所取代,于是工作与家庭的边界逐渐明晰,形成了两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场域 。对于影片中的Ted Kramer来说,有这样两个情景值得回味。首先是Ted Kramer在下班之前,他从混乱的办公桌上很轻松地找到了需要的文件。尽管他的办公桌是凌乱不堪的,但Ted Kramer很清楚地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以及那个对象的位置。Ted Kramer在家中的状态可以与他办公室的状态形成鲜明的对比。尽管家中的一切都被摆放得井井有条,他却很难找到他需要的东西,例如放在烤箱里的平底锅。显然,这种情节的塑造告知了观众一个事实,父亲对于家庭内部领域产生的陌生感突出了他们对于办公领域的归属感。对于父亲角色而言,这种强烈的割裂感在家庭和办公室之间形成了一条粗壮的边界。

首先,职场父亲需要为家庭提供主要的收入来源,是这种外部边界形成的客观原因。根据学者的调查,尽管美国的父亲身份随着社会的发展开始发生了变化,但大多数人对父亲身份的期望仍然植根于具有霸权男子气概的传统性别分工 。而影片中的办公室领域则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的这一社会现象。在 《克莱默夫妇》的办公室情节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中层管理者绝大多数由男性角色饰演,而女性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办公室的边缘人物。对大多数群体而言,经济资助仍然是中产阶级父亲在家庭中的首要责任;此外,它还被认为是男性身份组成的关键部分和自我价值感的主要来源 。这种对于传统父亲的社会期望和自我期望在Ted kramer身上得到了很好的展示。例如,当他得知自己为公司争取到了与大客户(Mid-Atlantic)的合作机会时,他将此称为生命中最美好的五天;因为这不仅意味着他能为家庭提供更好的经济收入,也意味着他能在专业领域获得更好的声望。

其次,中产阶级父亲在职业领域中所追求的自我满足感,可视为这条边界存在的主观原因。从影片中Ted Kramer的表现来看,他对于工作领域的追求并不仅限于财物上的满足。通过对Ted kramer与他上司聊天时的神态以及行为的观察,Ted Kramer和他的雇主更像是亲密的朋友。例如,在Ted Kramer与他上司Jim第一次在屏幕中进行交谈时,他们在分享一些有趣的私人故事,而非工作领域的探讨。此外,Ted Kramer和他上司的身体姿势是高度一致的,他们都将脚放在了办公桌上。这种行为和聊天内容足以向观众表明,Ted kramer已经和他的上司建立了比同事更亲密的友谊。在Brigitte和Mechtild针对身为高级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士的父亲调研中,提出了一种名为“工作奉献模式(Work Devotion Schema)”的文化结构,此结构以父亲作为雇员的忠诚度对家庭活动中父亲的缺席进行了探讨。“工作奉献模式”的状态往往来自雇员对工作领域的热忱,这种状态定义并证明了他们对于雇主和职业领域的热情和忠诚 。因此,通过Ted Kramer在办公室的状态,我们几乎可以认定,Ted Kramer作为公司里的中层管理者,他对他的事业已经有了超越财物方面的内在乐趣。这种满足感不仅仅反映在他作为员工为公司争取到大客户的物质层面,也反映在他与上司建立友谊的精神层面。从工作领域中获得乐趣与自我满足,对于中产阶级的职场父亲而言也并不少见。根据Brigitte和Mechtild的调研结果,对于一些陷入“工作奉献模式”的父亲来说,他们更倾向于去解决工作中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从而在职业生涯中得到巨大的成就感 。

此外,大众意识所形成的刻板身份观念是建立这种边界隔阂的社会原因。研究表明,与父亲相比,当时的人们认为母亲能够“更容易”地给孩子情感以及生理上的照顾,并且能够“更本能”地意识到孩子的需求 。根据身份理论的主张,个体不同身份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源自不同社会地位及意义的规范;同时,个体的核心身份更有可能影响他的态度和行为 。显然,当父亲的核心身份处于家庭中的养家糊口者时,他不得不将更多的时间用在能够实现经济责任的办公室中。根据Javier和Eva的研究表明,性别意识形态对人们所认知的家庭劳动造成了影响,人们通过性别属性将家务劳动进行划分,例如洗衣、熨烫、购物、烹饪或清洁,这些行为被视为女性化的劳动 。Hannah Arendt指出,劳动与其他人类基本活动的不同之处在于,劳动无需他人的在场;此外,当一个人在绝对孤独的环境中进行劳动时,这个人就成为了字面意义上的劳动动物(Animal Laborans) 。而在家庭结构中,劳动动物(Animal Laborans)的角色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都由母亲扮演。正如Linda和Alexis在文中所描述的,男性大多在别人的陪伴或要求下才会承担家务劳动,而女性大多在没有人陪伴的情况下做家务。事实上,Robert Douglas Benton在电影中没有对Joanna如何处理家庭事务进行直接描述。这种剧情设计可以被视为一种对于父亲在家庭劳动中作为缺席者的重现;同时,也以更直观的方式向男性观众强调传统母亲作为主要家务劳动者的被忽视感。

