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视域下创意写作中国化经验及其传播策略

文/谭旭东

摘　要：创意写作中国化经验从学科视域看，大致有专业学位培养、学术硕士博士培养和纯文学人才培养等五种。但在学科发展的过程中，仍旧存在诸多问题。一是盲目设置研究生培养计划，陷入学科化的困局；二是理论化脚步跟不上实践的需要；三是学科建设尚未成熟，但各方面已经在角力创意写作场；四是创意写作的学科化发展尚需要国家文学教育和大学学科建设的顶层设计层面的认可。推进创意写作中国化建设，不仅要借助于学科制度的传播，还要借助于社会团体和文学组织的传播，也要发挥学术交流平台和新媒体传播的力量。

关键词：学科视域；创意写作；中国化经验；传播策略

创意写作作为学科被引入中国并在理论、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上逐渐实现中国化，是具有启示性的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2009年，由上海大学文学与创意写作研究中心主办的“文学创意写作与文化产业发展”研讨会开启了创意写作中国化经验研讨的思路，^[1]来自上海大学、同济大学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学者、专家讨论了文化产业的兴起和传统中文教育的陈旧与式微问题，葛红兵明确提出了在中国高校开辟创意写作学科的思路和初步方案。2009年秋，复旦大学首设“创意写作专业学位点”开班，次年6月，葛红兵发表《中国文学教育亟待改革》一文，^[2]提出改变中国的文学教育应该和语言教育分离的现状，倡议建立以创意写作为方向的文学教育，以适应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大势。此后中国创意写作教育教学和研究、学科建设都进入了快速轨道，从2010年上海大学开始招收创意写作学术硕士生、2011年开始招收创意写作方向博士生，2012年获批自主创设的二级学科，创意写作中国化的发展不断推进。从学科理念奠基与学科建设的层面看，2009至2012年正是中国创意写作学科开创的元年，是创意写作中国化的肇始之年。创意写作学科在中国仅经历了十余年的发展，却走出了一个清晰的路线图：首先是观念的提出，接着在高校开设课程和开始专业硕士和博士人才培养，同时进行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译介与引进，然后是理论和教育教学方法的全方位本土化转化，其中的阶段策略和建设问题值得思考。

一、创意写作人才培养的中国化经验

创意写作中国化经验是多方面的，有课程和教学方法的变革，作家观念的转变，也有对人的潜能的再认识，更有对传统的文学写作的再改造。但从学科创建和人才培养的视角来看，创意写作中国化经验大致有五个方面：

一是专业学位培养的经验。2009年至今，复旦大学一直坚持开设的创意写作专业学位点（全称为“艺术硕士戏剧”（MFA创意写作方向），由王安忆、陈思和教授领衔，有王宏图、严锋、张怡微等教授和副教授有影响的理论和创作兼顾的师资。在复旦大学的创意写作专业学位培养启发下，2014年至2016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在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下招收创意写作方向硕士生。2018年至2019年在广播电视艺术硕士（MFA）下招收创意写作方向硕士生，2020年北京大学停止招生。2015年，同济大学开设了创意写作专业学位班，采取的是非全日制培养方式。这一培养方式注重的是在既有文学教育基础上强化写作技艺、创作实践，对有校园作家传统的高校具有吸引力。例如，2016年西北大学开设了创意写作专业学位班，2018年东北师范大学在广播电视专业下招收创意写作方向硕士生，2018年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增设广播电视（媒体与创意写作）艺术硕士学位（MFA），2018年南京大学文学院也开始了戏剧艺术硕士（创意写作方向）招生。这些高校陆续开设的专业学位培养点，均挂靠新闻传播、广播电视、戏剧和影视等学科，与中文专业学位培养相容性不够，对其他学科依附性强，师资力量不够，有的非全日制带有社会培训性质。但专业学位培养迅速利用创意写作的新颖性而获得了社会关注，有助于创意写作改变高校文学教育系统，为创意学科的社会化传播提供了直接经验。

