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顶

文/张雄文

一

父亲吃过早饭，带上门出去时，我还在床上。

我其实早醒了，赖着不肯起来而已。窗外凉风习习而入，又是一个惬意的清晨。我家所在的煤矿家属区蹲踞山顶，与山脚矿井入口、村庄、田野、小溪，还有通往市区的公路都相距甚远。山脚矿区长年黑蒙蒙的，染了厚厚一层煤灰，山上家属区却鲜有黑煤飘来，还算干净。从山下某处远远望上来，数十栋多半七层的灰白水泥家属楼参差错落，随起伏的山势耸入云端，蔚为壮观，颇有都市气象。若是外地陌生人猝然闯入，必定误以为是某个闹市一角。其实，这里离冷水江市街上有10来里路，天气晴好时可远远相望，却隔着许多山丘、田垄和院落。矿工和家属们住在山顶的好处是，“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隔绝了乡间鸡犬的嘈杂与街市人车的喧腾。

山上其实也有聒噪之声。每栋家属楼之间或屋宇侧畔，种了不少香樟、梧桐等绿化树，间或也有家属们在树下开垦的菜畦，或宽或窄，像山下农家一样种上了辣椒、茄子、苦瓜、丝瓜等菜蔬。几年下来，绿化树早已蔚然成林，枝叶繁茂。我家窗外便有一排挨挤的梧桐，惹来雀鸟们欢快盘桓枝叶间，早晨更是叽叽喳喳，闹个不止。我却不以为聒噪，反觉更清幽了。从外地大学回来过暑假，每个清晨，我醒来后都喜欢赖床上良久，听鸟儿们嬉戏，听母亲在厨房弹奏锅碗瓢盆的忙碌，听父亲和弟妹们在客厅兼餐厅吸食面条的声响。两室一厅约60平方米的家很有些逼仄，属典型的蜗居，温馨却浩漫无边，无声在晨间飘荡、弥散，像窗外缓缓漫开的乳雾，令久违的我沉醉不已。

家中几个弟妹，小弟和妹妹早出门疯去了，大弟尚未下班。大弟是井下采煤队的矿工，需三班倒，这些天上零点班，晚间12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说起来颇惭愧，大弟小我近两岁，已上班好几年，挣工资贴补家里，我却还在念书花钱。大年三十晚上，是大弟给我和其他弟妹压岁钱，尽管只有5块或10块。他初中毕业那年，才16岁多一点，没能继续升学，主动提出下井当矿工。担心年龄不够，矿上不收，他冒用了我的名字去招工。父亲是矿上福利队队长，过几年就退休了，工资不高，母亲则是没有工作的家属。我和两个弟妹要读书，还有一大家子的吃穿用度全靠父亲微薄的薪水。因而大弟偷梁换柱，成功被招上时，父母都有些欣喜。

大弟天分不错，1988年全家农转非，搬到矿山前，他在老家麻溪村小读书，常是班上第一名，后来以全乡第一的成绩被市区重点初中冷水江市七中录取，也是全乡的唯一。这些荣耀，我都从未有过。全家到矿山后，除了我在一所高中念书照常外，弟妹们都从老家转到了矿山新办的子弟学校。学校老师也是刚分来的青年居多，老成点的又是早年的民办教师转公或者普通职工转行，教学水平很一般，子弟学校的学习风气也不大浓，大弟的成绩便像中箭的飞鸟直线滑落。家里供不起四个孩子同时上学，更没一笔余钱给他交自费性质的费用上高中，于是，他最终与升学无缘。

二

“砰——”客厅忽然一声闷响，紧跟又是“哗——”隔着卧室门，我知道前者是客厅门打开又重重关上，后者则有些疑惑。“啊？怎么了？”母亲的惊呼声和急促脚步声随即猝然传来。

