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内心深处那片永不枯竭的蓝海

——李立组诗《皇后镇的风儿有点甜》读后感

文/龙晓初

当大地成为文本，诗人即为读者

“文章是案头之山水，山水是地上之文章。”此语出自清代文人张潮《幽梦影》，寥寥数字，却道尽了中国古典文学与自然之间那层深邃而温润的精神联系。然而，在今日这个被算法切割、被流量裹挟的时代，我们是否还能听见山河低语？是否还愿以脚步丈量大地？是否仍相信一首诗可以唤醒沉睡的星空？

值得庆幸的是，诗人李立的存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确凿的答案。

我初识李立，并非因其声名显赫，亦非因某次文学盛典上的惊鸿一瞥，而是通过他近年来持续不断、近乎执拗地游历世界所留下的诗篇。这些作品如星子散落于南半球的海岸线、北境雪原的冰川之上、太平洋岛屿的密林深处，以及人类文明边缘地带那些尚未被过度阐释的风景之中。它们不是旅游手册式的轻描淡写，也不是地理志中的冷峻记录，而是一种深刻的“地理诗学”实践——一种将身体经验转化为精神图景、将空间位移升华为心灵迁徙的语言仪式。

因此，当我读完他的组诗《皇后镇的风儿有点甜》（共11首）后，心中涌起的第一个判断便是：李立是中国当代真正意义上的“行吟诗人”。

但这里的“行吟”，绝非对唐代孟浩然“骑驴觅句”式浪漫主义姿态的简单复刻，也不是贾岛般苦吟推敲的孤高清冷；它更接近一种现代性的存在方式——一个自觉选择“在路上”的生命个体，用行走对抗虚无，以抒情回应荒诞，在广袤天地间寻找自我归宿的同时，也重新定义了诗歌的功能与使命。

下面拟从四个维度展开评述：其一是李立作为“行吟诗人”的精神谱系建构；其二是其“地理诗学”的审美特征与哲学根基；其三是他对信仰、生死、人性等终极命题的诗意追问；其四是其语言风格中所蕴含的智性光辉与情感温度。在此基础上，我们将尝试回答一个问题：在一个日益技术化、虚拟化的时代，为什么我们需要像李立这样的诗人？

“行吟”的当代转型：从古典意象到生存实践

在中国传统诗学中，“行吟”从来不只是动作本身，而是一种高度象征化的精神姿态。屈原“行吟泽畔，颜色憔悴”，杜甫“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苏轼“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些诗句背后，皆隐含着士人阶层在政治失意或人生困顿时，借山水寄情、托天地自遣的文化心理机制。

换言之，古代“行吟”本质上是一种退守策略——当无法改变现实时，便转向内心世界寻求慰藉。它带有浓厚的避世色彩和道德洁癖。

而李立的“行吟”，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气质。他的行走不是逃避，而是主动出击；不是消极放逐，而是积极介入。他不回避世界的复杂性，反而迎难而上，深入异域文化腹地，直面生态危机、战争创伤、身份认同等现代性命题。他的诗中没有故作高深的玄思，也没有无病呻吟的哀叹，有的只是真实的身体感知、敏锐的情绪反应和朴素的价值立场。

没有阳光攻不破的冰雪与谎言

没有正义战不胜的阴谋和邪恶

这种典型的“及物抒情”——情感不悬浮于空中楼阁，而是牢牢扎根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正如他在《狩猎》一诗中写道：“我听见一种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急促，像是大海的心跳/又像是发自鹿，或者是我自己的内心。”此处的“心跳”既是生理体验，也是良知震颤，更是诗人与万物共鸣的生命律动。

由此可见，李立的“行吟”已超越了个人情绪宣泄的层面，上升为一种具有伦理指向的审美行为。他不再仅仅是个体情感的代言人，更是全球视野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见证者与传达者。

“地理诗学”的建构：空间如何塑造语言

如果说传统诗歌强调“情景交融”，那么李立的创作则进一步发展为“地情互渗”——即地理环境不仅影响诗人的情感表达，甚至直接参与诗歌意义的生成过程。

这种写作范式，我称之为“地理诗学”。

所谓“地理诗学”，并非指单纯描写山川地貌的“风景诗”，而是指诗人通过对特定地域的空间感知、文化理解与历史记忆的整合，构建出一套独特的认知框架与话语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每一座山峰、每一条河流、每一片草原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承载着多重象征意义的“文本”。