最后,由多原因形成的父亲与家庭之间的边界也反映在育儿活动中。在大多数的传统核心家庭中,男性角色往往在更显眼、更悠闲的育儿活动中提供帮助;而大多数女性角色则从事更为隐秘、无人知晓的育儿劳动 。在Joanna离开家的第二天,Ted Kramer不得不承担起送儿子去学校的任务,当他们抵达学校门口时,他问道:“你在哪个年级?”这句话直接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Ted Kramer在很大程度上缺乏与孩子的日常交流,他甚至不知道一些关于他孩子在学校的基本信息。换句话说,在Joanna离开之前,他几乎完全没有承担起一个父亲应该执行的育儿责任。现在的人们几乎都达成了这样的共识:作为父母,育儿责任不仅仅只是为孩子提供物质层面的经济支持,更应该在精神层面去与孩子进行良好的沟通。这种认知在当时的美国社会是极其匮乏的。根据学者对于1980年代美国家庭的调研,大多数男性并没有将育儿相关的活动视为其身份价值的检验,因为这不是他们“真正”的工作。

这种观点也得到了性别角色观念研究学者的支持。Ann Hergatt Huffman等学者指出,具有高度传统性别角色信念(即男子气概)的在职父亲将在更大程度上认同他作为雇员和养家糊口的角色,而不是他作为父亲的角色。因此,他将投入时间、承诺和资源,并让自己保持高水平的工作角色绩效 。此外,据研究表明,无论孩子的年龄如何,母亲通常比父亲更多地投入和参与孩子的日常生活中;持久、耐心、积极、亲力亲为的养育方式对母亲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对父亲来说却是可选的 。

由此可见,Ted Kramer在影片的初期向观众完美地展示了一个传统的家庭缺席者的形象。当家庭结构中的母亲存在时,这种家庭外部和家庭内部共存的边界显然可以让父亲角色对家庭责任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逃避,但这种逃避并不会解决问题,而是进一步激化责任不对等产生的矛盾。在影片中,这种矛盾的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爆发点便是Joanna的离去。Ted Kramer与家庭之间的边界随着Joanna的离开而出现裂痕,他不得不越过这些边界,进入他之前从未进入过的空间,去履行他作为家长和父亲的责任。然而,Ted Kramer作为一个以办公室为生活重心的传统父亲典型,当他试图去建立新的父亲形象时,原有的身份规则随着边界的崩塌产生了一系列的冲突。

二、从“雇员”到“家长”:身份转换引发的多重冲突

在本章节中,笔者将基于电影中出现的两段人物关系作为切入点,对Ted Kramer在进行身份转变过程中发生的矛盾和冲突进行分析。这两段关系分别是Ted Kramer作为雇员,与他上司Jim之间的职场关系;以及,Ted Kramer作为家长,与他的儿子Billy Kramer之间的亲子关系。Ted Kramer在这两段关系中扮演了不同的社会角色身份,分别是雇员与父亲,这两个身份象征着工作领域和家庭领域。正如前文中所提到的,工作与家庭之间产生的冲突主要源自其内在的价值差异;工作主要是为了满足收入和拥有成就感的目的,而家庭生活则满足了获得亲密关系和个人幸福的目的 。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很少有人能够单凭个体的能量来平衡并实现这些多方面的需求。这种需求不仅仅反映在Ted Kramer的身上,也能够反映在他的上司和他的儿子Billy Kramer身上。Ted Kramer的上司和Ted Kramer的儿子从不同的身份定位出发,对Ted Kramer也有着不同的期待和要求。正如前文中所提到的,工作—家庭所形成的冲突与矛盾具有双向性;这种冲突即来源于工作对家庭的影响,也来源于家庭对工作的影响 。因此,笔者希望从这两段基于不同社会身份的人物关系出发,来探讨Ted Kramer在不同身份转换的过程中遭受到的不同种类的冲突,以及这些冲突如何同时反映在他的儿子Billy Kramer和他的上司Jim身上。由于这种冲突是具有双向性的,因此,学者使用特定的符号来指代产生冲突的源头。例如,当冲突的源头来自家庭领域时,则使用“Family-Work Conflict(简称FWC)”来指代;当冲突的源头产自于工作领域时,则使用Work- Family Conflict(简称WFC)”进行指代 。因此,在下文中,我也将使用这两种简称对Ted Kramer在不同身份角色中受到的冲突进行指代。

