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仁湘/摄

西坡种竹怀古

文/梁瑞郴

一

文人本爱竹，但杜甫却有 “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之诗，对竹的憎恨，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我乡间营一小庐，栽桂花蜡梅松柏楠木红豆杉若干，又兼栽桃李枇杷杨梅石榴柚子等果木数株。此后每日观赏，便有几分志得意满、踌躇满志的神气。

突一日，绕屋三周，方见西向一面坡，乱石，松土，杂花，长茅，陡峭而坷坎。遇雨，则泥沙俱下，沟壑纵横，疙疙瘩瘩，便自然想起东坡“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语，禁不住就有了几分自责。余忝列文人之列，想来就有些惭愧，居然忘了竹君？岁寒三友者，唯置竹于家园之外，在心中就自然将自己狠狠掴了几掌。西坡，乱石成岗，如栽竹成林，既固坡成砥，又成一片具有文人气象的风景，岂不美哉？

邻家有不喜竹者，劝我打消此念。言，竹为疯长之物，一旦扎根，则盘根错节，四野蔓延，到处乱窜，他日若是成了气候，会给你增加烦恼，不但不成风景，反而欲除而不能。

我喜竹，几近偏爱。少时家乡多竹，尤多密密匝匝毛竹，家乡为便江的右岸，即便是喀斯特地貌的山岭，也漫山漫壑，翠竹万顷。清明前后，春花乱飞，竹笋拔节，当是时，我等一众少年，便结伴进山，猫入竹林，匍匐前行，以鹰隼之眼，猕猴之臂，搜索扫荡，将小竹笋揽入囊中。大半日工夫，总能俘获数十斤小笋。那便是我少时的大欢乐。

归来，饥肠辘辘，人困马乏，然见满筐满篓的竹笋，便眼放光芒，喜不自禁。

剥笋为一件快乐之事，先揉碎笋尖，再撕裂笋嘴之壳，再以食指缠住笋壳，然后一路绞滚下来，鲜嫩笋体顷刻呈现眼前。

如有肥膘，炼油，鲜笋拍后成段，入锅翻炒，佐以大蒜、辣椒粉、酱油，竹香四溢。稍黄，脆熟起锅，便是一道天赐美味。

竹之于我，已入眼、入口、入心，故我不听邻家劝阻，从南坡周家移来四株南竹，于初冬栽下。

翌年春生和气，万物吐绿，四野一派生机。每日里，我格外关注那几株南竹，盼有新笋破土。突一日，见土有裂隙，笋芽乍冒，心中暗喜，好像这新生命是自己所孕，便心生爱意，久久凝视而不舍离去。

又一日，又一破土之芽拱出，不几日便长出黑褐色笋尖，又恰好遇上春雨的滋润，几天便扶摇而上，亭亭玉立了。

但此后数日，便无消息。栽了四株，发了两枝，问移竹栽种的周爹，周爹端详一会，说，两株母的发了，公的没发。我说何不全栽母的，他笑言，没有公的也不行。我愕然，见他狡黠的笑脸，便知道是诳我。转而一想，竹为速生快发之物，有这两株 ，便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成林之时，保不准要大举砍伐？

二

又一年，春风拂面，乍寒见暖。春雨飘飘洒洒下了一夜，次日，便见春笋破土，前呼后拥，嫩芽初出，坡上点缀成棋盘。不几日，便葱茏一片，那拔节的声音此起彼伏，在春风的摇曳中，清脆而响亮，比“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更显春之昂扬。突然就想起杜甫的恨竹之句，大诗人如此咬牙切齿，断不会是纯粹针对自然界状况，想必是借物喻人，另有一番隐喻。松竹梅本为岁寒三友，向来被人赞颂有加，更无诋毁之言。杜甫也曾对竹礼赞。“绿竹半含箨，新梢才出墙。色侵书帙晚，阴过酒樽凉。雨洗娟娟净，风吹细细香。但令无剪伐，会见拂云长。”这是镇守四川的剑南节度使严武举行家宴，作为座上客的杜甫，在青青客舍、醇醇酒香中，见新竹吐春、微雨含翠、不由得诗兴大发，借物寄情。表面写竹之清纯，实在寓严武高洁之人格，春雨之政风，治下之安详。

