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视域中的文学书写和场景呈现

——论“‘青山碧水新湖南’文艺创作征文大赛”入围中篇作品的写作姿态

文/岳凯华 王一丹

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论为思想基础﹑以人与自然循环永续发展为最高目标，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并从事和表现独特的生态审美的文学。（王诺，欧美生态文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2022年，由湖南省委宣传部主办，省河长办、省生态环境厅、省林业局协办，省作家协会、省摄影家协会承办的“‘青山碧水新湖南’文艺创作征文大赛”推出了18篇中篇作品，它们秉持着生态整体论的思想根基，着力表现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小我和大我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而做出的努力。如何准确把握时代脉搏，如何迅速反映人民群众关心的生态发展的现实情况？在生态视域中的文学书写和场景呈现，不只是对于环境本体的变化详尽描写，更需关注个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作为文学发生地的环境本体，在恶化后无法提供人类精神体验和心灵想象的现象。当今的生态文明是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的复合体，生态文学是作者对世界的描绘和对空间体验、场景呈现的文学表达。

一、生态文学中的生态整体观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这样表述共产主义社会，他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主要对个体作出了定义，他承认个体的客观存在性，到后期随着马克思主义逐渐明晰，马克思的关注点从个体转移到社会。但对于社会矛盾的变化和社会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党的十八大以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不仅推动了生态环境的总体改善，也推动了生态文学的蓬勃发展和类型创新。

早期生态文学创作者主要通过对环境恶化的描写表现人类生存发展的忧虑，而这种忧虑更多的是个体发展的小我矛盾，缺乏对生态整体论思想的深层思考。不同时期，有不同样式﹑内容的文学作品出现，这些作品通常反映出那段时期国家、社会面临的某个关键性问题。“然而，须知每一文学作品都兼具一般性和特殊性，或者与全然特殊和独一无二性质有所不同。”（[美]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 生态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兼具文学作品的一般性和特殊性，诞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生态文学的核心思想是生态整体主义；主要特征可以分为三点，即尊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学，追溯生态危机与生态灾难的文学，预测自然危机后人与社会精神家园构建的文学。在作品《心交与“心”——大通湖水环境修复报告》中，作者这样写道：“我们一直认为，优秀的生态文学，不是对自然的表层临摹，而是人与敬亭山的‘相看两不厌’，人和自然的深度对话。因此，我们不仅是要写大通湖的水，我们更要向大通湖传递我们的觉醒、悔痛、友善及行动……此文的副题，我们用了‘水环境修复’。我们不敢用‘生态治理’之类的字样。我们想，人类是‘治’不了自然的，顶多只是在理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共享。而这种和谐、共生、共享的前提，是交出我们的心——真心、爱心、决心、永不言变的初心……” 新时期生态文学作品的创作，需秉持生态整体观，摒弃人类中心主义，抵制经济发展的不节制、过度利用资源，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前提，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

利奥波德是生态整体主义理论的提出者，在其自然随笔和哲学文集中写道：“与大地和谐相处就好比与朋友和谐相处，你不能只珍爱他的右手而砍掉他的左手……大地是一个有机体。”同时我们也要注意，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员，作为高级动物所拥有的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依然无法撼动。人类长远发展的目的和生态整体观利益一致。在合法合情的范围内，对自然进行加工改造在生态整体论中是被允许的。

“‘青山碧水新湖南’文艺创作征文大赛”入围的18篇作品所宣扬和赞美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以及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思想，并不是作者对于自然的凭空想象，而是以乡土为依托，以国家治理政策为现实依据，将真实发生的现实加以文学书写和场景呈现。对治理前后场景变化的真实书写，印证了文学不仅是作者对世界的描绘，也是对空间体验、场景呈现的表达。作品《河流上的潇湘：四水溯源》《渌水曲》《鹏江河纪事》《清水塘叙事》等，以史为脉引出湖湘大地母亲河——湘江及其支流。在文中，江水如血脉牵系着世世代代湖南人的生命。在生态文学下隐藏着的，依旧是无数的人，环境变化背后揭示的永远是无数的无名之辈。刘华枝、陈黎明、张在午等守护者是无名之辈，是“候鸟”。正是这些个体、这些小人物的奉献才促成了整体。