首先,由FWC引发的冲突会为雇员本身带来严重的失衡影响。根据Ann Hergatt Huffman等学者的观点,当代研究人员主要使用角色理论的理论结构来描述工作—家庭冲突,当个人在一个角色上花费过多的时间,从而减少了在另一个角色中履行职责的时间时,就会发生基于时间的工作—家庭冲突 。这种基于时间性的角色冲突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很好地反映在了Ted Kramer身上。例如,在影片中有一场送别同事的派对,Ted Kramer的上司Jim似乎想和这个信任的员工分享一些有趣的故事,就像往常一样。这时的Ted Kramer需要去接Billy回家,因此他选择了离开公司。这种基于时间性的冲突不仅仅对Ted Kramer与Jim之间的私人办公室情感造成了影响,同时也对公司的经济事务造成了影响。Ted Kramer在一场重要的客户会议中迟到了15分钟,观众可以从他抱着的塞满食物以及各种日用品的包装袋中得出迟到的原因。根据Bojan Obrenovic等学者的观点,家庭与工作领域之间的角色转换可被视为一种分配资源的过程,当各项资源不平等时,就会出现失衡的状态 。对于Ted Kramer来说,这种时间资源调度的失衡直接导致他错过了项目截稿日,从而失去了重要的客户。最终,他失去了工作。

其次,由FWC所形成的冲突同时也会给雇主带来影响。根据工作—家庭冲突的双向模型,雇员从其他领域中产生的不确定性以及压力因素也会对雇主及其组织产生负面影响。这种模型同样也能反映在《克莱默夫妇》的情节中。在影片的后半部分,Ted Kramer与Joanna Kramer争夺育儿权的官司是主要的核心剧情。在这些情节中,Joanna Kramer的律师针对Ted Kramer作为雇员身份的失职行为发起了一系列的指责。其中,他提到因为Ted Kramer不仅因为家庭琐事而在重要报告中中途离席,从而失去了一位重要的客户,还因为错过了项目的截稿日期,使Ted Kramer的雇主蒙羞并且支付了巨额赔偿。这些情节的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雇员如何从其他领域受到影响,并且对雇主造成负面影响的这一事实。此外,这种负面影响不仅体现在工作领域的物质层面,也能反映在心理层面。根据Westman提出的交叉理论(Crossover Model),不同的情绪和状态会在公司的内部人员中互相传播,从而对公司整体的绩效和氛围产生积极的或负面的影响 。同样,在《克莱默夫妇》中,Ted Kramer对于不得不独自育儿的事实感到十分紧张,因为他不知道该如何使家庭与工作之间达成平衡。很明显,Ted Kramer这种紧张的状态传递给了Jim,他也开始变得紧张。他说道:“我不能让你的家庭问题对我的职务责任造成影响。” 最后,因为Ted Kramer由于FWC冲突导致的一系列失职行为使Jim在公司中的声誉和利益受到影响,Jim不得不开除Ted Kramer。

同样的,由工作领域为起源的WFC冲突也对家庭内部的角色产生了不同因素的影响。这种负面影响首先体现在Ted Kramer作为育儿者的身份中。Bojan Obrenovic等学者指出,工作与家庭领域之间所产生的冲突,其本质是一种失衡的心理现象;而由工作环境所引起的负荷工作状态和工作压力是引发此现象的常见原因 。影片中,因为Billy Kramer不吃晚餐的行为,Ted Kramer与他进行了一次激烈的争吵。他向Billy Kramer喊道:“你这个被宠坏的小混蛋。”然而,Billy的行为并不是Ted Kramer情绪失控最主要的原因。事实上,在当天下午,Ted Kramer的上司对他错过客户闭幕式的失职行为提出了批评。不可否认,职场生活的确会对养育者对待家庭责任的态度产生巨大的影响。这种观点同样得到了Bojan Obrenovic等学者的支持。工作或家庭其中一个领域的损失或收益会影响另一个领域的基本状态 。因此,当Ted Kramer在工作领域中带着精神压力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之后,他很难在面对家庭领域时仍然保持足够的耐心。

