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古佬：在“蛮”与“犟”中书写历史传奇

——《世上有群宝古佬》系列之一

文/申平华

宝古佬，这名字有质朴的泥土味，总被世俗偏见涂抹上“蛮”的色彩。自识字起，我便与它渐行渐远，自嘲“脱蛮入雅”。

经历六十一甲子的时光轮回，当内心真正走向从容与淡定时，再回首咀嚼璀璨的华夏文化长卷，才惊觉宝古佬文化有劲道、有韵味。

世上幸好有群宝古佬，否则近代历史的星河该是何等黯淡？

如果没有宝古佬魏源，国人都揣着“中国式聪明”，谁会撕开天幕“睁眼看世界”？

若没有宝古佬蔡锷挥剑掀翻袁大帝的龙椅，那“乌鸦鸦五体投地”的跪拜长卷，不知还要在历史舞台铺展到何年？

若没有宝古佬江忠源，那支撑晚清危局、左右中国走向的湘军劲旅，又该从哪片山野走出来？

若没有这群搅动历史星空的宝古佬，湖湘文化的近代涅槃也会失去源头活水，近代中国的历史波澜更不知该从何处惊起？

……

宝古佬，神一般存在于历史星空中。

作为宝古佬的后裔，我时常惶恐：我们或许是还保有宝古佬情结的最后一代人。

冥冥之中，总有种神秘的力量催我追溯那些人、重读那些事，撰写《世上有群宝古佬》系列文章（先写10篇），这似乎已是欲罢不能的使命。

不为拂去宝古佬身上的尘埃，也不为故乡文化争夺某种虚浮的尊严，只为探寻淹没在历史深处的宝古佬文化精神，与当今现代化伟业的深度链接。

——开篇题记

一、崀山资水间的文化基因：被误读的“神”脸谱

莽莽崀山，悠悠资水，这片并不富饶甚至有些贫瘠的大地，因世代人们孜孜以求“物华天宝，积善余庆”，自宋以来，得名宝庆，如今是湖南邵阳，历史上包括安化、新化、涟源、娄底等地。

山的巍峨赋予其刚毅骨架，水的灵动滋养其不羁灵魂，独特的人文特质就此在湖湘大地傲然挺立。

这里的先民自古民风剽悍，性情刀刚火辣。他们血液里奔涌着饱满的血性，脊梁上挺立着不屈的铁骨，言行间迸发着刚烈的锋芒，举手投足都透着鲜明的棱角，那份独特的气质常令世人汗颜。

他们霸蛮到近乎横蛮，义气到可以无我，以“剁下脑壳当板凳”的义气为自豪；倔强到不惜性命，犟劲堪比宁肯搬山也不搬家的愚公；同时也土气到掉渣，难觅温文尔雅的儒家斯文。

情与胆在此交织，血与火在此辉映，世人对这里的人爱恨有加，笼统称之为“宝古佬”。

于是乎，宝古佬便如神话般存在于江湖传说中：有他们“打码头”的商战传奇，有他们走四方的漂泊故事，更有“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十个湖北佬抵不过一个宝古佬”“国人皆畏湘人，而湘人皆畏宝古佬”的民间俗语广为流传，在历史长河中荡起层层涟漪。

神一般的传说，绘就神一般的历史脸谱。自然，“横”的色彩、“蛮”的色彩、“狠”的色彩也便越抹越浓，越涂越“真”，直至把“宝古佬”的尊严逼进历史的尘埃里。

即便在当下，“宝古佬”三字仍似褒似贬、亦正亦邪，现代人对其认知如雾里看花，日渐朦胧。

我们无法苛求历史为宝古佬勾勒精美的脸谱，更无法强求世人重新定义这个群体。但无论世人如何看待，宝古佬就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总是在“蛮”中创造神话，在“犟”中书写传奇。