史载：杜甫在回乡省亲之际，半途之中，天降噩耗，安禄山、史思明叛乱，直驱长安，突发史称的“安史之乱”。风云突变，杜甫也不幸卷入其中，成为大逃亡的难民之一，此时的杜甫虽不到“老病有孤舟”的境地，但44岁的他，已形容枯槁，老态毕现。携妻扶子，已力不从心，逃亡路上，曾陷于沼泽泥泞之中，幸得侄儿王砅不见了杜甫之后，反身骑行数十里搜寻，方救得老杜一命。

安史之乱，在盛唐的天空，不啻一声巨响的惊雷，直惊得大唐王朝山河破碎，魄散魂飞。承平已久的皇帝，被猛然一击，惊恐万状，那个“从此君王不早朝”的玄宗，带着让“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以及一众官员，仓皇出逃，一路西奔。这个活生生的“榜样”，为混乱的大逃亡拉开了序幕，庙堂和江湖，顷刻间煮成一锅乱粥。杜甫就是被裹挟在这逃亡的大军中，成为离乱的丧家之犬。

屋漏偏逢连夜雨，命运弄人，祸不单行，祸福定律还真是被许多历史事实证实。诗人在颠沛流离的逃亡中，虽留下了“三吏”“三别”《春望》《北征》《洗兵马》《悲陈陶》《悲青坂》等优秀诗篇，但不幸的是，他最终没有逃过蒙难一劫，在逃亡途中被叛军所俘。这可是有性命之虞的一劫呀！但天怜诗人，想来有些意思，这原本是一场命悬一线的遭遇，但却出现了反转。这就令我们不得不相信命运。这被俘的队伍里，有杜甫的至交好友郑虔，这是一位心思缜密的官员，两人一拍即合，他们共同密谋出逃计划，而且有效实施。

当然，实施这场出逃，有两个先决条件，而杜甫都具备了。

一是身份没有暴露，杜甫对此隐秘得非常好。他在被叛军抓住的九个月里，始终缄口莫言，又因杜甫是职位非常低的官吏，也未被叛军放在眼里，并未送去洛阳出任伪职，这些因素的叠加，让杜甫在长安的九个月里能精心谋划，且保住了名节上没有任何污点。当是时，在安禄山、史思明叛军的威逼利诱下，许多官员倒戈，出任伪职，其中官拜吏部郎中、给事中的王维，便出任伪职，在名节上有了污点。庆幸的是，杜甫被俘之后，行动上仍有自由，这就为他的出逃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比从牢房出逃容易得多。

二是有坚定的信念。忠君，对李姓王朝的忠心，一直是杜甫的不二信念。故他在身陷敌营时，仍时时关心时局，企望朝廷收复失地，扫除叛军。他对战局进展、变化，总给予最密切的关注，《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便是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诗作，就连诗人自己，也称此诗为“生平第一快诗”。正是这种信念的支撑，使诗人出逃的决心坚定不移，直至成功！

三

杜甫出逃成功之后，其逃跑的路线，也是追随李姓王朝的脚步，由中原一路西下，辗转流离中逃往巴蜀成都。旧时四川，远非今日水陆空立体交通。李白有《蜀道难》诗，可见其艰险，“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故巴蜀之地，是战乱中的最佳避险之地，自然相对安全。杜甫逃往四川，除山川形胜险要，追随李姓王朝脚步之外，另一更重要的原因是好友严武任四川剑南节度使，能让其在战乱之中有落脚之地，可以去饥寒之苦。杜甫入川之后，在严武的帮助下，将家小安顿于成都郊外。

