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玉麟的书院情结

——读彭万熙专著《直心梅骨彭玉麟》有感

文/刘洁

近年来研究衡阳书院文化，知彭玉麟与衡阳两座著名书院——石鼓书院和船山书院渊源都很深，闻彭万熙先生《直心梅骨彭玉麟》出版，马上找来细细研读。现在对湖湘文化的研究已是比较热门，有关彭玉麟研究的书也有几本出版，但由衡阳本地学者，又是彭玉麟的同宗所研究出版的书，这是第一本。

彭玉麟，衡阳县渣江人，晚清著名军事家，湘军水师统帅。他不仅是晚清官场罕见的“三不要将军”——“不要官，不要钱，不要命”，为官为帅都是个辉煌的异类，犹如芙蓉之离水，又恰似傲雪之寒梅。而且彭玉麟还多才多艺，诗书画俱佳，也是晚清著名书画诗联艺术家。他一生画梅不辍，“狂写梅花十万枝”，后人评价其梅“老干繁枝，鳞鳞万玉，其劲挺处似童钰”，曾国藩称之为“兵家梅花”。彭玉麟的文采超群，语词流畅诙谐。如，他统领湘军在九江城血战两昼夜，最终将城外彭浪矶隔江相望的重要关隘小姑山从太平军手中夺回时，作诗《攻克彭泽夺回小姑山要隘》：

书生笑率战船来，江上旌旗耀日开。

十万貔貅齐奏凯，彭郎夺得小姑回。

彭玉麟在诗中巧妙地将他本人因姓彭称为“彭郞”，而将小姑山称为“小姑”，此种拟人手法，读来让人回味无穷。

曾国藩评价他：

书生从戎，胆气过于宿将，激昂慷慨，有烈士风。

作为衡阳人尤其是做为彭玉麟同宗的彭万熙先生，自然是从小深受其影响。据彭万熙先生说：“我从小喜欢文化艺术，崇拜英雄豪杰。从小听闻‘彭公即出、江湖肃静’以及彭大人私访广东等传奇故事，便对研究彭玉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也就是这种几十年未改初心，潜心研究，才成就了这本《直心梅骨彭玉麟》的出版。做为同是彭玉麟的家乡人，钦佩之余也很受鼓舞。读《直心梅骨彭玉麟》一书最大的感动是彭玉麟一生对家乡的书院教育事业的情怀，这种情怀又与彭玉麟自身的教育成长经历密切相关。

彭玉麟出生于父亲彭鸣九任上的安徽省安庆府，母亲王氏生有六个子女，抚育成人的只有彭玉麟和弟弟彭玉麒。公元1831年，彭鸣九因母亲去世回到老家衡阳。此时已经16岁的彭玉麟第一次踏上家乡的土地，兴奋作诗《至衡阳喜作》：

昔闻衡九面，今日到衡阳。

树绕湘流绿，云开岳色苍。

弟兄惭二陆，父母喜双康。

风土初经历，家乡等异乡。

可还没等彭家人体会返回家乡的喜悦，紧随而来的却是家庭一场一场的变故，迫使彭玉麟面临人生重大的转折。原来，彭鸣九此前曾委托族人在老家置办了一些田产，谁知这些亲戚欺负他离家多年，在当地既无实力又无倚靠，便对收钱买田之事矢口否认。彭鸣九悲愤之下竟然一病不起，撒手人寰。父亲死后，族人又欺凌彭家的孤儿寡母，不断制造事端，弟弟彭玉麒险遭伤害。母子三人在家乡处境艰难，无奈之下，母亲王氏让弟弟到外地学做生意以避祸，20岁的彭玉麟则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石鼓书院就读。此时的彭玉麟以悲愤之心写作《避难》诗：

拜别慈亲涕泗沱，一枝秃管任奔波。

旁求愿献冲霄剑，外侮惊操入室戈。

白粲囊空愁落寞，青云梯远怕蹉跎。

弋人欲扼鹏飞路，石鼓山头避网罗。

石鼓书院始建于唐朝中期，为中国古代最早创建的书院之一。宋代又被朱熹称为“天下三书院”为成古代书院的楷模，旋又以“宋代四大书院”之一天下扬名，明清两朝更是兴盛。彭玉麟因家庭变故进入石鼓书院，由于家贫，生活凄惨，但他并不因此自卑，而是以孔子弟子颜回为榜样，安贫乐道，努力学习，甚得老师的器重和同学们的钦佩。

