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聂茂 著/团结出版社/2024年6月

文/张明 何宇轩

近日，由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中南大学、作家出版社、中国小说学会、湖南省作家协会联合主办，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研究中心（中南大学）、湖南省新时代文艺研究中心中南大学基地、中南大学人文学院共同承办的“长篇历史小说《王船山》研讨会”在中南大学召开。省内外的知名评论家、高校学者与期刊主编等60余人参会。此次研讨会的召开，进一步从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的辩证法、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阐发和“人的文学”的时代共同体探寻等诸多学理层面上，深化了聂茂小说《王船山》在湖湘文化的现代诠释与历史文脉的创造性赓续两个方面的文学价值与现实意义。

历史叙事的考古和文学想象的飞扬

对于历史小说的创作而言，如何真实地还原历史、如何填充历史的皱褶，又如何处理史实与虚构的关系，是摆在作家面前的首要难题。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湖南大学教授谭桂林指出，从现代文学的传统来看，历史小说有“博考文献、言必有据”和“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两大创作类别，小说《王船山》的历史叙事虽属于前者，但并未简单局限在解释文献和确定文献的真伪以及表现价值方面，而是依靠作家的知识素养和理性认知，使历史与文献这样一种无生气的材料，重新获得对过去事情的新鲜感，即用自己的思想去照亮历史原始的资料。

教育部长江学者、暨南大学教授贺仲明强调，这部作品的内容涉及身处动荡时代的战乱、仕宦、求学、家庭等多个方面，聂茂运用大量翔实的历史资料，尽最大可能还原明末清初的时空语境，非常难得。中南大学网络文学研究院院长、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欧阳友权认为，历史小说创作讲究“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作者遵从史料史实，让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和重要事件均有据可查、有史可依，有些虚构的人物和故事也十分出彩。

《新华文摘》编审陈汉萍认为，《王船山》作为学者小说、学问家小说，力图重回历史断裂的时代场域之内，通过让历史人物自身来说话的叙述方式，在深层次上构建起一种文化记忆的情感认同。《南方文坛》副主编曾攀指出，聂茂《王船山》的创作无疑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方法论上的路径。《当代作家文学评论》主编、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韩春燕从“历史如何变成小说”谈起，认为聂茂在大量史料爬梳的基础上，将粗疏的骨骼脉络丰盈成为血肉饱满的历史现场，显示出不凡的创作功力、文学想象力和个人才能。《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执行主编崔庆蕾认为，聂茂圆满处理了“历史的实”和“小说的虚”的关系，使得作品一方面能看到历史叙事的厚重，另一方面又充分发挥想象力，创造出不同于历史学的“新编演义”。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肖百容教授从重审中西小说在虚构性与纪实性上的价值取向差异出发，认为小说《王船山》取材于史料而又“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的书写方式，应当归属为“历史文化”小说一类。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院长罗宗宇教授强调，《王船山》是一部“学者型+才子型”历史小说，为读者勾绘出一幅绚烂宏伟、格调不凡的景致，充满了浓郁的历史韵味。湘潭大学期刊社社长王洁群教授表示，无论立足于何种标准定位这部作品，都不可否认《王船山》是一部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小说，历史空白的断裂处被鲜活的细节填满，让阅读者仿佛重回遥远历史的现场、人文精神的现场以及船山生命的现场。

湖湘文化的现代诠释和文学再现

如果说《王船山》中的知识性叙事是小说的“历史本事”通俗传播，那么聂茂在《王船山》的创作中还将这种“历史本事”进一步深入到“文化寻根”的层面，让读者在获取陌生化的本事知识的同时，更能对明末清初王夫之所代表的湖湘文化精神的复活性有所理解。

谭桂林从史学流变的角度指出，聂茂《王船山》的写作在湖南当代文学是标志性的事件，一是弘扬新文学中致敬乡贤的文化传统，增强文化的根基血脉和创造力；二是弘扬了湖南文学中的历史写作传统，见证了湖南历史写作的纪念碑式的传统；三是弘扬了中国文学传统的启蒙精神。

陈汉萍认为，聂茂的小说《王船山》接续湖湘文化乃至中华文化，为文化续命的理想积淀在他的文本表达之中。贺仲明指出，《王船山》所表达的实际上是强烈的现代精神，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蓬勃发展的迫切需要，又是湖湘文化入世精神和人文伦理在代际传承下的充分掘发。

罗宗宇谈到，《王船山》折射出作者对乡邦先贤的崇敬之心。曾攀强调，聂茂以个人寄托式的《王船山》写作，复活了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舍生取义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换。崔庆蕾认为，小说《王船山》打开了更为丰富面向的历史，既有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又有独特地方性的文化史，更有恢弘框架和整体气象的大历史。韩春燕认为，《王船山》不仅仅是一部小说，更是一部关于历史和文化的启示录。

谭桂林指出，《王船山》中有关欧阳霖和传教士唐西望合力“废除旧历、布行新历”的现代化事件书写，以深刻的洞察力涉及这一文化习俗的革新，使作品具有了难能可贵的世界品格。