严武与杜甫两家，史为世交，严武之父严挺之，杜甫祖父杜审言，同朝为官，是为好友。严武虽亦为诗人，但诗的才华远不及杜甫，杜甫大他14岁，故一向恃才傲物的严武对杜甫尊重有加，每到关键时刻，总给杜甫以无私援助。杜甫逃难入川，携家带小，生活颇为艰难，严武给予不少接济，并帮助杜甫在成都郊外盘得荒地一块，为诗人谋划未来的生活，并开始辟地以筑草堂，用以做栖身之处。草堂虽简陋寒酸，但毕竟有了遮风避雨之所，这对于离乱之人，已是莫大的慰藉。杜甫在草堂待了四年时间，过着相对安定的生活。国家不幸诗家幸，他在此得以潜心创作，完成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蜀相》《登高》《春夜喜雨》《枯棕》《江畔独步寻花》等一系列光辉的诗篇。尤其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不仅仅是李白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境界，他推己及人，舍己及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是何等情怀？怎样的境界？草堂虽陋，但却是中国文学的高地，诗圣的丰碑。在成都，颠沛流离的诗人也有了短暂的安宁，好友严武经常携酒带肉，呼朋唤友来看望杜甫，一时间，简陋的草堂却经常高朋满座，诗酒唱和，成就了一段文学史佳话。

《旧唐书》载，严武为能吏，在他的治下，即便是乱局中的川蜀，也局势相对稳定。他性格暴戾，在川蜀一言九鼎，同僚敢怒不敢言。但对杜甫却是例外，尊诗圣为菩萨，视友情为亲情，倾力相助，保留了文学的精华，让文学史的群山，高标出彩，异峰突起。

由此我想，当我们诵读人间好诗之际，不能不关注那些为旷世之作诞生提供外在条件的另一种力量。正是如严武这样的有识之士，用另一种方式，使中华文化的血脉代代赓续，伟大的文学经典薪火相传。

这也让我想起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在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中，许多艺术巨匠，都得到了经济巨鳄的支持，如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琪罗，他们精美绝伦的雕塑及绘画，如果没有美第奇家族的支持，便难以诞生，更不用说流传后世。这些催生伟大作品问世的力量，同样值得后人敬仰。

严武是官场的宠儿，他的仕途一帆风顺。他少小因家父荫调为太原府参军，其后一路升迁，33岁时已官至殿中侍御史，最后封为郑国公。他曾三次离蜀，三次入蜀。个中缘由，非二三言能说清楚。简言之，严武三次入蜀，皆因治乱。

公元762年，玄宗、肃宗父子相继去世，严武奉诏调往京尹监修玄宗、肃宗父子二人的陵寝。严武离开四川后，蜀中便大乱起来，剑南兵使徐知道便勾结邛州军占据西川，扼守剑阁，通往长安的道路堵塞。一个月后，兵马使徐知道与士兵发生矛盾 ，徐被部将所杀，叛乱方被平息。

严武这次离蜀，接任他的是高适，高适为著名边塞诗人，诗名甚高，但在官场却能力一般，他治蜀无方，面对川蜀内乱的局面，一筹莫展，束手无策。面对如此局势，朝廷只能派严武再次入蜀。

杜甫也在严武调离四川之后，离开草堂，四处漂泊，他有诗做了最明确的写照，“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严武此次临危受命，再次入蜀。杜甫此时携家正由梓州赴阆州，准备出峡，听说严武再度为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自然非常高兴。严武赴任之时，写信邀杜甫返蜀，而且明言，不要一门心思做“专业作家”，把自己局限于诗文写作中，而要谋一份职业，恳请他做自己的幕僚。此前，严武曾多次邀请杜甫谋一职位，在他帐下充当幕僚，均被杜甫谢绝，但这次老友相邀，言辞恳切，杜甫不好拒绝，收信之后，决定再次返回成都，并接受了严武的邀约，领一份正式的俸禄。故诗人在赴成都草堂途中，情绪甚好，作《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在杜甫的笔下，诗人一反世之对竹之美誉，举世皆赞而唯其赌咒，冠竹以恶名，并将其与青松对比。本来松竹梅为岁寒三友，这是人间共识，文人更是对此倾慕有加。杜甫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寓竹为“恶”，而对青松则赞赏有加，寓之为人格高尚、孤傲正直的贤者。那么，“恶竹”是指谁呢？

从写实的角度看，杜甫离开成都草堂时，曾亲手栽下四棵小松。从诗的表面看，是诗人寄望小松茁壮成长，而担心四处乱窜的竹子侵蚀新松。但前人从杜甫诗的写实中读出了松竹的寓意。杨伦在《杜诗镜铨》中认为此二句“兼寓扶善疾恶意”，清人沈德潜《唐诗别裁集》说“言外有扶君子、抑小人意”，这应是拨云见雾之见。

