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里马哈/摄

污名之问

文/谢宗玉

一

宋之问的污名，孩提时的记忆中就有些印象。好像是说他写诗献媚，自荐枕席。却因为口臭，被武则天给嫌弃了。自此，每次看到宋之问的名字，我心里便有阴影。

一晃，四十余年过去了。

这回主动关注他，是他曾在某段历史时期凭诗赋《高山引》和其他几首绝句，进入过岳麓山的“四绝堂”，而此堂连韩愈都是后来补录进去的。“四绝”是指宋之问、杜甫的诗篇，沈传师、裴休的书法。后来再加韩愈的诗篇和欧阳询的书法，演变成了“六衍堂”。

宋之问是七世纪人，杜甫、沈传师、裴休都是八世纪人。沈裴两人比韩愈还稍微小些。“四绝”之名，传于晚唐。最初好事者宁选宋之问，不选韩愈，说明宋之问去世一百余年后，都还没有传得满天飞的污名。

攀云窈窕兮上跻悬峰，长路浩浩兮此去何从。水一曲兮肠一曲，山一重兮悲一重。松槚邈已远,友于何日逢。况满室兮童稚，攒众虑于心胸。天高难诉兮远负明德，却望咸京兮挥涕龙钟。

杜韩后世名气虽大，但细读这诗，我发觉如果单就他们写岳麓山的诗歌来说，宋诗居然略胜一筹。宋诗胜在纯粹无滓，胜在情思浩沛，胜在剖心泣血，胜在真诚坦荡。而杜甫的《岳麓山道林二寺行》和韩愈的《陪杜侍御游湘西两寺独宿有题一首，因献杨常侍》，写得虽然长，却因各怀曲肠，各有诉求，表里不一，结构乱杂，心思芜靡。

《高山引》是由登高望远，引发的一种情绪宣泄。直抒胸臆，动人魂魄，有如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浓浓的悲怆里，没有喊冤叫屈，没有怨天尤人，只有对兄弟、妻小、君王、故园的无尽思愁。不是说文如其人吗？如果宋之问真如世人说得那么糟糕，难道这只是他的情绪表演？怎么可能呢？这样清绝的情怀，让人很难相信作者是一个品行卑劣、手段凶残、贪财好色的文人。

撇开此诗不说，就说那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渡汉江》，其纯朴的情感，细腻的心思，也是无法遮掩的呀，“岭外音书绝，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无论什么时候读，其清新隽永、简洁洗练、回味绵长的气质，都会扑面而来。

写这种诗的人，会毫无道德廉耻？不像呀？

上网查寻，想看看有没人同我一样心存怀疑。

然而，我失望了。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也是一个审丑的时代，众声喧哗，网络上的宋之问，就像被安置在一个纤毫毕现的玻璃球中，旧史里关于他的所有指控，都被自媒体放大了百倍千倍。群情汹涌，众口一词，无数张开的嘴巴，都在添油加醋地描绘这个男人的种种卑劣，仿若亲临。

声嘶力竭的暴力语言，装腔作势的正义面孔，仿佛不这样，就不足以表达对这个男人的无比鄙视。而其实，很多都是冲着流量去的。科技营造了一个无边的粪坑，将宋氏彻底淹灭了。

或许宋氏就是人格分裂吧？就在我准备写一篇人云亦云的文章时，却发现很难顺应“民意”，我无法通过各种史料，完成“再踩宋之问一脚”的证据链，反倒从大量自相矛盾的史料和以往不攻自破的逻辑中，发现泼向宋氏的脏水，完全经不住推敲。这回我算是见识了什么是真正的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历史是何等的荒唐！

二

射向宋之问第一箭的人，是与他同时代的文人张鷟。武周朝没了，女皇薨了，宋氏也死了，张鷟的《朝野佥载》即刻出笼，其中关于宋氏的丑行如下：“天后朝，张岌谄事薛师，掌擎黄幞，随薛师后，于马旁伏地，承薛师马镫；侍御史郭霸尝来俊臣粪秽；宋之问捧张易之溺器。并偷媚取容，实名教之大弊也。”

张鷟连抛三枚炸弹，不仅是为否定宋氏等人，而是意在营造一个丑态百出、人性扭曲、道德沦丧的武周朝政治生态。《朝野佥载》著于玄宗时期。有迹象表明，唐玄宗对自己的祖母没有好感，抹黑武周朝意味政治正确。尽管这样，张鷟还是因造谣生事，讽刺时政，而被人弹劾，最后贬谪岭南。