时至今日，生态文学创作者不再以揭示生态真相从而促进环境改善为唯一目的，政策帮扶、行动治理、循环发展、人与自然和自然与社会的良好关系更是创作者意欲实现的文学书写。所有的生态文学作品中都保有一定的生态整体观。生态整体观包含着生态责任、生态义务、生态伦理、生态反思等其他文学作品无法涵盖的内容。新时期的生态文学的生态整体观是文学作品主旋律的文化表达和文化理想。

二、文学书写下生态危机场景迷失

在人类社会早期，由于生产工具落后和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与自然处于早期匮乏状态下的和谐共生。早在远古时代，人与自然是同一的整体，那时的文学形式神话传说中早已体现出人与自然这一主题，如《精卫填海》《大禹治水》。而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为工业革命后，工业资本对于自然的践踏，人对自然的过度掠夺。在追求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人们依靠科技进步，大规模开发工业，无限制地从自然中获取所需资源。现代化进程中追求个体解放和自由发展，但并不代表着放弃个人在社会中承担的责任与义务。从现实角度看，生态危机是生态文学作品得以发展、丰富的现实基础。经济飞速发展与生态环境的恶化是一体两面。改革开放后，曾一度只注重经济建设而忽略环境保护，从而使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甚至让人们的交往关系都出现了矛盾、疏远。人不得不开始审视、反省过度发展导致的严重生态恶化问题。这些问题不仅阻碍了经济发展，也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

水是自然的灵魂，水养育了山川万物。

站在湖湘大地之上，湘江、资江、沅江、澧水四水汇聚成湖湘的文脉源头。作品《与一条河流的和解》中写道：“河流，不仅是水以液体形式的一种自然流淌，也是高山对大海的倾诉，是情感的涌流，是使命的托付。”由于尾矿废水污染，以及长期缺乏系统保护和治理，水体自净能力下降。污染事件放大了问题，也让百姓对于道水的信心彻底丧失。在环境破坏、人心远离的困窘中，作者面对着发生的一切无能为力。而正是将河流作为情感的涌流，写尽了自己对道水情感的迷失与救赎。全文从《老子》的“道可道”引入道水，一个“道”字，占尽千古风流，万事万物皆可蕴含其中。《鹏江河纪事》告诉我们，水是给愚昧无知的人带来生命和希望的第一个使者。水的密友和冤家都是同一个：火。没有水，就没有生命。美好的事物都与水有关。它是形式向下，精神向上的神祇。水和火都孕育生命，也都有资格让生命消失，水汇聚成江河哺育着我们平凡的人类。

古筝曲《高山流水》动静相宜、急缓相生的节奏，是山与河情定万古、不离不弃的知音典范。土地是自然最重要的要素，是人类以及万物的母亲，是有生命、有灵性的。

正如梭罗所言：“我们脚下的地球不是僵死的，无活力的物质，而是一个拥有某种精神的身体；它是有机、流变的，受其精神影响的。”生态作家秉持着对于自然环境恶化、土地资源丧失的忧虑，写下了自己对于土地的感与思，并从个体乡土角度和社会责任角度进行原因追溯和剖析，探究解决土地问题的根源，跟踪解决之路和后续进程。他们以如椽之笔，肩负起历史使命。而土地之上，则是树木。无论是韩生学的《行走的山脊》，还是邓宏顺的《灵树》，都写下了对树木几十年的守护之情。

森林是地球生态安全的重要保障。后工业时代，随着生态环境治理进入新时期，文学创作者不再愤懑地控诉社会环境恶化，而是转变关注点，回归自然，回归本心。中国自古就有生态保护的相关律令，如《逸周书》中记载“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周礼》中记载“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除保护生态环境外，还要避免污染，比如“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