此二公之论为真知灼见，但仍免不了泛泛之谈，依杜甫诗作的写实风格，我以为，“新松”寓严武似可坐实。严武堪称一代年轻武杰，而且也有文名，《全唐诗》收其诗作六首，均为唐诗中的佳作。他三次出任剑南节度使，数次击破吐蕃，开疆拓土，为稳定西南，立下汗马功劳，30多岁，即被封为郑国公。

“恶竹”，泛指群小，似可说通。但联系当时的四川形势，严武一旦离开成都，则出现兵马使徐知道的叛乱。徐知道此人，岂不是“恶竹”？诗人在这里，鲜明表达了对“新松”严武的礼赞和对“恶竹”徐知道的憎恨。

四

久远的历史，的确是烟云密布，但一切缜密的考证，在蛛丝马迹之间，是可以寻觅到更接近历史的真实的。

“恶竹”毕竟是孤例，而且是杜甫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独有感叹，自然不能代表人们对竹的普遍审美！

世间多流传东坡的“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而杜甫的“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则几乎无人应和。想想，竹还是可爱之物，无论是虚怀若谷、磊磊有节的品格，还是亭亭玉立、迎风摇曳的风姿，堪为内外兼修，有君子之品、玉人之姿，难怪历代文人雅士视之为友。东坡算是文人中爱竹的“竹痴”，在“食肉”与“居竹”二者之间，他宁可舍肉而取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他在《墨君堂记》中说：“世之能寒燠人者，其气焰亦未至若雪霜风雨之切于肌肤也，而士鲜不以为欣戚丧其所守。自植物而言之，四时之变亦大矣，而君独不顾。”“风雪凌厉，以观其操，崖石荦确，以致其节。得志，遂茂而不骄；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群居不侍，独立不惧。”道出了东坡爱竹的根本缘由，其节其操其品其格，不正是东坡自己的写照吗？“高人必爱竹”，在中国文人的长廊中，爱竹之士，咏竹之诗，唱竹之曲，与竹为伴者，真可谓不胜枚举。竹无俗韵，是千百年来正人君子、高人雅士追求的情趣。

“恶竹”，是杜甫的发现，几乎是文学史上的孤例，诗人赋予它的是群小的形象，挞伐有加，虽然翻遍文学史几乎无人应答，但我仍然以为诗人的眼光是锐利的，他捕捉到竹的另一种潜在的本质。它盘根错节，密布于暗处，在相互的勾结中，杀伐百木，一旦得势，则成燎原之势，整个山林几乎只有这“群小”的天下。

这难道不是一种有益的暗示和提醒？在众声喧哗之中，有时听到一种不同的声音，防患于未然，未尝不是好事。

这时想想邻家之言，还真觉得说得有几分道理。起初我还觉得邻家不解风情，不懂文人的情怀，从杜诗想开去，方觉出“忠言逆耳”，任何事情，不可独听，兼听则明！

西坡已有半坡竹林，我凝视这迎风摇曳的竹篁，想象着半坡风景——当年我之种竹之梦想，明年将会变成满坡美丽，心中的窃喜油然而生。但此时，仿佛有一种警醒的声音，从天际而来，结结实实落在坡上，我从窃喜中生出几分忧郁，我几乎听得见那半坡竹的根系，在暗地里拔节蔓延，不由得心中一紧，明年春笋破土之时，是不是应该及时除去多余的竹笋，以预防它的疯长之势，为这片竹林，保留草木互生的环境，为这梦想的美丽风景，真正成为心中的绿地，以避“美竹”成为“恶竹”，将诗意真正留在西坡！

梁瑞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创一级，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现为湖南省散文学会会长，湖南省作协名誉主席。著有报告文学集《一万个昼与夜》，散文集《雾谷》《秦时水》《华夏英杰》《欧行散记》等。散文《远逝的歌声》获中国作家协会和煤炭部第二届乌金奖，《雾谷》获全国副刊优秀作品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