张鷟，字文成，中过进士，因文才出众，被时人称为“青钱学士”。关于他的品性，《旧唐书》说他“性褊躁，不持士行，尤为端士所恶，姚崇甚薄之”，姚崇是玄宗朝宰辅。《新唐书》称张鷟“傥荡无检”、“多口语讪短时政”。

关于他的文章，《旧唐书》称“下笔敏速，著述犹多，言颇诙谐。是时天下知名，无贤不肖，皆记诵其文”。《新唐书》则说“大行一时，晚进莫不传记”，不过“浮艳少理致”、“诋诮芜猥”。

“无贤不肖”的意思是不管是贤良之辈还是浪荡子。“晚进”是指后学晚辈。就是说，当时不管贤顽，只要是年轻人，都是他的粉丝，都爱读他的小说。

张鷟是唐传奇小说的代表性人物。情色传奇《游仙窟》，是他的代表作。讲自己路过积石山时，误入神仙窟，与崔十娘一夜情乱的故事。整篇小说多以对话的形式展开，描写他与崔十娘竞才斗诗，饮酒作乐，最终琴瑟和鸣，颠鸾倒凤。天明醒来，依依惜别，还再三叮嘱崔十娘，“殷勤惜玉体，勿使外人侵。”其淫浪之态，由此句可管窥一斑。书中人物对话多是诗歌，诗中多含性暗示和性象征。此书传入日本，很长时间都被视为日本第一淫书。

正因为这样，张鷟在民间红得发紫，朝堂却闭口不谈，其人一直在低阶职位徘徊，难免心生不满。由第一人称书写的《游仙窟》，主人公“我”就因久滞不能升迁，多有怨语。

张岌会不会做薛师的鞍凳，郭霸会不会尝来俊臣的粪便，此文不议。此文只说宋氏会不会给张易之捧尿盆。

同张鷟一样，宋之问年少就有才名，弱冠就中进士。公元690年，女皇初登大宝，宋氏被召为习艺馆学士，教习内庭宫人。其后女皇举办游园诗会，宋氏必在其中，有无数的应制诗可以证明。

张易之兄弟发迹于公元697年。太平公主向母亲推荐张昌宗，张昌宗又推荐哥哥张易之。两人因长相俊美，被女皇留在身边，做了生活秘书，负责安排女皇的日程和起居。

公元699年，宋之问任司礼主薄、尚方监丞、兼左奉宸内供奉，参与编撰《三教珠英》，整理道、儒、释三家典籍。这是一项大型文化工程。其时张易之为奉宸令，张昌宗为副，主持编撰此书。在这个项目上，宋之问同张氏兄弟成了上下级同事。

现在问题来了。何时何地，需要宋氏为张易之倒尿盆？

在张家吗？难道张家没有下人？要一个访客去倒尿盆？传出去了，宋氏的名声固然没了，张易之也好不到哪里去。

在宋家吗？同样的道理，难道宋家穷得连下人都没有了？非要主人亲自动手不可？

不在张家，不在宋家，那就在他们编书的内庭了？众目睽睽之下，当红诗人不顾形象，跟太监宫女抢着替上司倒尿盆，这是一个多劲爆的消息呀？宋氏这样自降身份，自毁形象，究竟图啥呀？

巴结张易之？用别的方式不好吗？史传张氏兄弟的诗文皆是宋氏与沈佺期等人代笔的。不说代笔，就是帮忙润色修改，都会让张氏兄弟非常感激，这种献媚不比倒尿盆要高雅得多吗？

再说了，巴结张氏有什么好处？好接近女皇？可在张氏进宫之前，宋之问就已是女皇身边的红人了。“龙门夺袍”，直接上了热搜榜，早传遍大江南北。靠无匹诗才，宋氏把女皇本已赐给别人的锦袍，生生夺了回来。这是何等的荣耀？又是何等的风流？妥妥的宫廷才子第一人哪！

现在倒好，急巴巴地给张氏倒尿盆，连处江湖之远的张鷟都知道了，朝野还不传得沸沸扬扬？女皇还会要那双捧过尿盆的手来写赞美诗吗？朝堂还有人敢跟宋氏结交吗？

要知道，唐代对名教一直看得很重。韩愈因在文中称呼过一个浪荡子的字，就影响了升迁。可见唐朝的不肖之徒，只能唤名，不能称字；白居易在孝期，诗中出现过“井”“花”两字，有心人读后举报，白氏就被贬为江州司马。因为白母是看花坠井而亡的，守丧期间，白居易得避讳这两字。

