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在浯溪（节选）

文/黄亮斌

永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风光秀丽，为历代文人墨客游历打卡的名胜之地，唐宋文豪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元结等都在此挥毫泼墨，让这里拥有了“千古诗文地，锦绣潇湘源”的美誉，然而这些历代先贤留下的雕文墨刻如何应对工业文明给它们带来的侵蚀？

我相信精神不死，深信浯溪摩崖石刻所彰显的气度一定会气贯长虹、光照日月。但我对承载这种精神的浯溪摩崖石刻能否长久遗存其实有着几分担心。浯溪摩崖石刻作为一种物象，在百年工业时代所遭遇的侵蚀、腐坏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很多当地人，尤其是当时在紧邻的祁阳三中的学生们还记得几十年前清晰的碑刻。我阅读过的一本2017年版的《情系浯溪》图书，收录了彼时的《大唐中兴颂》碑帖，整个幅面字迹十分清晰，全文读来十分顺畅。仅仅相隔几年，今次再次驻足碑前，这些装置了玻璃罩、覆盖了保护性物质的文字，首尾部分自然还十分清晰，但中间部分“大驾南巡，百僚窜身，奉贼称臣。天将昌唐，繄睨我皇，匹马北方”等字句已经十分模糊，难以辨析。自《大唐中兴颂》诞生以来1200多年历史，工业时代不过是其中短暂的100年，但它对这件中国文字圣物的毁损，超过以往历史带来的损失总和，这既让人痛惜，又让我无奈。

过去很长时间，浯溪摩崖石刻自然也避免不了风霜雨雪的磨砺与毁损，但还好它生存于自然环境优渥的江南，避开了石刻在自然环境中最忌惮的风沙；浯溪摩崖石刻在漫长岁月里遭遇过很多人为破坏，石刻区放牛、打柴、割草、取土、搬石等现象长期存在，在悬崖河边挖沙和放炮炸鱼屡禁不止，甚至有人在园内乱刻乱画和拓印碑文，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了较为强烈的文物保护意识，于是人们一边把散佚各处的碑文找回来，一边把极其重要的“三绝碑”外加钢筋栏杆锁起来并长期派人巡园，同时对石刻文字进行防水、防塌方处理。当地一位叫杨仕衡的文物保护专家通过多年研究，采用白芨水蝉拓薄皮宣纸，长久不揭，用以严实保护碑面不受风化。但是不管采取多大的努力，我们都会发现这种局部的保护依然抵挡不住工业化、城市化时代对自然界本身的改变，消弭不了污染物对浯溪摩崖石刻无孔不入的侵害。

……

尽管摩崖石刻一直被认为是人类文化史上最持久、最安全的文物保存方式，但石刻在现代工业文明社会中遭遇了无法抗拒和逆转的污染，这或许是人们加快寻找文物保存的新型手段的动因。我们赶到祁阳的当日，当地政府组织了浯溪摩崖石刻数字博物馆开馆仪式，这次石刻保存的首创，旨在以数字化、智能化等手段，采用新材料、新技术，结合当下审美需求，对现有500多方摩崖石刻进行修复、重现、永久保存，这当然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但深层次来看，也是浯溪摩崖石刻历经1200多年后的无奈之举，毕竟，这种以声光电为特征的充满现代气息的阅读方式，少了我们驻足石刻前便会自然而生的那种宁静肃穆，更没有闻着泥土的气息，感受着一刀一凿的那种力量带给我们的震撼。这种遗憾与不足，也萌生了我对生态保护手段的新的思考：面对生生不息的工业化、城市化浪潮，我们在全球文物保护实践中，一定要“以自然保护推动文化保护”，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自然，从根本上防治工业污染和酸雨对人类健康的损害，为附着于大地上的每一片文化遗产提供清洁干净的生存和保育环境，而对于古建筑物、石窟、水墨等高脆弱性的文化载体，还须划定工业缓冲区、构建生态绿带，抑制酸雨与城市热岛效应的共同侵蚀。

（节选自黄亮斌《“字”在浯溪》，原载于《广西文学》2025年第11期）

黄亮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资深环保人。出版散文集《圭塘河岸》、报告文学《湘江向北》、名物学专著《以鸟兽虫鱼之名：走进诗经中的动物世界》、长篇历史小说《王城》等，其中《圭塘河岸》入选首批生态文学推荐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