此外,WFC冲突也对家庭内部的儿童造成了影响。根据Huong Dinha等学者的观点,虽然工作与家庭代表着成年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两个社会领域,但是成年人在这两个领域中的行为会对儿童形成影响。据研究表明,WFC形成的冲突会使父母的情绪产生波动,当这种情绪处于负面状态时,他们在育儿活动中很容易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 。WFC冲突对于儿童心理健康的直接影响也反映在《克莱默夫妇》的育儿过程中。当Billy Kramer不小心将饮料洒在Ted Kramer放在茶几上的图纸时,在工作和育儿导致的双重压力之下的Ted Kramer第一次情绪失控了。Ted Kramer恼怒地说道:“我就知道会这样!我就知道!” 而此时的Billy Kramer只能愧疚地坐在沙发上,小心翼翼地对他的爸爸说“对不起”。研究表明,当父母与儿童进行育儿互动时,父母参与的社会生态系统(例如工作和家庭)会与儿童的系统相互作用,从而对孩子的心理产生影响 。影片中,在Ted Kramer 与Billy Kramer发生激烈的争吵之后,Billy Kramer说道:“这就是妈妈离开我们的原因,是吗?因为我不好?” 作为一个六岁的儿童,他尝试用稚嫩的认知来思考成年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毫无疑问,经历工作与家庭冲突的父母除了在与孩子的互动中更加烦躁之外,他们的热情和耐心显然降到了最低。

由此可见,工作领域和家庭领域所带来的冲突不但造成了多重影响,而且还涉及了领域之外的人。虽然这种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但是对处于这些关系的核心父亲角色的影响却是最大的。我们不得不达成一个共识,即传统父亲在进行身份转变时遭遇到了很大的挑战。这种挑战不仅仅在于内部家庭情感的建立,也在于外部工作活动的崩塌。正如Sveva Magaraggia指出,传统的社会规范和个人欲望所产生的内部矛盾,是男性建立新型父亲身份的限制 。尽管Ted Kramer在这种非传统父亲身份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失去了很多重要的东西,例如体面的工作和个人的情感生活;但他逐渐在独自育儿的过程中打破了传统父亲在家庭内部中的霸权男子气概,并且建立了一种新型的父亲气质。在这种新型父亲气质的影响下,Ted Kramer育儿过程中与他的儿子建立了更深的情感交流。同时,也对家庭中传统的男性霸权气质进行了批评与质疑。

三、从“账单支付者”到“父亲”:新型父亲气质的诞生和争论

尽管Ted Kramer这个角色的塑造是高度理想化的,不可否认的是,越来越多的男性对于家庭领域中父亲身份的认知产生了变化。在我看来,这种变化主要基于人们对于男性气质的进一步理解。正如Eugene指出,越来越多的男性在家庭领域中停止了传统的专制行为,并试图发展一种更贴近家庭生活的男性气质 。

首先,这种新型男性气质的建立与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在1970年代中期,人们对于传统家庭角色定位的态度开始产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到了社会的劳动分配中。研究表明,在1962年至1977年间,性别角色态度向平等主义的转变是普遍的社会趋势,这种趋势带来了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提高 。随着女性在社会中劳动参与率的上升,她们对于家庭内部经济的贡献也有所上升。June和Solomon指出,劳动力市场中性别歧视的减少是缩减男女工资差距的重要因素;性别歧视的减少可能来自政府对于平权行动的政策,也可能产自主张性别平等的社会活动 。毫无争议的是,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了具有外部工作和经济收入的职场女性。正如Sveva Magaraggia指出,经济变革以及性别平等运动的兴起,使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走出家门,并且进行生产性的社会劳动 。《克莱默夫妇》中Joanna的离开是反映这种社会变革的鲜明案例。显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Ted Kramer对妻子的情感需求一无所知。Joanna Kramer显然接受了女权主义或性别平等主义的一些信条,开始觉得有必要在这个世界上建立自己的身份:一个独立的社会女性身份 。因此,在这种社会与经济的双重变革下,传统父亲仅仅负责为家庭提供经济支持的模式开始产生了改变。与缺席家庭内部劳动的传统父亲相比,人们普遍认为新型父亲是一个不再优先考虑养家糊口的角色,并且,他们认识到共同承担养育责任的必要性。

