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行走的力量

文丨赵静

“报告文学作家肩负着国家书写的使命，任何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任何一场灾难、任何一项国家重大工程，报告文学作家都必须在场，这是我们的责任。”——徐剑

“报告文学的创作，应该是通过写史实现把握中国的昨天、今天与明天的目标。因此，我的写作不仅仅是为了探讨过去，更多的是为了助益当下甚至未来。”——纪红建

4月26日，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和湖南省作家协会联合主办，湖南省报告文学学会承办的第二届湖南报告文学作家创作研讨会在长沙举行。会议间隙，湖南广播电视台记者专访了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徐剑和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湖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纪红建，就“报告文学湖南现象”“报告文学的创作与创新”等，与两位作家进行了深度对话。

传承，“报告文学湖南现象”的自然沉淀

记者：近年来，湖南报告文学的创作在许多重大主题中都收获颇丰，涌现了一大批优秀报告文学作家和作品，被喻为“报告文学湖南现象”。您觉得这一现象的形成是偶然还是必然？

徐剑：其实，岳麓书院大门上的那八个字——“惟楚有才 于斯为盛”就回答了这个问题。湖湘的天空在几百年，尤其近百年，它的文化颐养了一代又一代先驱志士才俊，对于形成报告文学的“湖南现象”，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突兀。湖南重文的心态和民族心理一直是奔腾在湘江、潇水之中，浸染于广袤的乡村大地。而读文科的最大价值就是立言立德立功，在这个过程中，渐渐形成用报告文学的形式表达情感、传播思想。

徐剑在毛泽东文学院接受采访

纪红建在毛泽东文学院接受采访

纪红建：我们湖南是个小说大省，但同时也一直有着报告文学的传承。比如我们的沈从文老先生写过《从文自传》，周立波老先生写过《晋察冀边区印象记》《战地日记》等报告文学，丁玲老前辈也写过报告文学。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张步真老先生，九十年代的谭谈主席、梁瑞郴主席等，都曾有优秀报告文学作品问世，并延续至今。我们湖南作家一直保持着良好的传统和习惯，善于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善于贴近生活、贴近人民、贴近时代。还有一种对文学的探索精神，追寻真实和真相，然后通过报告文学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让更多的读者去了解当下社会。

徐剑：湖南的作家有一种真诚感，有一种使命感，写作的使命感，还有对文学的虔诚。报告文学这个文体，确实承担了许多宏大叙事的写作，虽然偶尔有人会把宏大叙事当成文学的诟病，但这个国家需要、这个民族需要、这个社会需要。所以我们要考虑的是如何把宏大叙事写成史诗般的东西，写得更好看、更振奋、更能打动读者的心。你比如我们学会最年轻的副会长纪红建，他创作的《乡村国是》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写的就是行走在中国大地上、行走在农村里的扶贫故事，还有龚盛辉，他作为国防大学的教授，一位政治部的干事，写出了《中国北斗》，这些都是讲中国气节、讲中国故事的最好版本。

行走，身体觉知和生命成长的深度探寻

记者：您刚刚在会上的分享中，多次提到“行走”，对我而言，行走意味着寻找诗与远方，而对于作家，尤其是报告文学的创作者，行走的意义又是什么?

徐剑：人为什么要行走？其实江河湖泊、苍生大众分布在全国各地，可能在城市乡村，可能在某个小县城小村落，或是国家的某个重点项目的建设点，你在行走的过程中会有新的发现、会看到新的风景、会有文学的新的陌生感，你只有找到新的文学陌生感，找到新的发现，你才能给大众给读者提供更多的、在读书写作的过程中不一样的感受和启示。

我所谓的行走实际是指两个方面，一个是田野的、考察的，甚至考古的方法对大地、对苍生百姓进行的考察式行走；再一个就是在行走当中，更能从大都市、省会城市、首善之都渐渐地走到农村去，走到田野去，走到戈壁荒原去。我曾22次上西藏，我对西藏高原的了解，对西藏历史文化的了解，绝不逊色于这个民族对自己的了解。这样的行走，可以吸纳天地山河、雪山荒漠的精气和灵气，作家在这种身体的成长、生命的成长之中，文章著述的能力自然就强大和丰盈起来。这样的行走，满足了作家的探索精神、探险精神和好奇感，正是这种好奇感让作家拿回来很多陌生的东西，来奉献给读者。

记者：行走的途中，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哪些人更值得我们关注、聚焦和记录？

徐剑：报告文学的落点必须对准人，对准那些创造了历史的底层普通人，对准那些改变了历史的大人物，尤其需对准普通人。唯有平凡，才是文学书写的永恒坐标，凡人的故事也是中国故事，小人物的梦同样是中国梦的壮丽华章。

