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婶酿的拖缸酒

文/陈林静

年前，二婶专门来县城，给我送了20斤她酿的拖缸酒。那天很冷，二婶的脸冻得红扑扑的，但笑呵呵的。

二婶是我的堂婶，比我二叔矮了一个头。二叔家与我家共一个堂屋，我家在右边厢房，二叔家在堂屋的最里面，就三间房。大叔大婶住最里面那一间，二叔和三叔住一间，他娘住一间。做饭吃饭都在堂屋里。

我们所在的村子是一个典型的小山村，两面大山，紧紧地夹裹住村子，不多的田地就散落在山脚狭长的地段。一条灌溉和生活两用的小溪，弯弯曲曲地绕村而过。自然，村子很穷。而二叔家五个嘴巴吃饭，生产队分的那一点粮食远远不够吃，因此二叔三叔就常常去秋收后的地里，翻寻遗落的红薯。我们后山上有一种叫金刚藤的植物，根茎粗大很坚硬，可以晒干后碾成粉子，与红薯一块煮了当饭吃。二叔就经常去挖这些东西。我家条件稍好一点。父亲在县里工作，多少有一点点生活来源。但也好不到哪去。毕竟，上有爷爷奶奶，下有我们兄弟姊妹七个。我六岁那年，二叔二婶结婚，婚房就是他与三叔那间房子。三叔搬到我家牛栏屋楼上居住，在楼板上铺了一层稻草当床，楼下就关着两头猪。二叔结婚时穿的衣服，其实是我父亲的。我母亲把养了一年的猪卖了，凑了几十块钱，借给二叔办酒。二叔买了些猪肉、鱼，还有白豆腐，在堂屋里摆了三桌。

二婶进屋后，二叔家又多了一个人吃饭，生活更困难了。二叔每天在生产队收工后就去山上砍柴，砍的全部是野杂木，一根根的，很好烧。逢一四七赶集，二叔就挑两担，去五里多远的市场——我们叫闹子——去卖。二叔很吃得苦，先把一担柴挑一截路，然后放下，再打倒回去挑另一担，挑一程后放下，又返回去挑原来那一担，如此轮换着，把两担柴挑到闹子上。运气好的时候，两担柴很快卖掉。卖不掉的时候，二叔就找个熟人，把柴放在熟人的屋檐下。

我爷爷奶奶还有我母亲心都很善，那时候常常接济二叔。二婶生孩子的时候，母亲把藏起来舍不得给我们吃的红糖全给了二婶。母亲还提前酿了一小缸糊酿酒，甜蜜蜜的，端过去给二叔，叮嘱二婶每天喝一两勺，说刚生孩子体虚，要补一补。我看到二婶的眼泪一下就流了出来。母亲说别哭，月子婆不能哭的。二婶噙着泪水，使劲点了点头。

后来分田到户，二叔家分了五亩多水田，还有三块旱地。二叔二婶早出晚归，把田地侍弄得很好。即使收割二季稻后，二叔二婶也不让田地荒芜，种上萝卜、白菜、莴笋，春节前卖了，换回一些过年的物质。

那时二婶跟我母亲学会了酿酒。酿拖缸酒是要技术的。糯米头天用水浸泡一晚上，上蒸锅蒸透，然后淋上井水，冷却后倒入簸箕里，撒上酒饼药拌匀。酒饼药很关键，必须用山上的野蓼草等植物发酵做成的才好，来酒才快，才甜。我母亲带二婶上山，手把手地教会了二婶采酒饼药，教会了二婶做酒饼和酿拖缸酒。

糯米饭撒入酒饼药，仔细地拌好后，就盛进一个粗瓦缸里，压实，中间掏一个圆圆的洞，酒渗出来，汇聚到这个洞里。如果气温低，还要用棉被紧紧地把缸包住，然后放在火炉边暖着。两三天后就来酒了，那酒，甜蜜了。这是糊酿酒，也是母酒。这时候二婶会盛一碗过来，给我爷爷奶奶和我母亲尝尝。然后倒入四五十斤红薯烧酒，与糊酿酒一起勾兑，进行二次发酵。大约两三天后就成了拖缸酒。初酿出来的拖缸酒有点浑浊，放置几天后才清澈，偏浅黄色。如果放置得再久一点，会转为一种浅浅的翠绿色。这酒甜、绵，很好下口，后劲很足。

后来我参加了工作，我们家也陆续都来到了县城，难得回去。田地都交给二叔二婶打理。隔一阵子，二叔二婶就会来城里一趟。我们这地方管进城叫出街，每次二叔二婶出街的时候，都会给我们带些东西，如土鸡蛋、红薯。早几年，我们村享受了国家移民政策，水泥路修进了村，二叔二婶建了一栋红砖房，国家补贴了一万元。搬家那天，我专门回去吃了酒，放了一挂3000响的鞭炮。虽然我爷爷奶奶和父母亲都去世了，但二叔二婶仍然每年春节前都会酿一缸拖缸酒，专门给我送过来。

大年三十那天，我喝了二婶给我的拖缸酒，好甜，好甜。

陈林静，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著有散文集《泊在河里的村庄》。现为道县政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