二是学术硕士和博士的培养经验。上海大学是这方面的代表，它是国内最早创建创意写作研究中心的高校，也是最早开始创意写作理论研究与学科创建的高校，有完整的从本科课程到硕士、博士培养和博士后合作研究的体系。自2010年起上海大学开始创意写作学术硕士的培养，至今已形成完整的育人体系，不但在本科阶段开设了创意写作专业必修课，还给本科生开设各文体的创意写作选修课。以葛红兵为带头人的团队在英美国家创意写作基础理论和课程方案的译介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出版了《创意写作教程》《创意写作学理论》和《故事工坊》等十余种论著和教材，形成了课程、教材、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系统探索。上海大学的探索辐射了部分院校，2020年始西北大学在专业学位培养的同时，也开始自设创意写作二级学科，完善了从本科、硕士到博士生培养的体系，和上海大学的学术人才培养模式贴近。上海大学和西北大学的创意写作学术硕士、博士的培养更符合国情，在突出学科独立性的基础上，与传统中文教育形成互补，尤其是上海大学的创意写作博士生培养，为我国高校创意写作教学培养了第一批师资；其课程体系及建构的理论体系，也为各高校的课程开设和人才培养提供了经验和方法。

三是纯文学创作人才培养经验。这方面以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为代表。自2019年开始，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开设创造性写作方向的全日制博士生培养，2023年获得自设二级学科地位，首批导师为阎连科教授、孙郁教授和杨庆祥教授，拥有从本科、硕士到博士全日制创造性写作的比较系统的培养层次。2014年，北京师范大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二级学科之下设立文学创作方向硕士培养计划。该方面的探索集中体现在，注重理论与创作兼修，以创作为主攻、以文学创作学（或创作诗学）为学位论文选题方向。其中，北京师范大学还与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联合培养作家，采用双导师制，采用“校内导师+作家导师”和“学术课程+写作训练”的人才培养模式。学习期间学籍、培养环节、课程计划和成绩由北京师范大学管理，英语、政治和部分专业课程的学习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内，其余课程实施和日常管理原则上为鲁迅文学院。2022年，东北师范大学在文艺学二级学科下设一个创意写作研究方向，招收博士生，其培养目标也是定位为纯文学创作兼理论人才。可以看出，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代表的纯文学人才的培养，紧贴主流文学体制，课程以作家授课为主，是纯文学思维下的文体创作教学模式，与英美高校的创意写作工坊制作家授课尚有比较大的区别。其硕士和博士生毕业论文的写作也和现当代文学研究生论文写作区别不大，但这种纯文学创作人才的培养也鼓励了高校对中文专业的拓展。

四是外语学院创意写作教育教学的开展经验。创意写作引入中国，除了在中文专业产生了影响，使得一些高校率先改造中文专业人才培养方式，还有其他的高校教育教学经验，如外国语学院的创意写作教学和人才培养，这方面以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刁克利教授和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戴凡教授为代表，他们本身就致力于译介英美创意写作理论和教学实践著作，也亲身体验过国外的创意写作教育教学及人才培养氛围，是专业研究者，因此自觉地参与创意写作的中国化传播和课程建设、人才培养。此外，中国矿业大学外语学院的高小娟开设了创意写作本科课程，面向英语专业学生。在外语学院开设创意写作课程，并以创意写作课程来替代英文写作，也是一个重要的教育经验和方向。不过，因为我国高校外语专业和中文专业之间有明显的学科界限，彼此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互动不多，其受重视和关注的程度比较低，且鲜为主流文学界所知。

五是中小学创意写作教育教学的开展。从文献层面看，中学校创意写作的相关引介，在20世纪末期就已经有零星的探索，《湖南教育》1993年第1期就对中国香港1988年出版的小学作文教材《小学创意写作》进行了介绍，但尚缺少深入和系统的勘察。这方面的经验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直接借鉴国外的中小学创意写作教育教学经验，但由于我国中小学教师受到英语水平和教学负担的影响，无法自觉和主动地去接受和消化国外的中小学创意写作教育教学经验，因此我国高校的译介和传播则起到了启蒙和带动作用。二是间接地从中国高校的创意写作教育教学移植和应用，这方面上海大学的许道军的工坊制教学和研究多被借鉴，而葛红兵主编的“奥文初中创意写作丛书”和谭旭东著的《作文课：让创意改变作文》等多套中小学创意写作的指导书，注重自我表达、类型意识和既有文类的结合，在理念和方法层面都在探究创意写作中国化的具体落地点。

