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宁师有个约

文/刘凯希

我与宁师的约会，美丽幸福，却又充满艰辛。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上学的孩子特多，乡乡都办中学、村村都办小学。因为老师少了，一部分本已扎根泥土的高中生“洗脚上岸”，到学校当上了民办老师。这种临时应点“凑拢班”，没受过专业训练，各方面自然会有差距。所以，后来就有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系列政策措施，其中有一条，就是择优招录到师范学习，再按期转正。我就是这个政策的受益者。

我们读书的学校在宁乡县城，叫宁乡师范，习惯称“宁师”，一所很有名气的老牌师范学校。当年，李维汉曾在这里主持成立中共宁乡第一个支部，代号“宁觉”。徐特立、谢觉哉两位老前辈都曾在这里任教。

印象中，宁师校门朝南，有个简单的牌楼，上方有谢老题写的校名，黑色底板上，金色繁体字苍劲有力，很有厚重感。出门左边是宁乡实验小学，右边是宁乡公安局。门前一条小溪蜿蜒，曰“化龙溪”，曾是居民洗漱的地方，因为后来搞旱厕改造，溪水便变得有些脏臭，被戏称为“化脓溪”。溪上有两座便桥，一座通往学校食堂和教工宿舍，另一座则通往一条窄巷，叫“火宫巷”，巷口挂的那个“康益旅社”的牌子还有些印象。

校园内也比较简单。进门左边两栋砖木结构的老式房子，楼上铺的木板，是“民师班”宿舍。右边也有几栋，前面是教学楼，后面则是“普师班”宿舍。中间一条通道，正对着几十级青石台阶。教学楼前面有块空地，周边古木参天，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树冠，洒下斑驳的光影，写满诗意。同学们往返学校，都喜欢在这里放下行李歇脚。还有个大礼堂，一栋职工宿舍。右边位置最高的地方有个土操场，用围墙围着，每天一早，我们都在这里出操。

普师班学生占大多数，都是从初中毕业生里面挑的，十六七岁，充满朝气。那时候，能考得上师范的初中生都很“牛皮”，基本是乡村中学里的“学霸”，走到哪都有人竖大拇指。别看只是个中师，其含金量可不低，三年毕业，直接分配到当地小学任教，稳稳当当的“铁饭碗”。民师班就我们这批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人数并不多。我们的学制是两年，脱产读书只一年，另一年回乡镇实习。记得我们这一届是先读书后实习，上一届则是先实习后读书，两届加起来，也就八个班，不到400号人。

和普师班的学生不同，我们多数都有家有室，或是家庭主男或是家庭主妇，无论如何都是不能把家庭割舍的。于是，平衡好学业与家事就成了我们的“必修课”。学校也充分考虑实际，在作息安排上给了很多“优待”。那时没有双休，通常，我们都是周六下午回家，周日下午返校。我老家在宁乡、益阳、桃江交界的地方，离县城约50公里，说远不远，说近也不近。往返学校的路上，唯一靠谱的交通工具就是“桃江班”，来回桃江长沙的大班车，从老家那边到县城，好像要七八毛钱车费。

回家那天，大家都很兴奋，很早就开始准备。除了清点换洗的衣服，少不了要用节省下来的饭票，到食堂买几个馒头。宁师的馒头个儿大、味道好，乡里一般吃不到，带上几个给家人或邻居分享，绝对是“口福”。放学了，大伙就火急火燎地赶班车。从学校到宁乡汽车站有段距离，一般就走路。实在来不及的时候，也得叫个“叭叭车”，三轮摩托改装的，加了个油布篷，里面能坐两三号人，不过要花一两块钱，心里总有些舍不得。

“桃江班”是过路车，班次相对固定，而且很少进站，所以只能站在路边等。远远地看到车来了，就迫不及待地往上挤。车上早已挤得爆棚，有座位的似乎并不在乎，悠闲地打着瞌睡；没座位的一个劲地往人缝里挤，希望找个东西扶。售票的则不停地忙乎，从车头挤到车尾，一个劲儿嚷着“买票”，然后一个一个地收钱，在铁皮盒子里扯上车票给了，才算基本安定。要是有急刹车或急拐弯，站着的人群就会“一边倒”，跌跌撞撞是必然的。这可是“扒手”下手的最好时机，一不小心把袋子里仅有的几块钱弄丢，回去就不好“交差”。因为平时坐车少，我一上车就不舒服，顺顺当当走倒没什么事，若是停车上下客，“嗤”的一声，那种汽油味便扑面而来，肚子里立刻翻江倒海，够难受的。好不容易熬到熟悉的路口，就要司机“踩一脚”，赶紧下车走路。本就疲惫不堪，加上肩上背的、手里提的，走两三公里路，要个把小时。有时运气好，也能搭上个“手扶拖”之类的顺风车。

回到家里，已是傍晚时分。妻子早已准备好饭菜，一边端茶倒水，一边问这问那，很是亲热。儿子还小，但识得了人，拍打着要我抱，恋在怀里不肯放手。两口子一起看看电视，商量好第二天的活，便哄着儿子早早休息。第二天就按计划行事，挖土、种菜，踩草、施肥，安排得满满当当。下午忙完，洗个澡、带上衣物，又匆匆赶路。若是赶不上车，周一早上天没亮就要出门，不然会要迟到。