二、千年蜕变：因为“龙兴”，得名宝庆

古时宝庆，属南蛮边地，并无神奇。春秋时楚国大夫白善在此筑城，称为白公城。公元前202年，成为西汉第一批独立建制的县，名为“昭陵”。随朝代更替与历史浮沉，先后出现过“邵陵”“邵州”等名，而“宝庆”之名，自公元1225年起至1928年止，历经宋元明清，直到民国，沿用了700余年。

这片土地的命运转折始于南宋，宋理宗一登基，这块静默的大地突然迎来了泼天富贵。

原来是南宋最后的中兴之君宋理宗赵昀，登基前，是位很不受待见的皇室“平民”，最大的官职是邵州防御使，后通过权臣拥立为新帝。深感邵州有神力，是“龙兴之地”。登基后，立马“三板斧”：一是改邵州名为“宝庆”，把自己的登基年号改为“宝庆元年”，发行“宝庆元宝”，通行全国；二是升“州”为“府”，官员坐地起价，一夜从县级干部升为省级干部；三是欣然画一个圈，钦定宝庆为“中央特区”，一时间政策利好纷至沓来，富贵如潮水般涌来。

于是乎，宝庆如同火箭腾空般崛起，风起云蒸、洪波涌起。

当此时，华夏大地的六大名府，宝庆府赫然在列，与开封府、太原府齐名。长江以南的发展，惟宝庆马首是瞻。那时候的武汉、长沙、广州，都是宝庆的小配角，宝庆才是妥妥的“带头一哥”。

当年的繁荣与显赫，现代人已难以想象，但这并非天方夜谭，而是确凿的历史事实。

这段“祖宗阔过”的历史，让宝庆之名，名传天下，天下无人不知宝庆。

至于“宝古佬”之名何时流传，现无法考证。“佬”之称，古代就有，《说文解字》说：“佬，丈夫也”，一般指成年男子。唐宋以后在方言中逐步衍生出对某一类人的称呼，如称“乡下人”为“乡佬”，称富人为“阔佬”等。作为地域群体标签，是明清人口大流动以后，对那些性格特征比较奇特的外乡人称为“佬”。

比较可信的说法，世人称“宝古佬”源于明清时期“宝庆排帮”的崛起。他们长年穿梭于资江，好似“天外来客”，如同大海上飞翔的海燕，无惧大风大浪，勇搏激流，性格又极为强悍，沿江两岸人既敬佩、羡慕，又好奇、嫉妒，知道他们来自宝庆，惊呼为“宝古佬”，褒也称，贬也称，爱也称，恨也称，宝庆人自嘲也称，褒贬取决于语境。于是，“宝古佬”之名，得以流传。

三、宝古佬文化：在“蛮”中创造神话，在“犟”中书写传奇

宝庆之“神”，既非源于天赐恩宠，也非仰仗山水灵秀，而在于一套自成体系、“独立特行”的“宝古佬文化”——它富有“宝气”，却唯独缺乏中国式的圆融精明。

这种文化，赋予宝古佬天生有一种“我命由我不由天”的霸气，一种“周天子算老几？”的傲骨，一种穷究事物真相、誓把黑与白“较清楚”的勇气，一种为世人所不为、敢为天下先的血性，以及一股不要命、“啥得一身剐”的蛮劲。

正是这种文化，使无数多的宝古佬每到历史的紧要关头，“一遇风云便化龙”。身上的那种“宝气”，立马转化为精卫填海之志，女娲补天之才。化茧成蝶，引领风骚。

如果站在历史高处，就不难领略这种文化的独特魅力！

不妨先数一数晚清以来近二百年，宝古佬创造的那些惊天地、泣鬼神的传奇，深度感受一下宝古佬在近代中国转型的推手意义：

神奇一：宝古佬为近代中国“开天眼”。

晚清华夏的思想版图上，弥漫着腐朽陈酸的气息，紫禁城更是这股昏聩思潮的大本营。唯有宝庆大地，能让人感受到几许人间清醒。

当国人普遍端着烟枪、目光呆滞地仰望皇帝时，宝古佬魏源以一部《海国图志》石破天惊，喊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强音，如寒冬惊雷，为国人打开“睁眼看世界”的“天眼”。这面“离经叛道”的思想旗帜，至今仍在历史长河中高高飘扬，成为我们实现强国梦的精神法宝。

