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的情感结构与历史想象

——1990年代以来的物史小说（节选）

文/陈雅琪

1990年代开始，当代文学中出现了一系列以写物为中心，以物来承载传统文化兴衰的长篇小说，如徐风《国壶》、储福金《黑白》、王旭烽《茶王三部曲》、王安忆《天香》《考工记》等。在这类作品中，“物”是小说的主角，如《国壶》中的紫砂壶，《黑白》中的棋盘，“茶王三部曲”中的茶叶，《天香》中的园林与绣品，《考工记》中的老宅等。“物”既作为行动者主动参与并推动着叙事的进程，又化身情感的纽带，与人物及时代共同构建了一个个生命共同体。

一、独特物件与情感结构

从叙事学的角度观察，物除了作为文化符号的能指之外，它也具有自己的生命和灵性。在叙事中，“物”不是被动的客体，而是有行动力的主体，作用于人物的行动、决定人物的命运。因此，研究“物”在叙事进程中的枢纽作用，考察“物”如何讲述自己的历史和故事，能帮助我们重新理解“物”的本性，发现“物”的力量。

1990年代以来的物史小说中，器物在凸显故事主题、塑造人物性格和推动故事情节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小说通过器物展现世事变迁和人事流转。《国壶》借由两代紫砂壶王的坎坷人生，描绘了家国恩怨与世间万象。《黑白》聚焦于一代棋王陶羊子的棋道修行，将其个人命运与民族历史相连，透过棋魂映射出国魂的深邃。《茶人三部曲》以茶为线索，讲述了杭州忘忧茶庄几代人的命运起伏，展现了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和中国茶文化的精髓。《天香》透过绣、园、墨、林等元素，揭示了晚明上海申氏家族的奢华生活及衰亡史。《考工记》则以一座老宅为核心，通过老宅的兴衰，反映时代的变迁与老宅主人陈书玉的曲折人生。物与人有相通之处，以物代人，塑造人物性格和描绘人物心理。在《国壶》中，壶师根据赠壶之人的性格特点为其量身定制不同的壶器。袁朴生给情人莫水蓉的是红豆壶，“壶是心形，米黄色的老段泥，小巧而圆润。壶钮便是一颗红豆，大红袍泥，惟妙惟肖的一颗红豆”^①，象征着袁朴生的一片痴心。阿多给碧云的是碧壶，“大红袍泥，宽口，弯流舒展似粉颈；壶体丰腴。让人赞叹的是那壶柄，似少女细腰，盈盈一握，玉润珠圆，怎么看都觉得窈窕可爱”^②，壶的身姿韵态正如碧云一般，展露了阿多对碧云的一片深情。在《南方有嘉木》中，作者常常将人比作茶树或茶叶。如将茶清比作老茶树，“茶清是株老茶树，盘根错节，扎在忘忧茶庄的基石中了”^③，意指茶清与杭氏家族缠绕不清的关系与命运。物还用来形容人的心境变化。在《南方有嘉木》中，小说叙述关键情节沈绿爱得知丈夫出轨，并未直接描写她的面容样态，而是继续白描她冲泡的绿茶的变化，“茶叶冷静地摊浮在水面上，不动声色。面朝上的那一层皱着脸孔，干瘪瘪的，仿佛下面托着的不是水，是透明干燥的空气。”^④“干瘪瘪”的不仅是茶叶，更是沈绿爱干枯的心。在她病倒三天后，当她从病榻中醒来，首先看到的还是那杯龙井茶，“浮在层面上的茶叶终于舒展开来了，茶汤，已经呈现出黄绿的色泽。叶片，正在一片片地，用极其缓慢的速度，往下降落。”^⑤这表明她的心境已经转变，她改头换面、重振精神，这是人物性格的重大转变。此外，器物还作为叙事线索，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在《南方有嘉木》中，曼生壶是赵寄客送给杭天醉的礼物，也是他们友情的象征。壶身所刻“内清明，外直方，吾与尔偕藏”是他们友谊的箴言。兔毫盏连结着杭嘉和、杭嘉平兄弟与日本女子叶子。兔毫盏是叶子赠与杭氏兄弟的，它见证了革命的开始、经过和结束，也见证了中日友谊的破碎和兄弟和好、家族团圆。《考工记》中的老宅作为小说中的恒常，在时代的变革中坚守着稳定和不变。《天工开物·栩栩如真》中的贝壳化石贯穿小说始终，贝壳化石在现实世界中是董富和龙金玉的定情物，是练仙给“我”的重要信物，在可能世界中它是栩栩的身体构造之一，藏贝壳化石的仙人井实现了可能世界和现实世界的转换，因此它还是联通“可能世界”和“现实世界”的钥匙。“瓦猫”将叙述者“我”、仁钦奶奶、荣瑞红与西南联大时期的宁怀远、荣瑞红、学校师生，将西藏与昆明两个地域空间打通互联，构建了全方位、立体感的情感共同体。