在这种谨言慎行的氛围下，诗才传天下的宋之问要蠢成什么样子，才会自毁长城如此？

没有史料证明，宋之问与张鷟有过什么恩怨。不过，宋氏与张鷟年龄相仿，又都少年成名，中过进士，属同一时代的风流人物。一个是朝廷红人，写应制诗无人能敌，后来又与沈佺期成了唐代律诗的奠基人。其贬谪诗一出，就被竞相传诵，庙堂江湖通吃。一个是民间红人，写传奇情色小说，风靡一时，雅俗共赏，贤愚皆迷。据说连女皇看了都心动，但因张鷟名声太差，不敢召之入宫，委以重任。

张宋之间，有没有瑜亮之隙？我不好揣测。但“捧溺器”这种描写，显然不合常理。就好比老百姓设想的帝王生活，每天都可以吃三大碗鱼煮粥，幸福得要死。

或许正因为这些无厘头的编造，才有新旧唐书对张鷟那样的贬评吧？而千百年来，我们究竟要有多无脑，才敢相信这种编造？或许不是无脑，只是内心阴暗使然，好不容易逮了个恶典型，没经过逻辑推理，下意识就信了？

三

破窗效应，是说一幢房子的窗户破了，若不及时修补，就会有更多窗户被砸坏。宋氏被污名的过程，就如破窗效应。你宋之问既然可以给上司端尿盆，那还有什么无耻的事做不出来呢？

《旧唐书》成书于五代末，《新唐书》成书于宋代初，据宋氏那个时代都过去了几百年，但两书都言之凿凿，说宋氏流放岭南不久，就悄悄潜回长安，躲在好友张仲之家。其时张氏正与王同皎等人密谋刺杀武三思，被宋之问无意听到，忙遣人告发。结果张仲之等人被判斩头。宋氏却一跃成为鸿胪主薄，“天下丑其行”。

真是胡说八道啊！

公元705年春季，张柬之等五大臣发动“神龙政变”，逼女皇退位，还政中宗，同时诛杀张易之兄弟，将“附张”权臣数十人贬去偏远地区。“附张”当然是借口，目的是要将女皇的政治班底一窝端掉，让这只垂暮老虎彻底丧失爪牙。

同年11月，女皇去世。女皇去世前夕，《旧唐书》记载，“皇帝、皇后亲谒太庙，告受徽号之意，大赦天下，赐酺三日。”《新唐书》记载，“十一月戊寅，上尊号曰应天皇帝，皇后曰顺天皇后。壬午，及皇后享于太庙，大赦。”

两段话一个意思，就是皇宫有喜，大赦天下。没几天，女皇逝世，“附张”逆臣由此也被列入赦免名单。这里头有复杂的政治因素。狡兔死，走狗烹。中宗不想在史书上留下逼母退位的污名，就将张柬之等参与政变的大臣，以各种理由陆续贬谪四方。同时重用女皇的侄子武三思，并把宋之问、杜审言、阎朝隐、崔融等所谓“附张”逆臣都召回长安。

女皇已死，树倒猴狲散。其政治势力再无威胁，这时重用母系亲属，赦免武周权臣，纳为己用，既可树立自己的贤名，又可以平衡朝政，打压虎视眈眈的弟弟李旦和侄子李隆基，何乐而不为？

稀里糊涂被贬谪，又稀里糊涂被赦免。宋氏高兴之余，当即挥笔作诗，题为《初承恩旨言放归舟》：

一朝承凯泽，万里别荒陬。去国云南滞，还乡水北流。泪迎今日喜，梦换昨宵愁。自向归魂说，炎荒不可留。

过湖北，入陕西，渡汉江，宋氏又有诗作《汉江宴别》：

“汉广不分天，舟移杳若仙。秋虹映晚日，江鹤弄晴烟。积水浮冠盖，遥风逐管弦。嬉游不可极，留恨此山川。”

只要稍微一读，就知这诗写于赦免之后。宋之问的心再大，也不可能在去岭南的路上，营造这样欢快的氛围。大家嘻嘻哈哈，游山玩水，意犹未尽，乐不思归。这种高兴劲，跟李白被赦后所作的《早发白帝城》有得一拼。试问，如果是“悄悄进村，打枪的不要”，他敢这么明目张胆、得意忘形吗？

王同皎与张仲之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密谋刺杀武三思的，无史可查。但他们是什么时候谋杀失败，被中宗以谋反罪斩于都亭驿处，史书记载得非常清楚：神龙二年（公元706年），农历三月初七。