值得关注的还有2019年中国香港都会大学开设的创意写作文学硕士，它是香港第一个以中文教授的创意写作硕士课程（MACW），旨在培养学生的创意思维与专业写作能力，培训适应新媒体时代，并具创造力的写作人才。该方面课程内容涵盖电影、戏剧、网络小说、动画剧情写作、饮食旅游文化、书籍设计与营销文案等多方面，由具经验之学者、作家与艺术界人士任教。在博士研究生培养层面，2019年澳门科技大学也开设了创意写作博士学位培养，学制3至6年，设置在国际学院，采用面授和创意工坊的形式进行教学，面授语言为中英结合。香港都会大学和澳门科技大学的创意写作人才培养有独立学科地位，类似于英语国家的项目制，在课程开设和人才培养方面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以上只是对创意写作中国化的经验进行了初步勘察，目前创意写作学科建设的时间还很短，但国内葛红兵、刁克利、戴凡和许道军等人对学科理论和教学法都已经有了初步的积累，恰逢了新时代、新文科建设的契机，可以预见中国化创生的经验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丰富。

二、创意写作中国化的学科问题及面临困境

“创意写作学科的创生和建构是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要求。高校在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需要进行系统的改革，高校不仅仅是科技创新的发动机，也应该是培育文化创新人才的工作母机。”^[3]从前述中国创意写作本土的探索可以看到，葛红兵等人一直致力于创意写作的中国化创生，而且各高校都在尽量地利用现有的中国语言文学硕士、博士生培养系统，走具有学科特点的发展之路，但在朝着学科发展的过程中却陷入了学科化的困境，也面临着一些实际问题。

一是盲目设置研究生培养计划，致使学科化建设陷入困局。创意写作引入中国高校后，全国高校约有500家开设了创意写作课程，有的是在中文专业课程体系里加入“创意写作”课程，有的是以“创意写作”替代原来的“基础写作”与“公文写作”（应用写作），也有的是用创意写作课程来丰富人文通识课程，使之与“大学语文”等并列起来。^[4]从全国高校的研究生培养情况看，短短的五年内就有超过20所高校开设专业硕士培养和博士生培养，不少高校在师资并不充足的情况下开设了创意写作课程；有的高校直接以文学写作课程和作家讲座替代了传统的基础写作课和写作理论课程；有的高校则是在原来的写作学课程基础上，增开了创意写作课程。但值得注意的是，很多本科课程的开设，只是简单的替代行为，缺乏人文通识教育的理念，与英美高校本科创意写作课程的目标并不一致，还有的高校仅仅是追赶时髦，并没有真正落实创意写作的课程目标。在中文专业课程体系里，不少高校也没有建设好能够有效地提升本科生写作能力的创意写作课程，有的则大体按照文学创作训练的方式来进行教学，还是知识传授模式，而不缺乏创意写作工坊教学。而在研究生培养方面，有些高校专硕的开设比较仓促，课程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明显带有举办收费制写作培训班的性质。

二是中国化理论还跟不上实践的步伐，很多创意写作课程建设缺少学理指导，还只是传统写作课程的改头换面，部分作家授课也仅停留在创作经验分享之上。英美高校创意写作作为学科虽然不断受到质疑，甚至也面临轻理论重实践的指摘，但事实上，创意写作本体理论、发展论、课程理论和教学法，及作家授课而凝聚成的各文体写作方法论，都颇具规模。如迈尔斯的《大象教学：1880年以来的创意写作》是对美国创意写作教育史的研究，马克·麦克格尔的《创意写作的兴起：战后美国文学的“系统时代”》讨论了美国战后小说与创意写作的关系，黛安娜·唐纳利的《作为学术科目的创意写作研究》是对创意写作学科的思考，保罗·道森的《创意写作与新人文主义》是对创意写作的价值思考，史蒂芬·威尔伯斯的《爱荷华作家工坊》对爱荷华作家工坊进行了评述和梳理，格雷姆·哈珀的《创意写作论》和《创意写作研究方法》是对创意写作本体的思考及研究方法的论述。还有雪莉·艾利斯编的《开始写吧！虚构文学创作》《开始写吧！非虚构文学创作》和《开始写吧！推理小说创作》和奥森·斯科特·卡德的《视角与人物》等创意写作训练的著作，都显示了美国高校作家授课已经形成非常好的基于过程教学的实践型理论和方法。但我国的创意写作研究只有少数人在努力，而作家进校授课也未提炼成方法论，除了毕飞宇出版了《写作课》这样的论著，尚未能自觉地形成针对文体创作的工坊教学模式。而从本体论研究、工坊制研究、学科理论建设等方面来看，只有葛红兵、许道军、刘卫东等出版了系列研究成果，刁克利、葛红兵、许道军、刘卫东等译介了一批国外重要的理论研究和教学法成果。创意写作的中国化重要一环就是对英美国家创意写作理论的引入、消化和转化。如果缺乏理论支撑，一方面不可能构建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也无法达到学科的共识。因此，只有加强理论建设，把创意写作理论建设好，把课程教材建设好，才能保障创意写作课程的质量和人才培养的质量及长效性。