比如说我前段时间去了新疆的塔里木油田，特别是走到塔克拉玛干的大漠里，在一个当地叫麻扎塔格山，也叫红白山的地方，从那儿最后一个村庄过去大概160公里的沙漠中，有个采气点，石油工人在那里一干就是一辈子。我曾采访过一位石油工人，叫雷本军，四川人，从小就跟着父亲随队来到石油公司。读完中专就在这个采气点工作，一待就是20年。春天这儿沙尘暴四起，到了秋天可以看到金色的胡杨树，你和他交谈的时候，很容易被感动，会有很多的泪点的东西出来。比如隔那么久他就要跟生活车出来一周，走长长的夜路，去检查沿路的管网，他曾经10年就做这样一件事情，从大的层面，他是为国家做贡献；从小的视角，他是为自己的日子过得更好一点，过得更幸福一点，他用自己的付出和牺牲，换来给孩子们、家人们更好的生活。他就是一个普通的石油工人，他没有觉得自己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但作家可以从这些普通人身上发现感动、发现精神的力量，发现他们的坚守，实际上，也是发现日常百姓的生活。

创新，题材叙事与文学审美的激情续写    

记者：新时代文学肩负着传承与创新的双重使命。融媒时代，如何在守护住文学的永恒性的同时，推进文学创作、文学传播的创新？

徐剑：新时代是社会变革最为深刻的时代，也是实践创新最为宏大的时代，也是文学写实的最好时代。这种伟大的社会变革与创新给予了文学创作者强大的动力与广阔的空间。说实话，数字化时代，一个小小的手机容纳了天下和世界，我们如何把自己所有的阅读，著述，还有你们的电视节目容纳到一个小手机里，真的对大家的破圈都是一种挑战。我们有这么好的资源，如果能多元结合，真的是非常好。

纪红建：毛泽东同志曾说，要读有字之书，也要读无字之书。只有这样，你才能感受到时代的脉搏；只有这样，你才有发言权；只有这样，你才能有底气、非常精准的去呈现出这个时代的精神面貌，才能在文学创作时进行有效的创新。具体地说，怎么创新呢？我觉得首先要学习，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学习这个时代最新的思想，最新的理念，深刻理解这个时代的精神内涵，要真正走进人民群众的内心。其次创作上要有归零心态，把每一次创作当成一个新的起点，题材上、创作手法和思路上，都不循规蹈矩。再次在文本上，要不断尝试运用各种文体的优势，加持报告文学的艺术魅力，在框架结构、叙事方式等方面，都要敢于尝试与突破。还有就是要有创造性思维，让作品给予当代有若干启示，使作品的叙事增添理性的力量。

比如我新创作的报告文学作品《彩瓷帆影》，在创作手法上就尝试着进行了创新。我以贯穿中西的视角，生动的故事性表达，真实还原现场，嵌入强烈的个人情感，依托行走探寻历史、追溯长沙彩瓷走向世界的跌宕悲壮的历程。创作中，我努力贴着人物写、贴着故事写，贴着命运写，诗歌、散文、小说的语言都有借用。在作品中长沙彩瓷的初始叙事和发现寻访叙事，并不是单线独进的，而是通过我往返于现实与历史之间的种种“穿越”，并且以“闪回”的链接方式，交错融合地展示不同时空中关于书写对象的丰富存在，它既是唐代中国彩瓷艺术辉煌的生动写照，也是海上丝绸之路大历史的情景再现。另外，还借助融媒体的传播优势，借助公众号、抖音、网站，各种小视频的推荐，让更多人了解这部作品，理解它的价值，以带来更广域的传播。

融合，让文学以更能抵达大众的形式传播

记者：有没有这种可能，我们电视湘军一起加入报告文学的“行走”？您们用文字，我们用视觉，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圆融的、充满审美的、充满力量的、充满微小个体闪光的行走的合作？

徐剑：你的提议我觉得非常好。比如我们正在打造的塔里木的中国报告文学创作基地，我就希望芒果台能来记录这些石油人。在新闻停止的地方有文学，在文学展开的地方应该有媒体人，特别希望有你们电视人！

我个人非常关注大西北，比如新疆甘肃，或者是宁夏，或者是西藏青海，你会觉得这么样的风景这么样的人，这么样的村庄和这么样的油田，你会发现还有一种人在那种独立环境下的生存挣扎，那种光荣和梦想，甚至他们在那种挣扎过程当中发生的传奇的、甚至近似神话的故事，这样的存在有一种特殊的意义。真的！你在这种行走过程当中，如果能同时用影像的方式来表达，甚至，胜过文字。

纪红建：不管是文学湘军还是电视湘军，它的本质都是艺术。文学是艺术之母。实际上我们湖南是有传统的，从八十年代起，就有很多优秀文学作品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大家比较熟悉的如《青春之歌》《边城》《山道弯弯》《芙蓉镇》《那山那人那狗》《暴风骤雨》等，都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

文学与影视独立又共生。从未来来说，这种深度融合的可能非常大，我也满怀希望。作为一名作家，我觉得，要真正推进湖南文学与影视融合发展，必须从讲好故事开始。首先，让故事贴着时代的脉搏。故事永远是人类重要的精神需求，也是文学和影视表达自我与世界关系的载体。其次，讲贴着人民的心跳故事。故事，可能是改编者最关注的焦点。再次，让故事散发人间烟火味。贴近现实生活、表现普通人遭遇和情感的现实题材和写实文学以及弘扬主流价值观的历史文学具有更大的改编率。还有，要让故事涵养时代精气神。作品必须表达当下表达了中国人独特的精神世界、价值观念。我十分期待纯文学重回在影视作品改编中的重要地位，迈进一个繁荣与共赢的年代。

（视频来源：湖南经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