彭玉麟虽获得公费资助以入学石鼓书院，但因家贫每月生活依然很拮据，不得已进入衡阳协标营做了司书，做些抄写公文之类的事情。公元1842年，26岁的彭玉麟遇到了他人生的第一个贵人——浙江籍进士高人鉴，时任衡阳知府。有一天高人鉴从副将公署看到了彭玉麟抄写的文稿，惊叹道：“此字体奇秀，法当贵。”于是立刻召见彭玉麟，见其“长身立玉，英迈娴雅，益奇之”，当即决定让彭玉麟“入署读书”，“得列学官弟子，获馆谷”，并亲自教导。两年后，彭玉麟参加府试考中秀才。恰逢湖南学政陈坛巡视府考现场，特别赏识彭玉麟的文才，把他视为国士，由此彭玉麟才名传遍郡县。公元1853年，在家为母丁忧的曾国藩受朝廷之命负责组建湘军，来衡阳编练。经时任衡永郴桂道的常豫推荐，曾国藩多次至诚劝导，彭玉麟应命出山，从此进入湘军。从创建湘军水师到经营、统领湘军水师，巡阅长江水师，他既是湘军水师的创建者，也是中国近代海军的奠基人。

在石鼓书院所受到的教育让彭玉麟终生受益。多年后，他给洪江市衡阳会馆题联：

回首望衡阳，最难忘石鼓书声，雁峰鸿影；

羁身在沅水，一样是春风人面，逆旅乡情。

石鼓书院中的琅琅读书声是彭玉麟对故乡最深情的记忆。公元1871年，彭玉麟捐金重修石鼓书院，千年学府，再焕青春。同年又捐银修葺来雁塔，并亲书“来雁塔”塔额。清朝女诗人江青枫将来雁塔与石鼓书院相连做石鼓八景之一的《塔影凌空》，把来雁塔比做石鼓书院插向天空的一枝文笔。

悬崖塔影势玲珑，万顷洪流砥柱中。

会看凌云题雁字，一枝文笔插天空。

青年艰难求学的经历，老年眷念故土的情怀，使得彭玉麟一直想为家乡建造一所更具有时代感的书院——船山书院，以“讲明夫之之学”为宗旨。

这里说的“夫之”是指王船山（1619—1692），名夫之，衡阳人，因晚年隐居在衡阳县的石船山著书立说，被世人尊称为“船山先生”。王船山生活在明未清初这个“天崩地解”的时代，一生饱经沧桑，历尽艰险和磨难。眼见恢复明朝江山无望后，船山先生以“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精神和信念，在极其艰难险恶的环境中，始终坚持读书，著述逾千万，囊括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宗教、政治、文字学等领域，是中国历史上最广博的学者和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是真正的中国文化的丰碑。

王船山思想体系的形成，影响了湖湘几代人，尤其是对彭玉麟所在的湘军影响极为深刻。曾国藩在与太平天国激战之时，依然每天必看《船山遗书》，并令其弟曾国荃重新刊定《船山遗书》金陵版，对船山思想的传播产生了很广大的影响。

船山先生晚年居住的湘西草堂距离彭玉麟的老家渣江不过30多公里的路程，做为同是衡阳人的湘军水师统领彭玉麟，深受船山思想的影响。自言：“亲读其书，私淑其人。”晚年的彭玉麟心心念念地想创建船山书院，以传播船山思想，也在情理之中。

光绪八年（1882），彭玉麟和湖南学使朱逌然召集船山后人王之春以及杨概、程商霖、蒋霞初等人共同捐资将在衡阳城内王衙坪的王氏宗祠改为“船山书院”，以“讲明夫之之学”为宗旨，不重科举之学，不课八股，授经史诗赋，以实学造士，在教学中始终致力于弘扬船山思想。书院建立之初，彭玉麟就虑及书院“逼近城市，湫隘嚣尘，殊不足以安弦诵”，于是第二年又捐资一万二千两白银，欲将书院改建于湘水环绕的东洲岛上。