作为时代的精神高地，并不是靠魏源一人撑起思想的高标，更主要是：即便民间，也拥有时髦的思想。宝庆穷乡僻壤，这里远离朝廷，又非闹市，开眼看世界的思想却率先在这里静静地发酵，悄悄地传播。

当时的宝庆精英争相传读魏源的《海国图志》，“不读魏源书，枉为宝古佬”成为口头禅。那时的宝古佬，言必称“夷技”，“师夷”成为强国共识。

即便在宝庆乡村，与魏源无染的山野之人同样以追逐“夷技”为时尚。如始建于道光年间、与山西乔家大院齐名的108间荫家堂，其屋顶绘制的西洋钟至今依稀可辨，这种在魏源之前，就把皇上唾弃的西洋“奇技淫巧”高高托举的鲜活历史，足以证明当年宝庆的"师夷"之风已深入乡野、融入民心。

很快，宝庆不知不觉成为神州大地师夷强国思想的发酵中心与传播中心，一大批宝古佬如刘长佑、刘坤一等从这里走出来，成为日后洋务运动的中坚力量。

以宝庆为圆心，洋务思想的涟漪在湖湘大地层层扩散，最终席卷全国，国人的“天眼”由此徐徐睁开。就连与宝庆毗邻的曾国藩，这位饱读圣贤书的传统士大夫，也深受影响，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上奏咸丰帝，将“师夷技”拓展为“师夷智”，使“师夷”上升为国家基本国策，推动近代中国洋务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

当国人的“天眼”洞开，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便如预设的剧本般依次上演。而宝庆，这个人间难得清醒的思想高地，自然成为这一切历史演绎的源头活水。

神奇二：宝古佬为湘军崛起开山奠基。

湘军，湖湘人的精神图腾，也是左右近代中国走向的重要力量。

世人一说湘军，就会说曾国藩创办湘军。

湘军到底如何起源？又是如何发展壮大的？

历史清晰地刻录着：

团练现象，古已有之。湘军始于团练，但作为湘军的摇篮，这个摇篮最早由宝古佬编织。

当曾国藩还在京城打卡上班时，宝庆的团练已办得如火如荼。1844年，宝庆新宁武举人江忠源会试落第后，返乡办团练，潜心打造能战之师。随之配合清军，镇压了当地雷再浩、李源发领导的农民起义。由此，宝庆团练声震朝野，不仅江忠源等人，一路破格重用，而且宝庆团练作为范本在全国推广。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咸丰皇帝陆续任命曾国藩等49位团练大臣办团练以保桑梓，就是基于对“宝庆团练经验”的高度认可。

湘乡率先复制“宝庆经验”。1851年，湘乡知县朱孙诒上任后，立马在全县兴办团练，罗泽南、王鑫、刘蓉、李续宾等日后的湘军名将脱颖而出，他们组织的团练队伍成为1853年曾国藩出山办团练的原始班底。从时间上说，宝庆团练比湘乡团练整整早了七年。

从地方武装转变为国家军队，是湘军“成军”的关键一跃，而这一历史性跨越依然由宝庆团练首次实现。

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是年底在家“丁父忧”的江忠源受朝廷征召，率新宁团练赴广西参战，取名“楚勇”，成为首支出省作战的湖南地方武装，正式纳入国家军队序列。这标志着地方自卫的“团练”蜕变为正规军，现代意义上的“湘军”由此诞生。此后，“楚勇”的旗帜在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五省高高飞扬，先后参与长沙、武昌、南昌保卫战。而此时的曾国藩，还在湘乡荷叶塘“丁母忧”。