三是学科建设尚未成熟，但各方面已经在角力创意写作场。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创意写作无论是从课程开设和教材建设，还是从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包括人才培养计划和方案的设计，都渐渐具有了值得肯定的模式，包括前面提及的以复旦大学为代表的专硕培养经验和上海大学创意写作中国化创生经验，等等。但随着创意写作前景看好，不但高校在大力推进创意写作教育教学，中小学也有不少人开始关注创意写作对作文教育的推动，且主流文学界也在倡导创意写作。显然，各层面都意识到了创意写作可能极大地撬动整个文学教育的变革，也符合新时代文化强国背景下对创新性人才的需求，于是，创意写作也自然成了一些力量角逐的场所。有些高校仅开设了创意写作课程，甚至都没有正规课程和培养方案，从理论和实践上均未对创意写作有真正意义上的理解，却试图争夺话语权。创意写作中国化的过程中，有可能因为话语权的争夺而变成一种非学科、非理性的角力。

四是创意写作的学科化发展尚需要国家文学教育和大学学科建设的顶层设计层面的认可，获得独立的学科身份，或者赋予其跨学科和交叉学科发展的空间。2021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颁布的《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里，文学大类下有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翻译、新闻与传播（专硕、专博）和出版等六个一级学科，显然，对照英美国家高校创意写作要么作为独立科目，要么作为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的学科地位，创意写作既可以在中国语言文学下设立二级学科，也可以在外国语言文学和出版下设立二级学科，甚至可以赋予交叉学科地位。但2023年10月9日教育部公布最新的学位授予单位（不含军队单位）自主设置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名单，仅有上海大学的创意写作、中国人民大学的创造性写作和西北大学的创意写作学。这就意味其他高校的“创意写作”依然是没有学科地位的“临时性学科”。新文科建设强调跨学科融合和交叉学科的建设，创意写作具有多种学科的交叉和融合性质，完全可以成为一个独立学科或者交叉学科的项目，与英美国家的创意写作教育进行互动交流。

创意写作在美国经历了比较长的萌芽、发展和对外传播之路，刁克利认为，美国“高等教育改革、大学理念的改变与大众教育的推广对创意写作的兴起起到了推动作用。高等教育对创新思维的重视，以及创意写作与国家梦想的契合，是创意写作能够兴起的深层原因”。^[5]总体来看，创意写作中国化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学科地位问题，学科如何得到官方的认可，是创意写作能够在已有的文学教育体系和文化环境里生存并发展的一个保障。同时，各高校在开设和发展创意写作教育教学的同时，互相合作交流，形成课程、专业和学科的共识，共同推动创意写作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的高质量发展，也是一个生态建设和持续性发展的机制保证。因而，创意写作在学科化努力的过程中各高校精诚合作，才能建立良好的发展生态，而使创意写作真正成为新文科建设和文学教育改革的引擎。

三、创意写作中国化经验的传播及策略

目前，创意写作的中国化已经取得了初步的进展，在人才培养方面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积累了一些经验。刁克利说过：“创意写作引入中国，从最初的理论与方法的引进，以及学科的初建，再到课程体系与人才培养体系的相对完善及学科的建立，仅仅花了十年，这无疑是一个飞速的发展过程。”^[6]创意写作中国化经验的传播之所以取得了如此令人惊讶的效果，形成了如此大规模发展的效应，有天时、地利和人和的因素，有创意写作本身具有的优势，但更多是由于我国高校文学教育和中小学语文教育积弊已久，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存在课程和人才培养机制陈旧，无法激发人的主体性和培养学生的创造力，缺乏创新意识和民主的空间。根据我国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考量到创意写作其他相关的影响因素，创意写作中国化经验的传播有几种策略：