李立的诗正是如此。他笔下的“米尔福徳峡湾”“伊甸山”“瓦纳卡湖”等地点，早已不再是地图上的坐标点，而是被赋予了精神重量的文化地标。

以《去米尔福德峡湾的路上》为例：

镜湖不大，却可以装下整个南阿尔卑斯山

包括岩石、树木、啄羊鹦鹉、喜玛拉雅山羊

还有蓝天，需要修炼多久才拥有如此强大的雅量

这里，“镜湖”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湖泊，更是一个哲学意义上的“容器”——它象征着心灵的包容力与精神的澄明境界。诗人借此提出一个深刻问题：一个人要经历多少沉淀，才能像湖水一样平静地映照万象？

再看《伊甸山》：

把一个个高高隆起的错误，悉心改造

时间，是治愈一切伤口的灵丹妙药

在大自然自赎的神来之笔中，我们是唯一的败笔

这首诗将火山地貌与人类历史并置，揭示出自然具有强大的修复能力，而人类却常常在重复错误。所谓“高高隆起的错误”，既可指地质活动形成的火山锥，也可暗喻战争、殖民、生态破坏等人祸所留下的创伤。结尾一句“我们是唯一的败笔”，堪称惊心动魄——它不是悲观主义的哀鸣，而是清醒者的自我批判。

这种将地理现象转化为哲学隐喻的能力，正是李立“地理诗学”的核心所在。他并不满足于“看山是山”，而是追求“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的三重境界。他让我们意识到：当我们凝视自然时，自然也在凝视我们；当我们书写大地时，大地也在书写我们。

这一点，恰与环境伦理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的观点不谋而合。罗尔斯顿在《哲学走向荒野》中指出：“自然之道就是十字架之道。”他认为，荒野不仅是生物栖息地，更是精神成长的场域。人在面对原始自然时，会重新思考自身的位置与价值。

李立正是这样一位“走向荒野”的诗人。他放下身段，放弃以人为中心的傲慢视角，转而倾听蚂蚁的低语、敬畏胡杨的坚韧、欣赏雪豹的自由。在他的诗中，动物不再是被动的观赏对象，而是拥有尊严的生命主体。如《写给一只在米尔福德峡湾戏水的海豹》中写道：

相信风中无法生成伤害，所有的眼眶里满溢着怜悯与善良

世界深浅难测 ，我的热爱始终未变

这是何等纯净的目光！诗人不再居高临下地“描写”海豹，而是以平等的姿态与其对话，甚至试图进入它的感知世界。这种“通灵式”的书写，使诗歌突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展现出一种泛灵论般的宇宙情怀。

信仰的锄头：在漂泊中重建精神家园

如果说“行走”构成了李立诗歌的形式骨架，那么“信仰”则是其精神脊梁。

在他看来，真正的旅行，从来不是身体的位移，而是灵魂的朝圣。正如他在《地窝子》中所赞美的那样：“相信盐碱地，硬不过信仰的锄头。”这一比喻极具震撼力——“信仰”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成了劳动者手中实实在在的工具，既能开垦荒漠，也能挖掘希望。

这让我想起木心在《同情中断录》中的题辞：“我曾见的生命，都只是行过，无所谓完成。”这句话充满悲情，但也道出了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存在性空虚”——许多人终其一生奔波劳碌，却从未真正活过。

而李立的诗歌，则提供了一种对抗这种虚无的方式：通过信仰的确立，赋予生命以方向与重量。

他的信仰并非某种具体的宗教教义，而是一种关于生命尊严、人性光辉与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念。这种信仰体现在他对平凡生活的深情礼赞中，如《皇后镇的风儿有点甜》：

晚霞下湖畔灿烂绽放的婚纱、笑靥和春光

酿造着人间的浓情蜜意，皇后镇的风儿有点甜

沙滩上的默默依偎，人潮中的十指紧扣

搀扶前行的童颜鹤发，无不都散发出幸福的味儿

这里的“甜”，不只是感官体验，更是一种心灵感受。诗人捕捉到的是日常生活中最朴素却最珍贵的情感瞬间——爱情、陪伴、相守。他告诉我们：即使身处异国他乡，最美的风景依然是“烟火人间”。

与此同时，他也敢于直面死亡与牺牲的主题。在《激流岛顾城故居》中，他写道：

一个中国诗人的一双黑眼睛，没有发现光明

世人只看到了，激流岛最黑暗的那一页

这首诗是对顾城悲剧结局的沉痛反思。李立没有美化暴力，也没有回避责任，而是以冷静笔触揭示天才陨落背后的深层原因：当理想主义走向极端，便会变成毁灭性的疯狂。但他并未因此否定诗歌本身的价值，相反，他更加坚信：唯有健康的信仰，才能避免艺术沦为暴政的帮凶。