湘军的威名是打出来的，“楚勇”一上战场，便令世人刮目相看，演绎出“湖南人会打仗”的神话。

江忠源率“楚勇”主导的全州蓑衣渡之战，精准预判太平军全军将从蓑衣渡北上湖南，于是提前设伏，用伐木塞江、炮击舟师之策重创太平军早期精锐数千人，击毙南王冯云山。这是朝庭先后任命三位钦差大臣、调集十几万军队镇压太平军以来，唯一一次取得重大战果的战役。时人郭嵩焘说“贼自广西窜出，独赖蓑衣渡一战，歼其渠魁，夺其辎重。”怒赞江忠源“知兵之名震天下”。

蓑衣渡之役，“楚勇”一战成名，太平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破了，“湖南人会打仗”的神话开始传遍朝野，成为一个时代的集体认知。“楚勇在，军心稳”——在随后长沙、南昌、武昌等地的激战中，“楚勇”成为朝廷与十几万清军不可或缺的“稳心丸”。

事实上，“楚勇”才是湘军最早且最正宗的旗帜。从军队的番号来说，当年的湖南不简称“湘”，习惯性称“楚国”，至民国时期，才逐步发生由“楚”到“湖湘”的转变，当年的“楚勇”便是现代人理解的区域“湘军”。曾国藩出山办团练，自己定义的“湘军”为“湘乡之军”，并没有全省之军的意思，因为他无法知道后来湖南会简称“湘”，他所说的“湘军”与我们现代所说的“湘军”同名纯属巧合。

“楚勇”，具备了成为军队的所有关键要素，名符其实是湘军开山一代，而且为日后湘军的崛起开了眼、装了胆、铺了路。无论是军队建制，还是战略战术，形成了一套可以效法的模板。

尤其是曾国藩出山办团练时，江忠源用神圣之手起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一是提出扩大规模，“练勇万人”；二是提出“办水师”，控制长江方可扼住太平军的咽喉。这两大策略向皇帝上奏予以认可，为曾国藩湘军集团的崛起，赋予了两把威力无比的尚方宝剑。

曾国藩在衡阳练兵时，为找“挂靠单位”，多次诚恳地表白：说自己办的团练，要交给“江公樵眠（江忠源，字樵眠）统领”。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现代人只知曾国藩，而不知还有江忠源。或者把曾国藩当作湘军统帅，而把江忠源视为湘军将领，甚至是排位在曾国荃之后的湘军将领。

铁一般的史实证明：宝古佬是湘军开山一代，曾国藩是湘军崛起的一代。江忠源是湘军之父，是湘军第一代宗师，是第一任湘军统帅；而曾国藩只是第二代宗师，第二任湘军统帅。

神奇三：宝古佬为湖湘人才洪波涌起开“闸门”。

历史上的湖南，是人才荒芜之地。在朝廷眼里，湖南三面环山、北面有八百里洞庭与中原相隔，天然的大型农场，是流放贬官的理想场所。唐朝出个湖南进士，谓之“破天荒”。除了流放而来的屈原、贾谊、枊宗元等名人，本土人才寥寥无几。即便科举考试，在雍正以前，湖南人参加举人选拔，都要横渡八百里洞庭去武昌考试，这样，湖南人才蔚起的大门事实上被牢牢锁死了。

而打破几千年人才沉寂局面，开创湖湘人才崛起新时代，破局之功属于宝古佬。

湘军起，湖南兴。是宝古佬创办的湘军，才真正打开湖南人才崛起的“闸门”。

近代湖南人才群起呈现四波“井喷”之状，清晰勾勒出湖南人才崛起的地理轨迹，宝庆率先呈现人才“井喷”之状：

第一波：宝古佬文化圈的陶澍（1779-1839）有湖南“人才教父”之称、宝古佬魏源（1794-1857）是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又是思想文化湘军之父，宝古佬江忠源（1812-1854）是军事“湘军之父”，并带出刘长佑、刘坤一两位封疆大吏，尽管湖南在此期间出现过贺长龄（1785-1848）、李星沅（1797-1851）两位封疆大吏，但并没有带来人才群发效应。为清晰了解湖南近代人才“井喷”的地理版图，历史有充足理由认定湖南人才首次“井喷”，核心地为宝庆。由“人才教父”、思想湘军之父及湘军之父，共同按下了人才“井喷”的核按钮，湘军开山一代直接打开人才首次“井喷”的闸门。