“人的主体性”心灵探寻的生命诗学

与会专家一致肯定，聂茂进行的是有难度的写作，是自我超越的文学挑战。罗宗宇认为，小说《王船山》以时间纪年联结起参加科举、岳麓求学、保卫衡阳、南岳起兵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呈现思想如何形成、人格如何建构的成长之路，寄寓悲怆性文化人格的深刻。崔庆蕾指出，聂茂通过深入挖掘王船山的内心世界，展现了儒家文化中那种生生不息、坚韧不拔的人格魅力。韩春燕认为，作者成功打破了“千人一面”的概念化窠臼，把人物内心的挣扎、冲突与裂变进行既合乎历史逻辑，也合乎人性逻辑的有机统一。肖百容强调，作者继承了文学史中关于“人”的经典书写，并将之与古代中国的现实生活无缝接入，小说铺陈开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

欧阳友权强调，这部历史小说成功的关键，在于对“传主”王船山人格精神的精准把握和生动描写，深化了明清之际士人形象的主体性建构，让读者看到国家倾覆、天下沦丧时仁人志士的胸襟气魄，即以中华文脉之光烛照出船山风骨。王洁群认为，这是一部具身性、有温度的小说，而非给人以单纯知识堆砌的“掉书袋”之感。聂茂将个体情感和生命意志投射到以王船山为代表的衡阳士子群体身上，使人在阅读过程中仿佛代入其中，理解大势不可违的孤寂、悲愤与无奈，进一步体察空余报国情的船山精神。

中南大学教授晏杰雄敏锐指出，《王船山》中人物都富有个性，琴心剑胆，血气上扬，具备了湖湘文化的“敢为人先”的性格，与其他文学作品中闭守书房耽于玄谈的书生形象不同，而是具有强烈的现实介入意识。陈汉萍认为，聂茂致力于描写人物思想活动的内在图景，《王船山》写出了乱世的知识分子，在血与火的“苦旅”之中，在百姓流离失所之中，依然坚守仁人志士、为民请命的精神，这恰恰是我们这个民族，永远能够在危难当中崛起的精神。

史诗性品格的审美艺术及其追求

贺仲明指出，四卷本的《王船山》所涉人物和事件众多，为了使错综复杂的情节和人物线索呈现出清晰的轨迹，聂茂使用“草蛇灰线”手法沟通脉络、衔接首尾，把文学性和可读性结合了起来。韩春燕认为，聂茂善于从传统文化当中汲取营养，小说《王船山》以时间为经，以人物和事件为纬，在结构艺术上体现了他对民族审美趣味精准的把握。崔庆蕾强调，小说《王船山》从显性文本上看是王船山的生命史，潜在的声音却是整个明末清初社会交替的思想史，传达出多重声音的美学。曾攀认为，小说《王船山》作为文史合一的创作文本，将庞杂的史料、纷繁的事件和众多的人物组织成架构浑圆的整体，蜗角之间作道场，寓时代风云于盈寸之幅。王洁群认为，《王船山》在结构布局上以个体生命的横截面为切入点，将王船山的人生呈现出圆形结构与流动的生态形态，是一种向传统美学回归的努力。

谭桂林指出，小说《王船山》在情节安排上，注重节奏和韵律的张弛有度。在描写重大历史事件时，则以紧张激烈的快节奏牵动人心，而在涉及王船山的日常生活时，则以静水深流的慢节奏细腻雕琢，使故事的讲述产生“随文而变”的层次性。欧阳友权表示，人物形象的建构，是通过王船山坎坷人生的曲折经历和血肉丰满的情节细节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的。罗宗宇强调，《王船山》中情节的发展遵循了因果逻辑和必然性，并在小说中得到了有力呈现。

晏杰雄指出，聂茂借鉴了古代传奇体“文备众体”的艺术体制，熔史才、诗笔、议论等多种文体元素于一体。同时区别于大多史诗型构建，复现了波谲云诡、云蒸霞蔚的古典文学场域，使王船山的个体形象与精神内蕴从中自然浮现出来。肖百容指出，在数字化生存的时代场域中，文学日渐受到媒介与读者力量的推动，具有不断变动游移的弹性，小说《王船山》这一“教授小说”品类或可成为未来文学的创作趋向之一。陈汉萍认为，《王船山》整部作品有接近一半左右的文言文，充满了“历史感”的语言。这种“拟古化”语言的运用，增加了小说文本还原历史气氛的历史语境。罗宗宇认为，作者的古文功底深厚，对多种叙事手法的驾驭稔熟于心。

文艺作品不是神秘灵感的产物，它的艺术性、思想性、价值取向总是通过文学家、艺术家对历史、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的把握来体现的。与以往一些对传统文化简单复刻或浅层次解读的作品相比，小说《王船山》以王船山的生平事迹和思想成就为线索，挥毫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展现了独特的深度与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