我翻身而起，顾不上套外衣外裤，猛拉开卧室门，瞬间呆住了：外出不久的父亲回了家里，瘫坐门后地上；他双手抱头，无声啜泣，半白头发分明随全身肌肉在抖动，仿佛秋风里的一丛枯草。母亲焦急扶着他，连问怎么了。父亲好一会儿才松开双手，满脸悲怆，像纸张一般苍白，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我从未见过父亲这般模样。他在儿女、亲戚乃至全村老小眼中，一直是身材高大、声若洪钟，行事威猛果断，说一不二的形象。他读书不多，才高小毕业，因家里穷，姊妹们也就是我的姑姑又多，便早早辍学了。全家还在老家时，一次父亲从矿上歇假回来，请木匠做了一对尿桶。上桐油前，他忽然来了兴致，找来毛笔想写上“尿桶”二字，却左思右想记不起“尿”字如何写了，便问一旁的我。我才读五年级，也弄不明白，说就写“水桶”嘛。他嘿嘿笑了，最后只写了个“桶”字。

尽管如此，父亲却是村里为数不多因机缘凑巧得以被招到煤矿，吃上国家粮的人之一。外出日子久了，又喜欢读书报，他见多识广，能言善道，为人又豪爽，在村里颇有威望。邻里间有了龃龉争吵，常请他去调解。他去后，三言两语，刀发水断，便让双方心服口服，息了纷争。几个姑姑在婆家闹了矛盾，受了欺负，托人给父亲捎个话。父亲一到，不怒自威地往堂屋凛凛一站，不管是姑父还是婆家其他人便先怯了几分。了解事情原委后，父亲又是三言两语，柔里带刚，姑父或者婆家人便开始道歉了。父亲也不护短，姑姑们有错的地方，父亲也一样当面批评。姑姑们因此有事也不敢随便请他去，除非实在受了莫大委屈。

父亲一生刚硬好强，从不畏难惧事，也不许儿女有丝毫懦弱表现。有一天，我随母亲去家附近田埂下的菜地。母亲挑了满满一担粪水，下坡时脚一滑，摔在了坡下稻田里，两只粪桶跟着骨碌滚下，粪水洒了她一身。坡并不高，母亲人没事，就是浑身臭烘烘的。跟着母亲回来，我哭哭啼啼到隔壁找到正和邻居谈事的父亲，带着哭腔嗫嚅着，说了母亲的事。父亲眉头一皱，吼道：“哭什么！人不是没事么？”吼完，见我不再抽泣，才撇下我，匆匆往家里赶去。

“到底怎么了？”母亲晃着父亲的肩膀，又费力地想扶他起来。我也忙上前搀父亲，他身材壮硕，此时又似一摊稀泥，根本搀不起来。

“井下零点班出事了！”好一阵，父亲终于哽咽出了声，却像一声霹雳，震荡了整个屋子。母亲一声哀嚎，也迅疾瘫软下去。零点班正是大弟的班，难怪往常这时早到家的他还不见踪影，我一时也蒙了。

煤矿曾是我心中的乐土。父亲在矿山上班，不用脸朝黄土背朝天下地种田，是我家的荣耀，也是村里人羡慕我家的缘由。父亲当了一辈子工人，先是机电工，后来又到了福利队，都不用在井下挖煤，算是好工种，我们也就不曾感受过矿山隐伏的危险。儿时听说矿上有事故，我根本不懂其利害，父亲也从不提这些事。邻居们有时好奇打听，他多半只淡然说几句。

八九岁时的暑假里，我时常跟父亲到矿山住些日子，感觉进了向往多时的城里，开心不已。每个早晨，食堂有油条、包子、馒头和豆浆，这在乡间难得一见，更不用说吃过；中午和晚上，则有辣椒炒肉、炒鸭蛋等十几个菜可选，都是不曾见过的品种和式样。每每路过食堂，便有诱人的香味直逼而来，盘旋在口鼻乃至肺腑，令我久久踟蹰、沉迷。父亲每月薪水才十八块，但每天也尽量换着花样给我打一两份菜，笑眯眯地看着在我极短时间内将四两米饭扫个精光。上午九点后，会有专车将冰棒雪糕从远处送来，工人们都发了免费领取的票。父亲的票自然归我，此外，他几个要好的同事也将票给了我，厚厚一大沓被我小心压在凉席底下。我每天准时飞奔下楼，用票换十来支牛奶雪糕，也不急着吃，而是融化在一张大搪瓷碗里，偶尔才美滋滋喝上几口。十天半个月后回家，奶奶玩笑说，我和大弟都胖了。我胖，是因为喝了牛奶雪糕；没去矿山的大弟也胖，奶奶的意思是好久没挨我欺负了。