但所有的生态文学，似乎从未关注到这条生态守护之路背后的场景和心灵迷失。《行走的山脊》中，李庆莲夫妇选择了人迹罕至、充满磨难和布满荆棘的寂寞之路，李庆莲为夫甘愿进山，却也在枯燥又单调的生活中，失去了心灵的执着与坚定。作者用文字写出了生态视域下的场景和心灵。

“在充分发挥自身文体特点来报告生态环境问题方面，生态报告文学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成为生态文学家族发育得比较充分的一种文学形态。”（罗宗宇，对生态危机的艺术报告——新时期以来的生态报告文学简论[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2年）罗宗宇对于生态报告文学客观的评价，让我们关注到这一报告文学形式。生态报告文学家不仅用激愤的声音向人们发出了呐喊，更让国人意识到生态危机的严峻，启蒙更多的人不再冷漠旁观。生态报告文学《灵树》中，作者邓宏顺在开篇通过引用《百年孤独》中的名句“万物皆有灵，只需唤起它们的灵性”，表明古青冈树在自己心中独特的价值，在当地人民心中的神圣地位。树木有灵，雪峰山自成一系，傲立于中原大地，成为通向大西南的天然屏障。作品《河流上的潇湘：四水溯源》中，百川成河，无数条细小溪流成为深水，聚为潇水，汇成湘江，向前奔涌而去。奔去未知的终点，奔去永无终点的终点。作者谈雅丽与水相伴，水雾混淆了作者的思绪，使其在自然的转折中迷失，而后又找回初心。

可见，呈现地方的土、水、木的形成、破坏和修复的文学表达，与作家自己的乡土生命体验紧密相连。生态文学作品的世界不仅仅是被破坏的地方家园，也是每一位作家的“寻根”之地，在那里他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空间感知、地方感受和空间认同。

三、场景呈现下的精神回归

著名生态思想研究家唐纳德·沃斯特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的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渡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美]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M]，侯文蕙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要正确认识文化与自然，就要深刻认识湖湘文化、湘西地域文化等的文化特性。湖南是个少数民族较多的省份，多民族聚居、居住地区山高路险、物质条件匮乏，虽在一定程度上阻隔了与外界文明的交流，但利于古老文化风习的完整保存和原真传递。当代生态文学创作面对具有古老文化习俗的巫鬼文化，必然会再次激发湘西作家书写地域的热情。因此，作家常常表露出湘西文化中浓厚的浪漫抒情色彩。

情感寄托的自然。人对自然情感的寄托依赖于乡土情感。乡土，始终饱含着每个人对世界的初始感受和对地理空间的本能认识。《与一条河流的和解》中，作者与一条河流的和解更是基于对故乡恳切的怀念。对故乡的感怀是作家永远的主题，而生态文学又是极其乡土化的——从乡土到城市再到乡土的回归，这是社会高速发展后必然出现的，是重新面对自然的预兆。中国当代生态文艺学的倡导者鲁枢元说：“诗人的怀乡，象征着人类对于自己生命的源头、立足的根基、情感的凭依、心灵的栖息地的眷恋。”（鲁枢元，生态文艺学[M]，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在所指意义上，作为作家情感寄托的自然指向的是返回乡土、返回故乡，“故地指向野地的边缘，这儿有一把钥匙”。因为个人与环境不能分开，真正的环境美学存在于观者与景观的无言的交流中。山水之中，文字之下，作家与艺术家是相同的，他们在表现山水时，强调意境的作用。“只有大自然的全幅生动的山川草木，云烟明晦，才足以表现我们胸襟里蓬勃无尽的灵感气韵。”（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以此句阐释生态文学作家对自然的情感寄托，同样是符合现状的。