第二波：以曾国藩四大中兴名臣为代表，湘军崛起一代形成人才“井喷”的壮观景象，核心地为湘乡；

第三波：以谭嗣同、黄兴为代表，戊戌运动与辛亥革命形成湖湘人才“井喷”的新高潮，核心地为长沙；

第四波：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新时代，湖南人才全面崛起，处处“井喷”。

湖南人才最早“出湖”的是陶澍，道光年间与林则徐齐名的汉人高官，胡林翼是他的女婿，左宗棠是他的儿女亲家，曾国藩是他的粉丝，至今乃公认为湖南“人才教父”。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明确说：“不有陶澍之提倡，则湖南人才不能蔚起”。

陶澍何许人？如果说是个宝古佬，难免有争议、有“贴金”之嫌。但陶澍生于安化，安化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属于宝庆府管辖，宝庆文化中的梅山文化，公认的核心区域是新化与安化，有上下梅山文化之称。且陶澍早年赴京考进士，提供资助最多的也是宝庆亲友，尤其是宝庆隆回人，成全了陶澍的“出湖”梦。

陶澍是不是宝古佬不必确认，因为他受宝古佬文化滋养成长，在宝古佬文化圈泡大的，却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自从陶澍破了“天荒”冒了泡，湖南各地人才依然还在沉睡时，宝庆率先呈现出人才井喷之势。

随着江忠源、刘长佑等率领“楚勇”在南中国东征西讨，成为朝廷唯一倚重的、能与太平天国抗衡的民间劲旅时，一大批宝古佬也就率先走上历史的主舞台。

江忠源四十岁官至巡抚时，曾国藩还只是个在籍侍郎，左宗棠还在长沙当“师爷”打零工。江忠源是继陶澍之后本土成长起来的正部级高官，正式拉开湖湘人才首次“井喷”的历史大幕。

美国史学家斐士锋似乎看清了这其中的端倪，他在《湖南人与现代中国》一书中说，晚清时期，仅宝庆新宁一个县，就产生了多达174位文官，其中有三名统辖两至三省的总督、一名巡抚与73名司道府长官。另还涌现出167名统兵官，包括53名提督、58名总兵、56名副将与参将。

这种奇观，活生生把“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这八个大字牢牢镌刻在宝庆崀山顶上，湖湘人才“井喷”的地理版图，有力印证了宝古佬为打开人才涌流“闸门”立下破局奇功。

神奇四：宝古佬为中华推翻帝制、走向共和扛大旗。

每次登临岳麓山，伫立在蔡锷将军庄严肃穆的墓前，仰望那直冲云霄、恰似长剑出鞘般巍峨矗立的白色方尖墓碑，仿佛穿越时空，能清晰听见“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这掷地有声的呐喊。那带着宝古佬独具韵味的熟悉声音，在幽静深邃的山谷里经久不息地回荡，引发阵阵松涛此起彼伏，声响穿云裂石 ；与此同时，“将军拔剑南天起”所蕴含的万丈豪情，也即刻在心底翻涌涌动，令人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久久难以平复。尤其当目光细细掠过护栏上镌刻的“是真革命之先觉，乃敢特立而独行”这行苍劲有力的文字时，更能深切感受到蔡将军人格里与生俱来的天然傲骨，以及其血脉中喷薄而出的巨大勇气与非凡力量。

每当看到“独立而特行”的字样，便不由自主地想起梁启超为蔡锷将军所撰写的挽联：“国民赖公有人格，英雄无命亦天心”。此刻，脑海中总会情不自禁地浮现出几个在过往蔡锷研究中，几乎从未有人深入探讨过的问题：