全家搬到矿山后，我才知道，井下每一两年都有或死或伤的事故发生，有时一年便有两起。死者被抬到家属区最偏僻的角落——专为矿难事故而建的简陋停尸房，停个一两天，便又在一串鞭炮声里，草草运回乡下老家去了。平日里，我若偶然经过停尸房，天空虽有炫目的阳光，身边有同行伙伴，但依然感到那里阴气森森，一股凉气瞬间也会在脊背漫涌。我渐渐明白，煤矿并非我儿时所想象的乐土。在旧中国，曾有“当兵的是死了没埋，挖煤的是埋了没死”的说法；新中国成立后，矿工像其他工人一样，地位得以跨越式提高，安全措施也日渐完善，但仍隐伏“水、火、瓦斯、煤尘、顶板”五大灾患，仿佛暗夜里蛰伏的一只只饿狼，随时都可能猛扑过来咬矿工们一口。矿工常年在井下，多半会得尘肺病。这种病，会让肺部在不知不觉中渐渐纤维化，犯病时不能躺下，老矿工戏称是“唯一没有躺着死的权利的病”。

大弟下井采煤，回家后极少说他的工作。我只是从家属区的某处宣传栏里，才大概知晓采煤是怎么回事：基本工序分为“破、装、运”，“破”是把煤炭从地下整体煤层中破落下来，“装”是把破落下来的煤炭装入采场中的运输工具内，“运”则是将煤炭运出采场。无论那种工序，都是重体力活，一干就得八个小时，而且没有阳光与星月，只有头上那盏矿灯微弱的光亮相伴。但我从未见大弟下班后有疲惫的模样，也从无厌弃的神情，除了洗澡后脸庞依旧有点黑。每到出门上班前，父母都要再三叮嘱，注意安全！他总随口答应着，哼着小调一阵风似的走了。日子一久，我原有的担心渐渐消隐，觉得采煤工与别的地面工作没什么两样，何况大弟十分机警灵泛，儿时便被村里人起了外号叫“活宝”与“猴子”，那些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悲剧，绝不会落到他头上的。

没想到，大弟还是出事了！我的鼻子蓦地一酸：他顶着我的名字去上班，出事的原本应该是我！

三

母亲第二声哀号又起，声音更为凄厉，直透门窗时，父亲倒清醒起来，急忙制止说：“小点声！还不知道具体情况。”他是担心楼上楼下的邻居听到。随后，他说，刚出门到家属区菜市场，听大家都在谈论，零点班出了冒顶事故，死了好几个，矿里正在紧急组织救援。

一丝希冀之光突然照在头顶：一个零点班大概30人，还没确定有大弟，那他就有没事的可能。但须臾间，希冀又仿若暗夜火花一样黯淡下去，我的心沉重起来。井下死了好几个，一定是罕见的大冒顶。我没去过黑魆魆的井下，不过知道矿工们是在有支架支撑的工作面采煤，一步步移向更深处。采场控顶面积渐渐增大，若支架对顶板的总支撑力不能与维持顶板稳定下沉的要求相适应，顶板上厚重煤层就会骤然塌下来，也就是冒顶。冒顶之下，埋头干活的矿工们瞬间便会被煤炭掩埋，而且前后通道被堵死，无处可躲。侥幸不在坍塌层正下方的人，才有可能逃过一劫，至多受伤，不过也需地面救援行动迅速，否则也难逃空气耗尽后的劫数。理论上，矿工们下井前，都被反复要求随时注意工作面每个细微处的变化，各种安全措施也很到位，但意外总是防不胜防，往往在神经稍放松的某个时刻突然降临。