现在，再来读宋氏的《过汉江》：岭外音书绝，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通过此诗的记叙，我们就可以推出宋氏贬谪岭南的时间顺序：公元705年春末夏初，宋之问从长安出发，秋天到达岭南。在岭南过了一个冬天和一个春天。公元706年夏初，接到赦免令，起身北返，过汉江时，已是秋天。“秋虹映晚日，江鹤弄晴烟”。

这时距张仲之等人谋刺失败，都过去好几个月了。新旧唐书同时说宋之问悄悄潜回长安，之后恩将仇报，卖友求荣，可真能瞎编啊！也不知道作者的良心会不会痛？

如果我们不怕良心痛，也可以接着编。这三首诗未必不是宋氏为了掩饰自己的恶行，后来特意补写的？

可是，都“天下丑其行”了，人尽皆知，他还需要编几首破诗来证明自己返京的合法性？并推迟自己返京的时间吗？

《景龙文馆记》是宋氏好友武平所著，其中记录了中宗时期，宋之问参加皇帝举办的大型文学活动，就有15次之多。说明返京后的宋氏，凭借诗才，在中宗朝同样混得风生水起，并未因自己的“告密丑行”而被人孤立，从而惶惶不可终日。

景龙三年（公元709年）正月，昆明池赛诗会，宋氏又从一百多个诗人中脱颖而出。主持人上官婉儿在他与沈佺期之间犹豫了好久，最后以诗末两句定胜负，宋氏再次夺冠。

沈诗末句为“微臣雕朽质，羞睹豫章才”，上官婉儿认为“辞气已竭”。宋诗末句为“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上官婉儿的评价是，“陡然健举，若飞鸟奋翼直上，气势犹在。”沈佺期听后，表示很服气。

这段史料，不但证明宋氏返京，依然过着“高朋满座、胜友如云”的日子，同时也证明沈佺期在中宗朝就已被赦免，而不是很多学者所认为的，是在睿宗或玄宗朝才被召回朝廷的。

四

最让现代人津津乐道的，是宋氏杀甥夺诗。说是宋之问极爱虚名，见到外甥刘希夷有诗“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心生慕意，就想据为己有。外甥不予，宋氏恼羞成怒，用土袋将其活活闷死。

至此，宋氏阴险凶残、贪名悖伦的形象被推至颠峰。他成了千夫所指的文化流氓，遗臭万年的社会渣滓，被世代善良的人们，用廉价的口水，泡腌成人类的反面典型。

始作俑者为《大唐新语》，称刘希夷“为奸所杀，或云宋之问害之。”此书的作者是唐代刘肃，公元820年前后在世。晚宋氏一百余年。

之后，《刘宾客嘉话录》将此事坐实。“之问怒，以土袋压杀之。”此书的作者韦绚公元840年前后在世。

公元1304年，《唐才子传》出版，里面详细记载了宋氏杀甥夺诗的原因与过程。造谣的轨迹非常清晰，先以不肯定的语气存疑，然后轮番上阵，添油加醋，坐实此事，让后人不得不信。《旧唐书》这回倒是没参与编造：“刘希夷，善为从军闺情之诗，词调哀苦，为时所重，志行不修，为奸人所杀。”

现无史料可证明宋之问的清白。只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唐才子传》声称，刘希夷于上元二年（公元675年）中进士，时年二十五岁。死时不到三十岁。

不到三十，最大不过二十九岁，那便算他是公元679年去世的。《新唐书》说宋氏“甫冠，武后召与杨炯分直习艺馆”。“甫冠”的意思是刚刚满20岁。宋氏在《秋莲赋》的自序言道：“天授元年，敕学士杨炯与之问分直于洛城西”。天授元年是公元690年，就是说，宋之问20岁为公元690年。那么公元679年，他便只有11岁。就是说，11岁的舅舅，为了夺取29岁外甥的诗句，背着土袋将他闷杀了。

闻一多先生考证宋之问出生于公元656年，那就按他的说法，再来撸一撸历史线索。公元675年刘氏25岁，那么宋氏仍比刘氏小6岁。没有史料表明，宋氏有一个比他还大的刘姓外甥。

从史料和宋氏的诗歌内容可以推知，宋之问有两个弟弟，并且至少有两个妹妹，弟弟宋之悌比宋之问足足小了10岁。若是宋之问上面还有一个姐姐，那得比他大22岁以上，才可能生下一个比他大6岁的外甥。