同年，中法战争爆发，彭玉麟受朝廷之命披甲上阵南下广东。此时的彭玉麟已是重病在身的67岁的老人，他唯恐自己“一丝残喘，草露秋霜，未见能生还湘衡，维持此书院规模”，于是写信将书院之事委托给郭嵩焘。郭嵩焘是中国近代洋务派思想家和第一位驻外公使，此时已执掌过长沙城南书院（湖南省第一师范学院的前身）和创建了思贤讲舍（船山学社的前身）。彭玉麟在给郭嵩焘信中写道：

客秋弟归，三思若不兴修此书院，无颜以对先贤船山先生，故勉效力倡修，择东流飞浪胜绩之处河地。初请开缺告病，以为可蒙恩允，可以在籍督办成工，不料有东省办防之命......云谷大公祖若概允，妥定此书院善后良模，使吾衡士林后之学者理学昌明，人才蔚起，则造福无量、颂德无量。

可见其匡时济世之动机与苦心。

光绪九年（1885），东洲岛上的船山书院终于竣工。彭玉麟高兴导常，亲书“船山书院”额，题联：

一瓢草堂遥，愿诸君景仰先型，对门外岳峻湘清，想见高深气象；

三篙桃浪渡，就此地宏开讲舍，看眼前鸢飞鱼跃，无非活泼天机。

并延请大儒王闿运掌教船山书院。

王闿运，何许人也？那是一代狂人无双国士，曾被聘为民国国史馆馆长。岳麓书院有他一副对联：

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

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

这种大气和狂妄，真是气死外省人。彭玉麟与王闿运早在咸丰年间就已相识，彭玉麟虽年长王闿运十六岁，但俩人志趣相投，彼此欣赏，素相友善。彭玉麟十分推服王闿运的学问人品，多次邀请他执掌船山书院。而当光绪十七年（1891）二月，王闿运来到船山书院时，彭玉麟已于前一年去世。

王闿运之前曾执掌成都的尊经书院（四川大学的前身之一）和长沙的思贤讲舍，当他来到船山书院时的萧索景象完全无法与昔日尊经书院的盛况相比，但他并未灰心，感念亡友的殷殷重托，他为倾注了彭玉麟大量心血和满腔希望的船山书院撰联云：

海疆归日启文场，须知回雁传经，南岳万年扶正统。

石鼓宗风承宋派，更与重华敷衽，成均九奏协箫韶。

王闿运由此执掌船山书院二十五年，传承船山思想，精心培养湖湘弟子，以告慰亡友在天之灵。名师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带来了船山书院的蓬勃发展，“海内执经问学者踵相接”，一时有“学在船山”之誉。所教弟子上千人中佼佼者甚多，如写下《湖南少年歌》“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杨度，以及刘揆一、夏寿田、蒋啸青、梁镇中、杨钧、杨庄、陈兆奎、程崇信、夏绍笙、颜楷等。其中有意思的是“王门三匠”：木匠齐白石、铁匠张正旸、铜匠曾招吉。再加上一个诗僧八指头陀。在王闿运的教导下，齐白石由一位民间匠人转向文人画家，最终成为近现代中国绘画大师。多年以后，齐白石“回忆往日师门的恩遇，我至今铭感不忘”。

除教学外，船山书院还借助其经济实力翻刻增补《船山遗书》及其他著作10余种；如《湘绮楼全集》《周易说》《尚书笺》《周官经》《尔雅集解》，王之春的《国朝柔运记》《何东洲集》《旷庵文集》卷6等，为研究和传播船山学说起了很重要的积极作用。

彭玉麟慧眼识人，王闿运不负重望，船山书院成为清末民初全国船山学术研究和传播的中心，也因此成为晚清十大书院之一。

“如果说王船山是一座高山，那彭玉麟就是托起这座高山的人。”《直心梅骨彭玉麟》的书中，彭万熙先生由衷感叹。

公元1889年2月，彭玉麟最后一次从杭州起程，溯江而上巡阅水师江防。冬天回到衡阳，居退省庵。公元1890年，彭玉麟在退省庵悄然离世，大清帝国黯淡黄昏中最后一抹斜阳缓缓消逝。而其对家乡书院情结将光耀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