一是借助于学科制度的传播。这是创意写作中国化经验传播最重要的方式和路径。《辞海》里的“学科”，意为“学术的分类，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施爱东认为“学科就是对于特定的研究领域及学术取向的大致划分，实际工作中并不需要上述精细的追问，也不需要特别精准的定位”^[7]。但学科又是我国高校专业教育和学术管理的一个重要概念，它不只是圈定一个专业研究领域，也不只是给出一个研究范式和建设一个共同体的问题，还直接与师资配备、项目评审、人才培养和学术话语等权利的分配密切关联。长期以来，学术界用学科区分学术组织的形式、知识生产和传播。因此，学科本身就是一种学术制度和调节系统，“它以分门别类的制度安排来追求知识”。^[8]创意写作借助学科制度的传播，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高校课程的高质量开设。没有成熟的、系统的课程，就很难形成专业共识，也很难得到广大学生的欢迎和喜爱。课程是育人方式的最基础层面，创意写作课程的普遍开设是其社会化传播的一个重要前提。二是学科的建立。学科地位非常重要，没有学科地位，就很难在现有的教育制度下生存，学科地位意味着师资团队建设有保障、人才培养有保障，有了学科就会带动课程和教材建设与学术研究正规化。三是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建立。美国高校的创意写作为什么能够成为其他国家创意写作的模板，就是因为它不但有爱荷华大学创意写作学位项目这样的独立科目制的保障，还有其他高校本科课程、研究生课程和教育的完备体系，也有创意写作社会服务的基本方案，因而既能在高校对学生进行通识教育，又能培养专业人才，同时还能实现社会服务。英国也如此，其第一个创意写作硕士项目设立于1970年，第一个创意写作方向的“写作与出版”本科学位则设立于1990年，但它从美国引进后，迅速发展，因为在英国，“创意写作被认为是大学课程中的最新艺术形式，是具有独立教学方法和教学原则且能被授予学位的学科”。^[9]以上这三个方面做好了，学科化就能够深入，创意写作经验的传播就自然实现了目标。

二是借助于社会团体和文学组织的传播。我国有独特的文学制度，不但有中国作家协会这样的全国性的文学管理机构，各省市自治区还有二级作家协会，各地市县级也有三、四级作家协会的设立。在地市级及县级作家协会受到地方文联的直接管理和指导，但在组织作家活动、文学评奖和创作交流方面具有权威性。且中国作家协会设有鲁迅文学院这样的专门的作家培训机构，各省、市、自治区也有文学院，如安徽文学院、广东文学院、江苏文学院，以及湖南省的毛泽东文学院均定期举办作家培训。鲁迅文学院自成立以来已经开设了上百次各种形式的作家班，还和地方作家协会、出版社一起开设了多次作家班。比较正式的中青年作家培训班到2023年9月已经举办到了第44届。^[10]这非常便于创意写作作家班的开设和创意写作理论与方法的传播。美国有爱荷华创意写作国际工坊，中国作家协会和各级作家协会也可以组织作家培养活动，举办作家班和国际作家营或写作营等活动。上海大学创意写作中心就与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上海市作家协会、阅文集团和新疆作家协会合作，承担了多个文学编辑培养班、网络文学作家班和新疆作家班的培训，有效地推动了创意写作的中国化发展。

三是创建学术交流平台，借助于论坛和研讨会及学术辑刊进行传播。英语国家有各类创意写作协会，如作家与写作项目协会（AWP，官网为:https://www.awpwriter.org）是英语国家的国际性协会，截至2023年10月8日，AWP成员有1011个项目。澳大利亚的写作项目联盟（AAWP，官网为：https://www.textjournal.com.au）是一个泛大洋洲的创意写作协会，它们都定期举办活动，组织会员交流。此外，美国创意写作研究组织还主编了专业刊物《创意写作研究》（Journal of Creative Writing Studies），由罗切斯特理工大学出版。权威学术出版商劳特里奇出版集团出版了创意写作研究最重要的期刊之一《新写作：创意写作实践与理论国际期刊》（New Writing: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Practice and Theory of Creative Writing）。创意写作的中国化传播，要借鉴英美国家创意写作的协会组织活动、专业学术团队交流和专业刊物编辑的经验，例如，近年来上海大学担纲主持的华文创意写作年会与高峰论坛。此外，上海大学还多次举办多种形式的创意写作论坛，并于2021年设立了“何建明创意写作奖”，与温州大学、香港都会大学创意写作团队进行联动，举办三方论坛，共同编辑《中国创意写作研究》辑刊中英文版，打造具有互动性、提升性和国际性的学术交流平台，2023年还成立了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颁布了《中国创意写作白皮书》，这些都有效地传播了创意写作的经验，形成了中国化传播的有效路径。