生命理想的自然。彭润琪在《一个城市的密语》中写道：“沅江——这个以水命名的城市，它的命运早已与这千百年来的江河湖泊互为羁绊。”水教育了作者，水赋予了作者灵性，成就了其性格，是作者创作的源泉。水是构成大自然最重要的元素，无论是乡土自然还是城市自然，水与作者天然地形成了羁绊。戴志刚、陈夏雨、张雄文、彭润琪、谈雅丽等在作品中营造了一个自然的背景，这个背景以水为主，生活于水边的人都重新回归自然的教育，主人公的行动、平凡小人物的默默奉献体现了众多作家的生命理想和理想生命之本。就像沈从文曾表明自己故事中的人物性格，全部都是他在水边、在船上见到所记录的。在作家的笔下，人们无一不受到了水的养育和恩惠。与沈从文笔下有着水的柔美的翠翠不同，今天这群作家笔下的人物的性格是坚韧的，性别是模糊的，作者不再过分突出传统审美下的女性性别特征，性别色彩的消逝也象征着当代生命色彩的新发展。

生命的本原色彩在作品中的无限张扬，又在和我们诉说着什么？“本来大自然雄伟美丽的风景和原始民族自由放纵的生活，原带着无穷神秘的美，无穷抒情诗的风味，可以使我们这些久困于文明重压之下疲乏麻木的灵魂，暂时得到一种解放的快乐。我们读到这类作品，好像在沙漠炎日中长途跋涉数百里后，忽然走进一片阴森蓊郁的树林，卸下肩头重担，拭去脸上热汗，在如茵软草上躺了下来。顷刻之间，那爽肌的空翠，沁心的凉风，使你四体松懈，百忧消散，像喝了美酒一般，不由得沉沉入梦。”（张晓琴，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研究[D]，兰州大学，2008年）

存在之思的自然。自然是作家发现真理与价值的必由之路。作品《行走的山脊》的作者和唐自田夫妇回溯在林中几十年的人生，参天大树是他们爱情的见证，是他们甘于清贫一生所要守护之物，也是帮助他们找到个人生命价值的东西。宗白华曾在《美学散步》中写道：“艺术在人生中自成一世界，自有其组织与启示，与科学哲学等并立而无愧。”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仅是物质丰富，还有精神富裕、生态良好等多种需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提出后，国内生态环境改善，生态文学创作者们在讲述这种变化的同时，也需要思考今后人类的生存发展。

从18篇中篇作品中可以看到，当代湖南生态文学作家们的确积极地参与了生态危机调查和生态文学创作，以不同的文学形式与内容参与到生态视域下的文学书写和场景呈现中，可是，大多数作家并没有真正深入自然，只是以旁观者的身份记录湖湘大地的环境治理和改善，而一些文学素养深厚、艺术水平较高的作家也没有深入进行生态报告文学创作。法国作家让·保罗·萨特在其著作中，曾阐述存在主义学说。他强调存在主义不是一种悲观的哲学观点，他希望且呼吁在悲观和迷茫中找到新的出路，实现人的自由。而人的自由又包括人作为存在者应该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当代社会，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存在主义的自然之思则呼吁生态文学创作者要与时俱进，提高文学素养和艺术审美，创作出更能反映中国现实的具有创新性、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优秀文学作品。

四、小结

后工业时代，生态文学需要作者描绘新的美好生活景观，传递新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详读18篇征文作品后，笔者发现生态视域的文学书写仍集中于环保主题。未来人类所面临的重要主题之一就是生态。而生态在今天已是人类学、哲学、社会学、科学乃至经济学的共同主题，也必然是文学的主题。“‘青山碧水新湖南’文艺创作征文大赛”入围的18篇征文中，作者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和生态意识的倡导，既是对我国“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响应，也是面对过往生态危机的严峻挑战，在新时期作出的回应。

（原载于2023年第3期《创作》）

岳凯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后，现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电影艺术》《光明日报》《新华文摘》等报刊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回眸十七年(1949—1966)》《默契·融合·超越》等著作20余部，先后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和省社科基金等课题20余项，成果先后获第二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优秀作品奖、第二届湖南文学艺术奖、湖南省教育厅教学改革成果一等奖等10余项大奖。

王一丹，现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21级电影专业硕士研究生。湖南省电影评论协会会员，主要从事电影创作、影视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的研究。参编著作有《湖南艺术发展报告》《新时代湖南文艺管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