由此观之，李立的信仰观兼具理性与温情。他既反对盲目的狂热，也拒绝冷漠的犬儒。他倡导的是一种“雅正的信仰”——不高蹈也不媚俗，不偏激也不麻木，如同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这也呼应了海子那句著名的话：“诗歌是一场烈火，而不是修辞练习。”李立的诗虽无燎原之势，却有一种“月白风清”的高旷情怀。他不煽情，不炫技，只是静静地观察、真诚地表达。正因如此，他的文字才具备打动人心的力量。

语言的艺术：清兴与清狂之间的平衡

评论一位诗人，最终还是要回到语言本身。

李立的诗语风格可用两个关键词概括：清兴与清狂。

“清兴”源自古人对高洁情趣的追求，如“睹标志，发怨俗之兴，见精洁，动出尘之想”。李立诗中常见此类意境：雪山、湖泊、飞鸟、晨曦……这些意象构成一幅幅空灵澄澈的画面，令人“如临秋水，如坐春风”。

但若仅止于此，则易流于唯美主义的肤浅。可贵的是，李立并未沉溺于形式之美，而是在“清兴”之外，另辟“清狂”一路。

所谓“清狂”，是指一种不受拘束、率性而为的精神气质。他在《皇后镇的风儿有点甜》中写道：“喷射船、激流泛舟和跳伞，甚至发明蹦极/试着挑战爱情的极限，贪图刺激/信任难免受伤。”这哪里是温婉的吟唱？分明是带着冒险精神的生命呐喊！

又如《桅杆写给帆的情书》中那一连串排比句：“你有多婀娜我就有多魁梧，你有多俏丽我就有多挺拔”，情感炽烈，气势磅礴，颇有李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的豪迈气概。

正是在这种“清兴”与“清狂”的张力之间，李立的语言获得了独特的节奏感与表现力。他既能写出“镜湖不大，却可以装下整个南阿尔卑斯山”这样静谧深远的句子，也能挥洒出“风只为张开的翅膀壮行”这般激昂奋进的宣言。

此外，他还善于运用跨文化意象进行对话。如《玛塔玛塔随感》中提到《指环王》拍摄地，巧妙融合童话叙事与现实批判：

山脚那些迷你房舍，其实就是一个个伪装的谎言

门一概虚掩，入戏的人们都不愿推开真相

这是对旅游消费主义的深刻讽刺，也是对现代人沉迷幻象的心理剖析。诗人借用电影布景的“虚构性”，反衬出现实社会中人们对于真相的集体回避。

全诗结尾处：“善恶自然泾渭分明/阳光奋力拨开云雾，天际的底色始终如一地蔚蓝”，看似乐观，实则蕴含警醒——唯有坚持正义与真诚，才能穿透表象，抵达本质。

诗歌是一次永不抵达的归来

最后，我想引用印第安人的谚语作结：“放慢你的脚步，好让灵魂跟上你的步伐。”

这句话，或许正是李立诗歌的最佳注脚。

他的每一次出发，都不是为了逃离，而是为了更好地归来；他的每一首诗，都不是终点，而是一次新的启程。他像徐志摩那样“轻轻地来，轻轻地走”，不留痕迹，却满载心灵的收获。

他走过万水千山，归来满脸沧桑，行囊空空，但内心欢悦明净。这不是齐奥朗式的虚无主义，也不是尼采式的超人哲学，而是一种东方智慧中的“知足常乐”与“返璞归真”。

在这个人人急于发声、争相打卡的时代，李立提醒我们：真正的诗意，不在热搜榜上，而在你放缓脚步时听见的风声里。

他的诗，是一座桥梁，连接着自然与人文、个体与世界、当下与永恒。他让我们明白：行走的意义，不在于征服多少土地，而在于让土地改变我们。

所以，请允许我再次强调：

李立，是这个时代最值得尊敬的行吟诗人之一。

他的诗，不是修辞的装饰，而是生命的证词；

他的路，不止通往远方，更通向内心深处那片永不枯竭的蓝海。

龙晓初，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汕尾市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诗刊》《星星》《诗潮》《延河》《诗林》《中华文学》《阳光》《中国民族报》《中国建材报》《北京日报》《南方日报》等报刊杂志。

李立，著名环球旅行家，环中国大陆边境线自驾行吟第一人，足迹遍及70多个国家和地区。被文学批评家喻为“中国当代最经典的行吟诗人”“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第一行吟诗人”。作品见于《诗刊》《人民文学》《花城》《创世纪》等100多种主流报刊，获博鳌国际诗歌奖、杨万里诗歌奖和悉尼国际诗歌奖等十数次。《中国行吟诗歌精选》年度选本和《中国行吟诗人文库》诗丛主编。出版诗集、散文随笔集和报告文学集共7部和英文诗集1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