宋之问的父亲宋令文起于布衣，精通武术、书法和诗文。同时还是一个模范爸爸，教宋之问诗文，授宋之逊书法，传宋之悌武术。试问，他得有多早慧，才能生一个比长子还大22岁以上的长女？要知道，安史之乱前，唐朝人口已高达五千多万，晚婚晚育已成潮流。唐代很多历史名人，结婚都很晚。

我们算宋父是人间奇迹，早婚早育，并且播种不辍，直到20余年后才得长子。然后宋家长女也早婚早育，以致外甥比最年长的舅舅还要大6岁。

可是，单从名望推断，宋之问也不必夺诗刘氏呀。《旧唐书》称：“之问弱冠知名，尤善五言诗，当时无能出其右者。”《大唐新语》称：“（刘希夷）少有文华，好为宫体，词旨悲苦，不为所重。” 《唐才子传》称刘希夷“词情哀怨，多依古调，体势与时不合，遂不为所重”。

《唐才子传》还说宋之问与刘希夷是同榜进士。这么说来，舅舅21岁就中进士了，所作五言诗，当时无人能及，算得上少年得志的典范吧？而外甥的声名远不如舅舅。现在好了，就因喜欢外甥的两句诗，舅舅就暴起杀人，他是想独占天下才名吗？

既然这样，他得把沈佺期也杀掉。沈宋同年出生，沈18岁就中了进士，比宋氏还早3年。沈的职位也一直比宋氏高。两人诗名传天下，但江湖一直称作“沈宋”，而不是“宋沈”。既然连外甥都杀，又何不对这个处处压他一头的同僚动手？

特别是狂徒杜审言，天天牛逼吹得山响。直到死前，还不忘在他面前爽一把：“哈，我活着，一直将你们压着，现在我要死了，你们总算熬出头了，偷着乐吧！”这样的牛逼大王能在“蛇蝎心肠”的宋氏面前晃一辈子，可真不容易，不应该在“前三集”就横尸街头吗？

武氏临朝称制，据说刑重吏酷。一个活生生的进士，到舅舅家做客，怎么一下子就不见了？刘家报案没有？如果当时就查出来了，宋之问还有得混吗？如果当时没查出来，一百余年后，谁的火眼金睛将此案破了？他是携带了高科技破案工具的穿越者吗？要不然，怎么就确定是宋氏？

如果你要说，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跟宋之问的《白头吟》如此雷同，不是他还有谁？那么我告诉你，张冠李戴的现象，在历史上其实司空见惯。现在收录在宋氏名下的好些诗，都还没最终确定作者。过去信息不发达，诗歌在民间抄来传去，把作者搞混了，一点都不奇怪。不单是宋氏，很多诗歌的作者都存疑。

金朝学者王若虚、清朝词人贺裳、学者沈德潜、当代学者傅璇琮都说宋氏杀甥夺诗的传闻不足为信。可这些声音太微弱了，又没有做详细的考据。只能任由民众以讹传讹，脏水一泼再泼，以致将宋之问的本来面貌完全给遮盖了。

五

《朝野佥事》本是笔记体小说，却被很多史学家当作正史，《旧唐书》《新唐书》《太平广记》《唐才子传》甚至包括《资治通鉴》，都不加考究地大量采用，并且凭空捏造，无中生有。

要说，《史记》可真开了个坏头呀，以文学的手法去给历史留档，只能凭作者的个人好恶了。《二十四史》大抵如此，其中究竟有多少属历史真实，又有多少属人为虚构，只有天知道。

历史既然不足为信，那我们就去读诗吧，看看诗中的宋之问究竟如何？

宋氏诗名虽大，细读之，我却有一种“不过如此”的感觉。我可能更喜欢李白、杜甫、韩愈他们，诗含剑戟，摧肝裂胆，充满了雄性的力量与悲愤。

宋氏之诗，若给网络划分，应该属女频文学。或者说，属少儿文学、青春文学。有点像当年的汪国真。如一条清澈小溪，汩汩流淌，时有珠花溅玉，白练映虹。心思单纯恬美，表情惺忪呆萌。世界报我以痛，我报世界以歌。

诗中的宋氏，就像十八岁的恬静少女，对大千世界充满了毫无戒备的善意。他又像一只纤弱豆娘。你握它在手，它柔软挣扎一会，就安静了。你要它死，它死得无声无息。你放开它，它稍展薄翅，款款飞开，不留一点气力恨你。