我所在的是民师904班，四十几个人，都是宁乡、望城来的。大伙都很好相处，而且各有特色。有几个喜欢说笑的“策神”，有几个讲起“升级”就来劲的“老顽童”，也有几个讲究搞点写写画画的，还有独自坐在角落拉扯二胡自娱自乐的。

在宁师读书，我们的文化课其实都是“炒现饭”，因为我们多数都已高中毕业，有的还搞过中师函授，学的大体差不多。关键还是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我们的课程也主要集中在这一块。《算术基础理论》是左玉辉老师教的，印象最深的是她归纳的“顺口溜”，精辟精要，很有技巧，比如教“多位数零的读法”，就有“0的读法要记清，级尾有0不发音，级头级中0都读，连续几个读一声”几句，让人过目不忘。曹建伟老师教的《教育家教育思想》，表面有些枯燥，细品却意味深长，诸如孔子的“有教无类”、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苏格拉底的“产婆术”、夸美纽斯的“班级授课制”，对我们后来的教学实践都很有影响。宋光武老师教书法课很有一套，一边讲“点如瓜子撇如刀”之类，一边拿个湿抹布在玻璃黑板上写画，用粉笔沿着印迹边沿勾勒一下，方方正正、秀美有力的汉字立刻呈现出来，令人叹为观止。教美术的是戴虎强老师，年纪和我们相当，个子不高，虎头虎脑，留个长发，蓄点小胡子，一个典型的“艺术青年”形象。因为还没成家，很多时候就和我们几个喜欢画画的“混”在一起，成为了“铁杆”。教普通话的胡茂林老师也很年轻，人美音甜，听她讲课简直就是一种享受。但凡教过我们的，在我心目中都是值得敬仰的师长。

老师教得好，学生自然不赖。在民师班里，我算是学得比较用功的，每次考试成绩都不错，即使是五音不全，乐理考试也打过98分，就连从未摸的风琴也能勉强弹上几曲。记得有一次，学校还安排几个同学帮我，到隔壁的实验小学上了一堂“思品”研究课，且不说上课好坏，单就乡里老师到城里上课，这个机会就很难得。

课余，我们玩得多的就是“升级”。宿舍里，我们都有一把集会坐的蓝色小木凳，一块上美术课用的小画板。只等放学，几个爱玩的就“嘭嘭”上楼，搬上凳子、搭起画板架场，多的时候有两三桌。尽管是闹着玩，但大伙都很认真，为了争个输赢，有时甚至饭铃响了还舍不得散。也有三两成群逛街的。顺着火宫巷往南走百把米，向右拐个弯，便是宁乡北正街。工人文化宫、宁乡工农饭店、宁乡百货商店、宁乡花鼓剧院和宁乡县政府等地标性建筑，都集中在这一块，很热闹。我常去的却是南司湾，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巷子，传说这里曾有“八条好汉”，都是大人用来吓唬小孩的“神器”。最喜欢这里的瓷器，锅碗瓢盆样样有、价格也便宜，随便挑几个回家，妻子一定很高兴。偶尔也会“洋气”一回，去文化宫前坪吃吃宵夜，这里摊位很多，灯火通明，臭干子、烤鸡翅、嗦螺、炒粉，应有尽有，大家围坐一起，不分彼此，相互请客，吃得津津有味。

一晃就是一年，该回老家实习了，大家都有些不舍。说是实习，其实与正常上班没啥两样，只是偶尔跟学校有些联系。我实习的地方不再是原来的村小，而是换到了乡里的中心小学。这是一所全新的学校，乡里村里都很重视，安排的多数都是刚从师范出来的年轻老师，很有活力。期间，民师总支的老书记还亲自来看我，了解我的情况，一再嘱托乡联校的领导要“好好培养”我，让我很受感动，很受鼓舞。

在宁师，虽然只短短两年，但我所付出的、所获得的却是空前的。我后来的每一次工作调整、每一次成长进步，都得益于那两年的潜心修炼。

毕业以后，大家都很少回学校。因为工作上的原因，我一年还能去上一两次，偶尔也碰上过熟悉的老师。同学之间也少有联系，直到近几年，班长和几个热心的同学才建起了同学群，搞过几回聚会。阔别重逢，同学们的喜悦如同烟花在心里绽放，脸上露出沧桑的笑容，大家相互问起各自的境况，回忆起在宁师读书的点点滴滴，很是感慨。

如今，宁师不再是以前的宁师。几经调整搬迁，宁师已升格为长沙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址也重新回到了曾经热恋的宁乡故土。同学们不再有当年的豪情锐气，多数都已告老还乡，在家里当起了“研究孙”，有几个还悄然离去了。

但不管怎样，宁师在推动长沙基础教育发展这一块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曾经作为全市“小学教师培养摇篮”的地位永远不可撼动。在这里学习进修的一代民师，用“粉笔＋黑板”这种朴素的方式，坚守乡村学校半辈子，把自己的青春和智慧撒在乡村课堂里，为孩子们撑起了一片幸福蓝天，历史永远不会忘记！

刘凯希，小学教师出身，多年在省、市、县教育行政部门从事政策研究、文字综合和教育管理工作。曾发表多篇文学作品，出版多部专著。现供职于长沙市某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