四是借助于新媒体传播，即形成数字传播优势。新媒体传播和数字传播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高校创意写作网络课程和线上课程的开设和传播。目前，国内高校已经建设了多门创意写作线上课程，如葛红兵主讲的《成为作家》2017年被评为全国网络精品课，谭旭东主讲的线上课《成为儿童文学作家》2021年入选上海市高校重点课程，2022年被评为上海市高校一流本科课程。西北大学谷鹏飞、陈晓辉等教授的“创意写作”网络课程也获得了广泛的欢迎。其他高校也有少量创意写作网络课程的建设，但仅有四五家高校开设还不够，还应有更多的高校和教师参与，并形成比较全面系统的网络在线课程，以满足各方面学生和民众学习的需要。二是创意写作社会培训课程的开设并进行数字传播。创意写作要形成社会影响力和学科渗透力，一定要做好社会服务，融入社区文化建设，为社区民众提供写作指导和文化服务。如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开设了退伍老兵工作室，教退伍老兵写回忆录，让他们讲述战争的真实故事。如还有退休的创意写作教师到监狱里去指导犯人写作，有效地促进了犯人对人生的反思。三是创建新媒体平台，如“创意写作研究”这样的微信公众号进行专业信息、论坛会议和学术观点的发布，还可以进行网络直播、开设视频微课等方式。

从1936年爱荷华大学的创意写作艺术硕士点的创建至今，美国高校的创意写作学科化走过了差不多90年，“由于大学普遍开设有专门教授创意写作的学位，所以，美国当代作家几乎都获得了创意写作学位，从事文学创作属于科班出身。绝大多数的知名作家也都在大学任教于创意写作专业。这就形成了创作的传统和美国文学的特色”。^[11]美国高校创意写作学科的发展不仅培养了大批创意人才，也使得20世纪世界文学中心由欧洲转移到了美国，才有面向全球化传播的内涵和分量。目前，创意写作在中国高校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学科化发展，尤其是上海大学的学术硕士和博士的培养基本成熟，复旦大学的艺术硕士的培养也形成了可操作的培养模式，但创意写作学科建设毕竟只有十来年，要想获得正式的学科地位还有待观察。当然，创意写作学科的建设和传播不能仅仅依赖上层的制度设计，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少数人的理论研究、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上，还要依靠学科共同体的努力。

注释：

[1]此次会议，上海重要的报纸进行了大量报道。《文学报》6月25日刊登了乔亮、陈竞的《“文学创意写作与文化产业”研讨会在沪召开》。《解放日报》6月29日刊登了姜小玲的《文学创意写作学科为何还是空白》。

[2]葛红兵：《中国文学教育亟待改革》，《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2010年第3期（总第197期）。

[3]葛红兵：《创意写作学理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第37页。

[4]谭旭东：《创意写作作为学科的态势及中国化路径》，《高教探索》2023年第2期。

[5]刁克利：《作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9年版，第161页。

[6]谭旭东：《创意写作作为学科的态势及中国化路径》，《高教探索》2023年第2期。

[7]施爱东：《学科建设的自由路径及其限度》，《民俗研究》2023年第5期。

[8]王占军：《学科制度、学科身份与跨学科学术工作》，《大学与学科》2022年第1期。

[9]刁克利：《作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9年版，第163页。

[10]本人和葛红兵就是2005年鲁迅文学院举办的第5届中青年作家班（为首届文学理论评论家高级研讨班）的学员。

[11]（美国）多萝西娅·布兰德著，刁克利译：《成为作家·译者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版年，第3页。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课题“创意写作与当代文学生态研究”（项目编号：20BZW17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