其一，回溯历史，华夏大地爆发的内战数以千计，仔细探寻不难发现，哪一次不是围绕着抢夺地盘、争夺位子、掳掠美女、强占牛羊等物质利益而展开 ？倘若没有这些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诱惑，仅仅是为了争取人格尊严、捍卫民众权利，甘愿抛头颅、洒热血去发动战争，除了骨子里流淌着特殊精神血脉的宝古佬，谁会去发动战争？

其二，中华广袤大地，“知兵之人”遍布山野，手握重兵、权倾一方者更是多如牛毛。然而蔡锷将军彼时既没有丰富的实战经验积累，手中掌握的兵力也仅有区区一操场（约三千人），并且其军事理论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曾国藩、胡林翼所处的阶段——从他的军事著作《曾胡治军语录》中便可窥见一斑。在这样看似劣势的情况下，除了充满血性与胆识的宝古佬，又有谁敢贸然发动战争 ？

其三，纵观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但凡有人称帝，便意味着一场新一轮“排排座，分果果”的利益分配大戏即将开场，为此多少人梦寐以求、渴望“抢抓先机”？袁世凯称帝之际，举国上下的国人普遍都在精心盘算着如何在这场“分果果”的利益盛宴中分得一杯羹，就连被称作“旷世奇才”的杨度，都忙前忙后、积极组织“筹安会”，不遗余力地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摇旗呐喊。而能够全然不顾个人得失与利益，毅然决然地踏上“倒袁”之路的，除了有着独特精神内核的宝古佬，又有几人能为 ？

更有意思的是，还有一位终结帝制、走向共和的元勋谭人凤（1860-1920），与黄兴、宋教仁并称“辛亥三杰”。谭人凤是新化人，也是宝古佬，章太炎称其“磊落有古侠风”，典型的宝古佬性格。辛亥革命的核心人物只有五人左右，而宝古佬就有两位，这绝非偶然。

事实上，辛亥革命时期，宝古佬是一个推翻帝制、拥立共和最激进、最积极的群体，在蔡锷、谭人凤的背后，无数多的宝古佬为建立共和奔走号呼，流血牺牲。

遗憾的是，所有蔡锷、谭人凤的研究中，几乎清一色地遗忘了他们的宝古佬身份，更遑论从宝古佬文化的深厚底蕴中，去探寻其精神力量源泉。人们总是习惯性地从他们的家国情怀、博大胸襟与崇高人格等表层角度，去解读他的英雄情结，仿佛这些伟大的精神因子是从天上直接降临，正好落入他们的血脉之中？

蔡锷、谭人凤的第一身份是宝古佬。宝古佬文化中“不服周”（不服周天子管）的叛逆精神 、“人格大于天”的朴素民权思想，以及“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无畏血性，早已在漫长的岁月中，深深烙印在他们的灵魂深处，塑造了他们“独立特行”的独特人格，也为他们提供了源源不断、支撑其前行的巨大精神力量 。（后续将进行专题论述）

读懂蔡锷、谭人凤，就得读懂宝古佬文化。

宝古佬文化与时代大潮交融，淬炼出磅礴力量，使“将军拔剑南天起”成为种历史的必然！

因此，宝庆大地，称得上是推翻帝制、走向共和的思想高地。

神奇五：宝古佬为湖湘商业文化的觉醒扬帆领航。

湖湘商贾历史上如衰草残花，全无生机。在傲然挺立的晋商、徽商、潮商面前，湖南人常常自嘲道：咱湘人会读书、会打仗，但唯独在经商之道上缺乏天赋。

宝古佬却是湘人群体中极为特殊的存在，他们不仅饱读诗书、腹有才华，在战场上勇猛无畏、骁勇善战，更精通经商谋略，堪称一群既能驰骋沙场、挥斥方遒，又能纵横商海、叱咤风云的人物。