我这么形容宋氏，你肯定一头水雾。我们不妨先来欣赏他几首贬谪诗。

南国无霜霰，连年见物华。青林暗换叶，红蕊续开花。春去闻山鸟，秋来见海槎。流芳虽可悦，会自泣长沙。

这首名为《经梧州》的诗歌，跟王维孟浩然他们的山水田园诗有什么区别？如果不了解背景，你会将它当作一首贬谪诗吗？可这哪有贬谪的心情呀？他是在天堂呢，一脸陶醉，心里美得冒泡。

诗到末尾，他突然惊醒：“呀？虽然景致迷人，可我也得有一份作为贬谪人的自觉呀，得空我是不是要像贾谊那样，伤心哭泣一下下？”

呵，你说气人不气人？呆萌不呆萌？如果线路图没错的话，这应该是他第三次贬谪了。并且不久后，他就会被玄宗赐死于广西钦州（一说桂州）。

宋氏的这种呆萌，在诗歌《度大庾岭其二》中，有更生动的表露：

城边问官使，早晚发西京？来日河桥柳，春条几寸生？昆池水合绿？御苑草应青？缓缓从头说，教人眼暂明。

离京日久，不是更应该关注波谲云诡的政治局势吗？至少得了解一下，自己还有没有返京希望？可宋氏见到来人，啥也不问，只问长安的物候变化：“灞桥柳的春芽已有几寸了吧？昆明池里的水早应该绿了吧？皇家花园的草这时一定一片青青？”比“如今识得愁滋味，却道天凉好个秋”更是清新脱俗。

“君从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王维的这首诗，是不是有点抄袭之嫌？王维正好晚宋氏一辈，他将宋氏诗歌的意象浓缩了，并把河桥柳换成了绮窗梅。这种清新明媚诗风，正是宋氏贬谪诗的主格调。我们再来看看这些诗句：

“明朝望乡处，应见陇头梅”，“山雨初含霁，江云欲变霞”，“霜薄花更发，冰轻叶未凋”，“河桥不相送，江树远含情”，“故园肠断处，日夜柳条新”，“风恬鱼自跃，云夕雁相呼”，“翠微悬宿雨，丹壑饮晴霓。树影捎云密，藤阴覆水低”，“谁怜散花萼，独赴日南春”……

这些诗句，不说政治的血腥气，就连人间的烟火气，都被他纯化得没几分了。他把自己的悲惨遭遇、忧愤肝肠、焦虑心绪，全部内化于心，外化于形，转头在山水自然间，寻找心灵的慰籍和依偎。这样的人，性子虽柔弱，生命却顽强。被贬越州长史时，宋之问官声很好，做过一系列利国利民的事情。

明末清初文人李渔所编的《笠翁对韵》，似乎很多取自于宋氏诗句。就因宋氏用词简洁洗练，生动形象，给人一种清亮、纯真、温暖、明媚、舒朗的意象，一言以蔽之，就是“思无邪”。孩子们在学诗时，同时可培养一种温润明朗的气质，或者说，早早用诗歌艺术，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上，涂一层保护色。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分明就是游子久别归来，即将面对既熟悉又陌生的故乡，所表现出的慌乱、羞怯、温馨、五味杂陈、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复杂情感。

宋之问用他明媚的心灵把人世间的苦难、险恶、肮脏都净化了，只留下一汪纯美意象。老师给孩子们教读这首诗时，就按游子归乡的思绪来体悟好了。千万别卖弄学识，硬要把当时的复杂背景搬到孩子们面前，让阴暗的政治氛围，破坏诗歌的纯度与美感。

诗歌《早发大庾岭》比较完整地还原了宋之问被贬岭南时的心态，中间有几句，更是将他的性格刻画得入木三分：

晨跻大庾险，驿鞍驰复息。雾露昼未开，浩途不可测。嵥起华夷界，信为造化力。歇鞍问徒旅，乡关在西北。出门怨别家，登岭恨辞国。自惟勖忠孝，斯罪懵所得。皇明颇照洗，廷议日纷惑。兄弟远沦居，妻子成异域。羽翮伤已毁，童幼怜未识。踌蹰恋北顾，亭午晞霁色。春暖阴梅花，瘴回阳鸟翼。含沙缘涧聚，吻草依林植。适蛮悲疾首，怀巩泪沾臆。感谢鹓鹭朝，勤修魑魅职。生还倘非远，誓拟酬恩德。