鲍德里亚在《物体系》等著作中提出了“个性化”物品的概念。他指出，物品的个性化是个人消费的前提。在与建筑师努维尔的对话集《独异之物：建筑与哲学》中，他还将“独异性”与审美化、价值化等概念联系起来，强调独异之物对于打破全球化带来的同一化和整体化趋势的意义。此处所论及物的“独一无二”在于物所承载的情感、审美和文化价值，强调在当今消费社会注重物品的实用功能和商业属性之外的另一重维度，即物与人的情感连结。在关系中的物反映的是人与物的关系、人与他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这也可以被归为情感的三重维度。

首先，独特物件是开启回忆的钥匙，它把与之相关的经验和感受重新召唤出来，让人得以去捕捉物背后的情感结构和个人记忆。普鲁斯特的“玛德兰娜小蛋糕”所触发的就是这样一种“想象”和氛围，而非“事实”和物的形式本身。董启章《天工开物·栩栩如真》里写到了很多日常生活物件。收音机、电报、电话连结的是董富和龙金玉、何亚芝和董铣、“我”和如真三代人的爱情故事，车床是属于董铣的独家记忆，衣车唤起的是“我”和练仙的故事，电视机陪伴了“我”和小玲姐姐的童年。邹文律认为，“董启章在《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所致力捕获的，正是家族三代与‘独特物件’共处的种种记忆。”^⑥《长恨歌》中王琦瑶的旗袍是她的青春记忆，衣服是她孤独中的伴侣。《繁花》中的香港风景明信片、电影说明书、阿宝的邮票、蓓蒂的钢琴、李李的洋娃娃都足以成为大时代下微观史的缩影。独特物件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董启章《天工开物·栩栩如真》中，董富的旧式手提电报机的“独特性”在于它是董富与不在人世的龙金玉联系的唯一工具。Walkman的独特意义在于它见证了“我”的友谊和青春期的成长。《书匠》里需要修复的《康熙字典》是“我”外婆的陪嫁，维系着她和她父亲之间的情感。《天香》中绣品连接了小绸、闵、镇海媳妇三人的闺阁情谊，也勾勒了希昭、蕙兰等女性的成长历程和心灵史。此外，人还在“独特物件”中发现了自身的情感模式。物件是自我的延伸，人从物件之中，发现了自我的本质。在《天工开物·栩栩如真》中，车床代表着董铣的欲望和梦想。他日日夜夜和车床在一起，车床不仅是工具，更是他情感的投射和自我的延伸，他们成为了一体。独特物件所触发的感知上的刺激最易激发个体意识深层的未知部分，从而打开个人隐秘史。相机对于“我”来说，不仅仅是一件玩具，而是“我”用来凝视他人的工具，在“我”第一次偷拍Volvo女孩后，“我”触碰到了关于性的幽微的感知，它开启了“我”的性启蒙，使得青春期的欲望得以显现。

“情感结构”理论首先由雷蒙德·威廉斯提出，它是一种共同的认识经验，一种时代情绪和文化模式。这个概念具有一定的含混性，既指涉个人感受，也包含普遍性经验和整体性文化。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人们对现实生活具有一种普遍的情感体验，反映了当时社会所共有的价值观念及心理状态。余夏云认为，雷蒙·威廉斯提出的“感觉结构”理论“意图在没有定型的事物、过程中发现一个时代的风貌。”“‘感觉结构’的重心并不是情与理的纠葛，它从日常经验出发审视社会，揭示一种文化的整体态势。”^⑦所以，在更深层次上，可以将“情感结构”理解为一种普遍的价值观、社会心理和文化态势。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造就了这种深厚的集体情感模式，感物传统中强调对人的内在情感和精神品格的表达和感受，如《天香》中道不尽的深切而执着的物世情缘；《茶人三部曲》中蕴涵着的平淡典雅、乐观进取、含蓄包容的茶人品格；《黑白》中融会贯通的中国儒释道的精神内涵和价值追求。1990年代以来的物史小说聚焦于棋道、茶道、壶道、绣道等物道，通过展示物与人之间深厚的情感连接和文化传承，彰显了坚韧不拔、乐意进取、兼收并蓄的国人品格和精神。

注释：

①②⑯⑰⑱徐风：《国壶》，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54页，第176页，第215页，第98页，第374页。

③④⑤王旭烽：《南方有嘉木：茶人三部曲第一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9页，第197页，第200页。

⑥邹文律：《人与物件的时光之旅——论董启章<天工开物•栩栩如真>的物（家）史书写》，《政大中文学报》2011年第16期。

⑦余夏云：《感官：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趋势》，《当代作家评论》2024年第4期。

（本文系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城市小说中的器物书写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2YBQ033）

（本文节选自陈雅琪《物的情感结构与历史想象——1990年代以来的物史小说》，原文刊于《当代文坛》2025年第2期。）

陈雅琪，湖南常德人。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兼及当代小说批评。研究文章发表于《当代文坛》《中国文学研究》《文艺论坛》等刊物，并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主持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