在湖湘商业的浩瀚海洋中，最早以商邦之名走出湖南、闯荡外界的，唯有宝古佬。他们不仅是湖湘商邦“出湖”发展的引路人，更是湖湘商业文化觉醒与崛起的领航者。

在近代湖南的商业版图上，对外唯一能够真正称得上“商邦”的，便是“宝庆排邦”。他们凭借着智慧与勇气，用简易捆绑的木头制成毛板船作为水上交通工具，巧妙借助水的自然流动之力，将海量的湖南特色物产，沿着蜿蜒的资水、奔腾的湘江，一路顺流而下，经浩渺的洞庭湖运往四面八方，成功实现了湘人数百年来“湘品出湘”的梦想 。在陆路交通尚未蓬勃兴起的漫长岁月里，宝古佬凭借着坚韧不拔的毅力与卓越的商业才能，对资水流域的商业活动形成了长达上百年的绝对垄断局面，其稳固地位谁也无法撼动。

同样，“出湖”遨游商海，也是宝古佬独占鳌头，他们永不停顿地拓疆扩土，用血与汗不断刷新新的商业版图。

晚清道光年间，坐落在今邵东市蒸水河畔的荫家堂，与远在北方的山西乔家大院遥相呼应，犹如古代商业文化一南一北的双子星座，无声却有力地记录着宝古佬所创造的商业传奇与神奇。

荫家堂的主人申承述专注于大米生意，凭借着敏锐的商业眼光和过人的经营手段，在湘江、长江沿岸的衡阳、长沙、岳阳、武昌、南京等主要城市，都开设了“申氏米铺”。由数十艘货船组成的私人船队，常年穿梭于资水、湘江与长江之间，“申氏米行”的旗帜成为当时大江大河之上一道亮丽夺目的风景。

而崛起于晚清时期的武昌宝庆码头，更是生动书写着宝古佬商帮抱团“出湖”、勇闯天下的壮丽传奇。

咸丰年间，湘军与太平天国围绕武汉展开了反复激烈的争夺，湘军收复武汉后，这座繁华的城市早已满目疮痍、一片废墟。宝庆商人凭借着敏锐的商业嗅觉，察觉到九省通衢之地战后重建所蕴含的巨大商机，他们如潮水般迅速涌向武昌，齐心协力打造了宝庆码头。这座码头迅速崛起，一跃成为全国货物吞吐量名列前茅的重要商业枢纽，汉正街九成以上的商铺，都归宝古佬所有。财大气粗的徽商对此垂涎三尺，还借助兴起的淮军势力，与宝古佬商帮展开了长达十多年的激烈争夺战，然而最终却只能无功而返。

如今，在武昌、北京等许多大城市中，留存下来的宝庆会馆遗址，依然静静地伫立着，无声地见证着宝庆商帮昔日的辉煌与荣耀。

时至今日，以易宝支付、58到家、三一重工等为杰出代表的两百多万宝庆商帮成员，活跃在世界各地的商业舞台上，凭借着智慧与拼搏，不断书写着新的商业传奇。湖南商海，依然由宝古佬稳执牛耳。

……

尽管华夏大地，处处都有神奇，但真正用硬核史实搅动历史星河，书写出恢宏的历史画卷：

晚清人间清醒之地；湘军开山之地；湖湘人才“井喷”的首发之地；走向共和的举旗高地；湖湘商帮异军突起的福地；而且还是近代湖湘文化转型升级的引擎之地。

实属罕见的神奇！

历史的星光聚焦一地，无数英名汇聚一身，不得不说：宝古佬，无疑是一张闪亮耀眼、极具分量的历史文化名片。

倘若我们一起再去穿越历史时空，捕捉灵动的宝古佬文化密码，也许愈觉其味更浓，其意更长。

申平华，费孝通关门弟子。年轻时出版《再造中国人》《思想解放与湖南发展》《青年行为学》《女性社会学》《出路》《从政道德》等著作十多部。历任湖南省委党校教授、科研处长，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副社长，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