“出门怨别家，登岭恨辞国”，离开京城的时候，只是觉得要与家人分别，挺难过的。等到了汉蛮分界的大庾岭，才发觉好舍不得长安。去国怀乡的愁恨，竟在此时细细腻腻，泛上心头。

你看看，宋之问是不是有一点反应滞后、神经大条的味道？

“自惟勖忠孝，斯罪懵所得”。我一直以忠孝自勉，突然罪从天降，到现在我仍是懵懵懂懂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宋之问的呆萌，再一次彰显无遗。他完全就是一个政治小白，连怎么获罪的，都搞不明白。偏偏他又生在了唐朝最复杂的时代，而且还是政治漩涡的中心。

“羽翮伤已毁，童幼怜未识”。我的声名受污，遍体鳞伤，一身自诩的洁白羽毛，感觉像被拔光了一般。惟一值得安慰的是，孩子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仍围在我身边，嬉笑不已。

这一句将父亲的怜爱之心给写活了，自己伤了污了不打紧，只要懵懂的孩子们没留下心灵暗影就好。

“感谢鹓鹭朝，勤修魑魅职。生还倘非远，誓拟酬恩德”。还是挺感谢在朝堂的那些年，跟着班行有序的朝官学到了很多真本领，现在来到蛮夷之地，我一定做好本职工作，不要害怕跟那些魑魅般的野人打交道。如果能活着回到京城，我发誓要报答浩荡皇恩。

感觉就像孩子在向父亲、学生在向家长表决心似的，还没到贬谪地，就已经进入了工作状态，心态好得让人落泪。跟其他贬谪官员相比，他内心的良善与明亮，特别显眼。除了他，没人会在流放途中，想着要积极“改造”，不哭天喊地，就算好的了。

说起来，《高山引》已是宋氏感情最为汹涌激荡的诗歌了。尽管这样，他诗中仍没有一丝暴戾之气。在我有限的视野内，历代所有诗人中，宋氏算是一个真正的温和君子。还不是后天修炼的，而是天生的那种。读诗我喜欢李杜，但性情我更爱宋氏。

宋氏的悲剧根源一是应制诗写得太好，霸榜朝堂二十年，实在是太“讨厌”了。无声中，不知得罪了多少同僚。李白有才，也会遭人嫉恨。但老实说，人家会更恨宋之问一些。李白的诗才不会给他带来更多的附加值，而宋氏凭借诗歌，牢牢霸榜“浩荡皇恩”。

在嫉妒者看来，宋氏凭的不是才华，而是谄媚功夫，不过是马屁拍得好而已。可谁又想过，应制诗也不是那么好写的。既要博学机敏，又要温平从容。需要的不是出奇、出新、出险，而是要自然中庸，正大光明，保持“风雅颂”的纯良品质。它是学问、才情和人品的综合考量。

宋氏是天生的谦谦君子，写出来的应制诗，四平八稳，引用的都是好典故，呈现的都是好喻意，加上呆萌的心灵始终灿烂明媚，使得他的诗意永远春风和煦。上位者就喜欢这种花团锦簇的歌颂诗篇。不是马屁，胜似马屁，你奈他何？

其二，宋之问不懂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和复杂性，他所犯的最大错误，是在女皇、武三思，及他儿子武崇训死时，先后给每人写了三首挽诗，高度评价了三人的生平，这才是真正的取死之道。

九首诗，给自己“党附”留下了证据，给他人的迫害找到了理由。在那个朝政瞬息万变的时代，没有哪个政客，敢用挽诗给尚未盖棺定论的政治人物大唱赞歌。宋之问却敢。

悲哀的是，不是宋氏的胆子有多肥，而是他根本不懂这些。他只觉得别人对自己好，自己就要感恩戴德。至于对方究竟是个什么人，他没有考虑过，或者考虑了也想不清楚。

女皇和武氏父子死时，中宗所代表的朝廷，对他们的评价，都是积极正面的。封武曌为则天大圣皇帝，封武三思为梁宣王，封武崇训为鲁忠王。但这并不是盖棺定论。

李隆基扶持父亲李旦上台后，新朝廷的口风马上变了，武三思父子被定为李唐王朝的毒瘤。而牝鸡司晨的女皇被迫退位时，就有很多朝臣在暗中反攻倒算了，之所以没公开直接反她，无非是照顾皇家颜面罢了。武则天毕竟是两代皇帝的老婆，两代皇帝的母亲。当时当境，谁敢正面反攻？