“我去井口看看。”父母都因悲切而瘫软，我忽然觉得自己长大了，肩上有了一份责任，得去井口打探确切的消息。说着，丢下泪眼摩挲的他们出了门。

太阳早爬过了山顶，矿区所在的山脚依旧盘桓着偌大阴影，虽是盛夏，我却分明感觉四野奔涌一股寒气。几栋办公或存放材料、物资的楼屋默然而横，墙壁、门窗、玻璃一律灰头土脸。办公楼大门两边残存的春联也积了一层乌黑煤灰，像刚下班矿工的面容。空地上，污水横流，四处散落着木料、煤炭。绕矿区而过的连溪河，泛着黑水，呜咽有声，顺山脚跌跌撞撞，淌向远处的资江。矿井入口外，早聚了许多人，除了矿领导、职工、救援者，更多的是老老少少的家属。他们或站或蹲，脸上堆满焦急，几个中年女人不时抹着眼泪。几辆救护车蹲在一旁，车顶不停闪烁红蓝光束，又在矿区灰暗底色上徒增了一层紧张。整个矿区仿佛被巨大悲切紧锁着，坠入了暗黑无边的枯井。

我找了个无人的角落，默默等待着，偶尔朝矿井口望望。井口黑黢黢的，寂然洞开，像蟒蛇张着的阴森大口。救援队伍早进去了，一直无人返回。我知道，经过多年的开采，采煤工作面已延伸到十几里甚或几十里外，照地上距离，早翻过数不清的山头了。救援队员需要挖开堵塞井巷的坍塌层，清出紧急通道，救出被困矿工，再细细搜寻遇难者，非短时间内能做到。不过，既已知零点班矿工并非全部遇难，那么救援通道必定已打通，或许，这时正在搜索遇难者了。

一阵凉风扫过，我又打了个与季节不符的寒战，心中哀戚再度上涌。抬头望了望似乎也沾染了煤灰的天空，我不禁一遍遍祈祷上苍护佑大弟无事，甚至想，若他能平安归来，即便要我中断大学学业乃至突遭不幸也无妨。

我面容忧戚，胡乱想着，站了蹲，蹲了站。不知过了多久，眼前的人群忽然骚动起来。我定睛一望，一队人马正从井口出来，忙也跟着人群挤过去。出来的人都穿着劳动布工装，戴了矿帽，全身上下满是黑煤，只有睁开的双眼露一丝丝白色。与他们相比，《水浒传》里因肤色如黑炭而被称为黑旋风的李逵根本排不上号。他们并非空手空脚，而是几人一组抬着担架，没抬的人也搭把手扶着。担架上躺着的人，便是事故的不幸者。

哀嚎声骤然而起，几个家属瘫倒在地，他们确认了自己的亲人遇难。另一副担架出来，相似的一幕又重演一遍。矿区一时陷入了悲痛恣肆的洪流中。我心揪得紧紧的，盯着每副担架上遇难者的脸。

偶一抬头，见一个抬担架的人酷似大弟，但戴了黑乎乎的矿帽，满脸黑似包公，无法确认。我忙上前几步细看，果真是他！他根本不看我，而是肃然抬着他的同事，向救护车匆匆走去。似乎有块千钧巨石在心底遽然熔化、消失，我无比轻松起来，再也顾不上找大弟说话，返身向家的方向走去。转身的瞬间，我见到了父母站在人群中掩面而泣。我竟不知他们什么时候也来了，而且也看到了大弟的身影……

四

多年过去，大弟依旧在煤矿工作。他先是考上了煤矿团委书记的岗位，离开了采煤队，后来还逐级提升，当上了矿长。煤矿生产条件也早有了不可同日而语的完善：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不时增设，机械化、自动化、现代化程度日益提高。煤矿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也更为健全。这些年来，矿难事故也愈来愈少，我早不用为大弟担惊受怕了。

然而，那一次刻骨铭心的冒顶记忆，却常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浮上心头，令我神情端肃，深深感恩命运，也由衷敬畏生命……

张雄文，中国作协会员、湖南省作协全委、湖南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株洲市作协主席。先后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北京文学》等报刊发表百余万字，多次被《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转载，出版《无冕元帅》《雪峰山的黎明》《潮卷南》《燕啄红土地》等13部书。曾获山西省五个一工程奖、第八届冰心散文奖、第四届四川散文奖等多种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