其次,男性自身对于父亲身份角色认知的变更,是新型父亲气质产生的另一重要原因。根据Youn-Soo和Sonam的研究,父亲在育儿过程中的态度决定了他们在育儿活动中的行为,而态度往往来自父亲对于自己的“角色意识” 。这种观点也得到了Ann Hergatt Huffman等学者的赞同。研究表明,男性对于父亲的角色意识已经产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父亲正在履行传统意义上被定义为女性化的育儿责任 。这种转变除了来自社会对于性别角色的平等期待,也来自男性对于自己父亲身份的自我实现。正如Lesley Barclay指出,男性对他们的伴侣从与孩子的频繁互动中所发展出来的技巧感到敬佩;此外,他们也将更多的情感和能力投入到孩子身上,并从育儿活动中获得亲密的情感回报 。男性开始围绕着父亲身份进行意义构建,这是新型男性气质的核心特征。男性开始从家庭内部的劳动中获得成就感和快乐,尤其是在育儿活动中;他们不再将育儿视为一件苦差事,而是将其视为一种证明父亲使命感的特权。

然而,随着公众对于新型父亲形象研究兴趣的上升,这种复杂的角色定义与传统男性价值观之间依然存在着显著的矛盾。Mark Finn和Karen Henwood指出,尽管在社会理论、政策以及流行文化中,父亲的身份定义和男性气质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但是变化的时间、程度以及性质仍然存在争议 。

家庭内部的劳动与外部社会劳动产生不兼容的本质是引发这种争议的根本原因。研究表明,虽然经济收入并不再是父亲的唯一理想特征,但它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讨论话题,并且仍然与男性的核心价值密切相关 。因此,如何实现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平衡仍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由于当代社会对于父亲的期望基于不同的角色身份,学者通常使用一种多维结构来探讨父亲在育儿过程中的参与度。一种被广泛接受的当代美国父亲参与模式包括以下三个方面:(a) 参与到孩子的日常活动; (b) 参与到儿童的情感与社交世界; (c) 负责任的养育方式,为儿童的发展和成长提供必需品 。这种评判方式对于普通的父亲而言显然是困难的,因为大部分的职业男性仍然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此外,社会中依然存在的传统性别规范是限制新型父亲形象发展的次要因素。近十年来,尽管人们鼓励父亲更多地与孩子相处,去建立新型的父亲气质;与此同时,强调男女应该遵守传统性别规范的保守观念依然存在。虽然家务和育儿职责的性别划分存在着一些差异,但性别决定家务分工的模式仍然是全世界的总体趋势 。这种性别规范可能来自一些父亲对于传统理想男性的坚持。Abigail和Susan指出,尽管人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到新型男性气质的父亲,但这种模式并没有在文化上占主导地位,甚至不是主流 。同时,家庭劳动的分工在一定程度上与整个国家的福利制度和性别意识形态有关。研究表明,民主社会的国家往往比保守社会有更高更为平等的家务分担;国家对性别和劳动力的定位影响着家庭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安排工作,其中之一就是对男性和女性参与劳动力的重视程度 。

总之,通过对美国电影《克莱默夫妇》的单一性别视角考察,对其出现的新型父亲气质形象进行研究。这些多元的社会文化特性可以帮助研究者拓宽对于父亲身份的认知,从而以更多维度的文化视角对育儿以及性别意识形态的发展进行构建或修正。因此,我认为未来的研究应该注重于传统父亲形成的经验知识,通过纵向和多元化的数据来探索新型父亲气质研究的多重可能。除了家庭结构本身,我们应该更关注社会与经济等外部因素对父亲参与育儿活动的影响,同时,也应从心理活动和精神需求等角度对父亲的意识形态变化进行探讨,父亲的意识形态变更如何影响孩子与母亲的发展、父亲意识形态如何与大众媒体产生相互作用、如何与父权制下的男性霸权相互影响等都是下一步值得继续深究的问题。

注释:

①琳达·汤普森、亚历克西斯·J·沃克:《家庭中的性别:婚姻、工作和生育中的男女》,选自《婚姻与家庭杂志》,全国家庭关系委员会出版社1989年版,第855页。

②斯维瓦马加拉贾:《父亲身份与意大利男性气质的社会建构之间的紧张关系》,《当代社会学》2012年第 61 期。

③阿比盖尔·格雷戈里、苏珊·米尔纳:《父亲身份有什么“新”?》,《男人与男子气概》2011年第 14 期。

(作者单位:英国皇家艺术学院)

来源:《文艺论坛》

作者:胡龙祥

编辑: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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