两年后睿宗李旦禅位，玄宗李隆基上台，开始有节制地放宽朝臣及文人对自己祖母的攻讦。李隆基对祖母并无好感。先是祖母夺了他们李家天下。后是祖母传位伯父，而不是父亲。他和父亲发动“唐隆政变”，才夺得皇位，算是得位不正。单是否定伯父没用，还得否定祖母，才能让他们这一族以正统自居。因为祖母的帝位，最初就是从父亲手中抢过去的，现在算是拨乱返正。

总之，太复杂了，很傻很天真的宋之问，搞不明白其中的弯弯绕绕，在最微妙的时候，接连写出不该有的悼颂诗。李隆基和他父亲得位后，就想抓一个反面典型，来明示他们的政治态度。既然你宋之问心心念念的，都是他武家人，那你就跟他们一起去死吧。

宋之问任职越州，颇有政绩，他清新的诗风也让当地百姓非常喜欢传诵。可李旦父子上台，就以“狯险盈恶”将他流放钦州。就是说，没有实际的罪名，就是觉得他人品太坏，所以将他从东边富裕的越州，挪到西边贫穷的钦州，等他好不容易抵达广西，又一纸召书将他赐死。真是莫名其妙。

《明河篇》是宋氏的长诗代表作，写得纯净雅洁，纤尘不染。但淫者见淫，两百年后一个叫孟棨的官员，在他所著的笔记小说《本事诗》中，截取《明河篇》最后四句，“明河可望不可亲，愿得乘槎一问津。更将织女支机石，还访成都卖卜人”，当作是宋氏向女皇自荐枕席的证据，并编造女皇嫌他口臭，而没让他上床的荒谬之言。

都过了两百年，不问孟棨是如何得知这等辛秘的？我只问女皇的潜台词是什么？意思是说，只要宋氏不口臭，就可以上床啰？女皇把这等私话对朝官崔融说，是不是暗示没有口臭的崔融，就可以获得她的宠幸？是不是暗示朝堂之上，有才华、有美貌、无口臭的臣工们，都可以“雨露均沾”呢？太荒谬了。

退一万步说，这话真传出去了，宋氏还怎么在朝堂为官？这就是武则天的为帝水准？还是那句话，这种编排，跟老百姓对帝王每餐三大碗鱼煮粥的想象，一样可笑。

你撕一口，我咬一口，伤口越来越大，之后各种编排就更容易了，李唐过后，历代史家始终觉得武则天称帝，是对儒学“君为臣纲、夫为妻纲”最严厉的挑战，是男权社会抹不掉的奇耻大辱。他们把内心的羞耻、阴暗、扭曲、憎恨，全转化对女皇的疯狂否定和抹黑。

摒才弃德、怠政无章、残暴荒淫，七十岁的老女人了，还天天想着男欢女爱。没有半点做皇帝的样子。想怎么编就怎么编。以致武周朝除大事外，其他细节，全凭史家信口开河。

可据现代学者考证，若是综合评分，女皇统治的那些年，差不多是唐朝最好的时代。放在历朝历代，女皇理政的排名也挺靠前的。现代人已没有多少儒式男权病了，对女皇的评价也日趋公正。只是有关她那些秽乱官闱的秘史，无论时代如何发展，雄性们都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无非是为满足内心的恶趣味罢了。

除了抹黑女皇，对武周朝的红人权臣，“那史册， 温柔不肯，下笔都太狠”，而不单是针对宋之问。只是因为宋氏的黑靶子是最先竖立的，所以他的污名化程度最高。

沈佺期在《被弹》诗中，曾愤怒抗议自己的不公平遭遇：“万铄当众怒，千谤无片实。庶以白黑谗，显此泾渭质”。

这诗用来形容宋之问，以及“神龙事变”中诸多被贬臣工，也恰如其分，都不过是政治角斗的牺牲品而已。他们或许有这样那样的性格缺陷，但绝不会如史书中描写的那般不堪。换句话说，武周朝臣工们的良莠，跟李唐其他时期没多少区别；跟整个封建时代的儒臣，也没有什么区别。宋之问他们，不过是生错了一个时代而已。

今天，我之所以要为宋之问正名，就想证明，晚唐湖湘文人与僧侣将宋之问作为君子请进道林寺的“四绝堂”中，把他当作岳麓山的形象代言人，绝对没错，他当得起。

（原载《湖南文学》2023年第10期）

谢宗玉，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毛泽东文学院管理处主任。著有《老爸，我想把这个世界整明白》《独自远行》《末日解剖》《与子书》《时光的盛宴》《涂满阳光的村事》等16部文学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